次仁拉姆 女，73歲，曾任聞名全國的“窮棒子互助組”組長、山南乃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西藏自治區人大副主任。

1959年我32歲，是乃東宗桑嘎谿卡的朗生。這個谿卡是貴族門仲家的。我有時干農活，有時放牧。那年年初，從桑耶來了一伙叛亂分子，他們強行住進了村中富裕的大差巴家，到處搶糧食和牲口，連婦女的內衣都搶，還強奸婦女，無惡不作，并逼迫很多人去為他們放牲口、做飯。莊園的主人在叛亂分子來到之前就帶上細軟騎著馬逃到拉薩去了。叛亂分子住了十多天，村里的人受盡了苦和氣。這時，聽說解放軍從定拉處朝我們這的方向來了，一時，從拉薩等地來了許多人到我們村，有僧人有市民有商人，村中到處謠傳著：共產黨會派男人去打仗，讓孩子和父母分離，不許我們信仰宗教等。一天早晨，遠方傳來槍炮聲，村里的外來人和叛亂分子頓時大亂，都騎上馬紛紛向澤當方向逃去。我們窮人無處可逃，只好呆在村中。中午，解放軍來到村中，他們看了看莊園的房子，然后又繼續追趕叛亂分子去了。

五、六天之后，我們村來了很多解放軍。他們對我們很好，經常送吃的東西給我們窮人，還幫我們干活，給我們治病，從來不拿老百姓的任何東西，和過去來我們村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樣。村里的人都很喜歡他們。他們在村中主要是調查情況，比如，莊園的主人去了哪里，什么人家有武器等。在那之前，莊園的主人逃走時，把帶不走的好東西都存放在周圍的寺院里。管家的妻子是那戶貴族的小姐。解放軍調查完后便回去了，接著從鄉里來了工作組，有三位漢族干部和四五位藏族干部。他們也是先搞調查，這次調查的內容主要是村里人的生活、生產情況，并對農田、牲口、農具進行登記。接著進行民主改革，把莊園的地契和債據都用一把火給燒掉了，并把莊園的東西分給了大家。我家分到了莊園的一間有六個柱子的房子。這是我家世世代代住過的最好的房子！此外，我家還分到了1頭犏牛、1頭小牛、6只羊、1匹馬、6克地，以及燒茶鍋和勺子等。當時，村里的人都很高興，都說：托毛主席的福，我們的債沒有了，還給了我們這么多的東西，我們總算過上好日子了！

塔熱·次仁玉珍 女，西藏文聯副主席。

1959年春天，是我參加工作后的第一個春天。春天的圣城，陽光明媚，風和日麗。然而不知為什么，剛剛過完藏歷新年的市民們整天沉長著臉，表露出一種忐忑不安的樣子。大街小巷里的人們三五成群，低聲議論。八廓街里的居民整天忙忙碌碌，行色匆匆，閉門堵窗，顯然是為了防止外人闖入。當時，拉薩城里騎馬挎槍的外地人日益劇增，他們操著蠻不蠻、侉不侉的官腔到處橫行，還不時地高喊：“先要殺死那些跟漢人走的藏人”。有人手拿喇叭筒在大街上演講，說：“漢人如同生牛皮，時間越久越緊身”等等。這一切表明，拉薩正在醞釀著一種不幸的災難。

有一天，我跟著阿媽轉經，剛走到加波日（藥王山）西側開始向北轉的時候，轉經的人群突然騷動起來，大家爭先恐后地紛紛向羅布林卡跑去。我和阿媽也莫名其妙地跟在人群后面走了過去。當我們來到通往羅布林卡的馬路邊時，看到羅布林卡東大門前已擠滿了人。一個嗓音深沉的男人，通過東大門頂上的高音喇叭喊：“喜歡漢人的跟著漢人走，喜歡藏人的跟藏人去，從此藏漢徹底劃清界線……”接著那黑鴉鴉的人群疆動起來，喊聲雷動：“要殺死吃漢飯，穿漢衣的藏人！”我和阿媽一直站在路邊，遠遠地看著?？赡苓^了半小時后，有幾個人用繩子拖著個死人過來了。那死人身穿一件草綠色的毛料藏袍，里面穿了一套紫紅色的內衣，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牛皮靴，剃著光頭，頭上有幾道深深的刀痕。我緊緊靠在阿媽身邊，看著那死人被拖走了。后來又聽說他被拖到大昭寺前燒了。自此，整個拉薩的氣氛更加緊張了。那些日子，整個拉薩充滿了一種不祥的氣氛。因此，我求阿媽帶我回農鄉去，可她說：“我們現在不能回去，你的兩個哥哥在內地學習，我必須等他們回來”。我只好留在她的身邊，等二位哥哥歸來。

1959年3月19日下午，我去姐姐家。當時她住在公德林巧康色布院內的一個小屋里。天剛蒙蒙亮的時候，有一群滿面血跡的陌生的藏族男人突然闖進巧康色布小院內，強迫居民燒桑煙，有幾個老太婆戰戰兢兢地提著香料到院里燒了桑煙。我屏著呼吸躲在屋里。那些人在院里對外放了幾槍就跑到巧康色布寺廟里去了。剛年滿16歲的我呆立在那里，好久，好久，等我冷靜下來的時候，想去找阿媽，心急如焚，不知所措。這時候天已經大亮了。

這天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外面的槍炮聲繼續。離我們不遠處的一個民居起火了，煙霧彌漫，火光沖天，火勢兇猛，隨時都有擴散蔓延的危險。又是一個可怕的場面出現在我的眼前。有人說，那是巴西倉的家失火了。到了第二天太陽出來的時候，槍聲、炮聲沒有了，解放軍來了，一切都平靜下來了。解放軍發現我姐姐受了傷，就把她送到醫院治療去了。我阿媽安然無恙。

那一年發生的另一件事也讓我難以忘懷。地方工作人員開始進入緊張的民主改革階段時，吉曲河泛濫起來，洪水沖進拉薩市，整個大街小巷積滿了水。市面和河面融成為一體。許多單位及居民的院內，只有劃船才能進出，那些經不起洪水沖泡的土房、土墻紛紛坍塌。居民們的一些茶桌、羅瑪（盛食物的竹盒）等也被水沖走了。危難時刻，人民解放軍奮力抗洪，及時治住了那魔舌般席吞大地的洪浪，使圣城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乃東·覺果娃·索朗多吉 男，71歲，現任山南地委政協常務副主席。

我家住在山南乃東，世代擔任原西藏地方政府山南總管的仲譯，這個職務以世襲為主，被地方政府正式封為五品官。當時，山南的總管有兩位，一僧一俗，僧官是孜仲·察多熱，俗官叫覺杰。

我和夫人很早就參加了革命。1954年，我倆參加了愛國青年聯誼會，這一年，我作為青年團的代表，還去了內地參觀。從那次參觀，我真正感覺到了我們祖國的強大?；氐轿鞑睾螅野炎约旱乃娝劯嬖V了不少人。有的人不相信，也有人不愛聽，認為我是在給共產黨做宣傳。

1958年6月，“四水大崗”的頭子到達了山南哲古地區（今措麥縣），宣布成立了叛亂武裝“衛教軍”，在那里建立了叛亂據點，并開始進行活動。

那時，因我和夫人都參加了革命，她已是婦聯主任，時常有人朝我家放黑槍、扔石頭。我家有一位女仆，她的丈夫被叛亂分子打死在昌珠寺門口，并用刀子把上身都給割掉了。打死的原因，說他是我們夫婦倆的走狗，是共產黨的特務，是為我們倆聯系漢人和送信的人。當時局勢非常緊張，叛亂分子到處制造事端。為防止意外，中共山南分工委讓我搬到他們的住處，那時叫“崗布”，即現在的行署院內。當時，我夫人的母親和我們住在一起，她讓我們打卦再決定，于是我請人算卦，卦上讓我們逃離山南，于是我們全家帶上四五個仆人半夜逃離山南，逃到了拉薩，并躲了起來，這才沒有落到“四水六崗”的手里。我們逃走后，叛亂分子在山南地區打了三次仗，并殺了一些和共產黨有聯系的人。如，在我所在的乃東宗，有一位裁縫，因為他平時認識一些干部，為干部做過活，就說他是共產黨的特務，抓走后就給打死了。

1959年拉薩發生叛亂時，我仍躲在市區的“康東卓康”，聽說桑頗·才旺仁增在羅布林卡門口被打傷，帕巴拉堪窮被打死的事，后來聽說羅布林卡在打仗。再后來，聽說達賴已逃走了。平叛那幾天，所有院子的大門都給緊緊地關上了。后來叛亂被平息了，有不少解放軍陸續來到院中調查，把叛亂時朝解放軍開槍的兩個哲蚌寺僧人給抓走了，別的男人只要把家中的武器交出去，并交待是否參叛就沒事。我和哥哥把武器都交了出去，并要回了一個收據，怕過后再來人收武器。后來，來了工作組，又成立了居委會，居委會告訴我們：住在拉薩是可以的，回山南也行，你們的行動是自由的。我說，我要回去。當時我們黨的政策我懂一些，我相信政府。居委會便給我們開了證明。

回到山南乃東時，我們全家便住到了莊園里。莊園里有六七十名朗生，他們當時都仍住在自己的老房子中，那時，正在為民主改革進行宣傳，我一方面參加上層人士的學習活動，一方面也去百姓中進行民改宣傳。我們主要是告訴百姓“解放”和“自由”，我教育我家的朗生尼瑪卓瑪，讓她參加革命，后來她當了昌珠區的書記。

在民主改革中，政府對沒有參叛的上層人士實行贖買政策，工作組對該贖買的人家的土地、房屋、耕畜、多余生產資料，進行登記作價。我家便屬于贖買對象，但我家在解放前不屬于三大領主，只是原地方政府的屬民，因此土地權不歸我們，也就無權賣土地，只有房子、糧食、樹林、牲畜和農具屬于自己，于是根據國家的贖買政策，把家中的財產賣給了國家。

次仁羅布 男，現年68歲，曾任那曲地區小學教師，現住拉薩團結新村。

1959年，那曲有兩個機構。一個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羌基府，有兩個長官，一僧一俗，護衛兵一百多個。另一個是共產黨的那曲分工委。

我的父親是曲水人。早年是夏格巴代本手下的一名士兵，隨代本去昌都時遇見了我母親，生下了我。一次，代本招集士兵的子弟在類烏齊學習，就這樣，我學了兩年多的藏文，并在二十多歲時到共產黨辦的那曲小學任藏文老師。

1959年之前，富家子弟不愿意進共產黨辦的學校，說那是漢人的學校。于是，我們就挨家挨戶前去動員。那些富人對我們很冷淡，前去家訪時，從不主動請我們進屋。但是貧苦的人家很熱情，主動前來迎接我們。1959年3月的時候，那曲謠言四起，有些藏兵還公然在街上毆打學生，并用紅領巾勒學生的脖子，搞得人心惶惶。那曲分工委提出抗議，不許他們打學生。為此，開課時，我們經常搬遷校址。這年3月的一個星期六，學校正在上課，解放軍的一位翻譯匆匆走進教室，對我們說：你們還上什么課，叛亂開始了，趕快讓學生回家吧。我們趕緊讓學生收拾書包，教室里一片慌亂。這時一位解放軍軍官朝我們跑來，說：不能讓孩子們這么回去，萬一遭到槍擊怎么辦？幸好孩子們還沒離開學校，我們共有一百多個學生。我們關上校門，不讓孩子們亂走動。在緊張的等待中，只聽見槍聲炮聲，我有些好奇，想上二樓去看，解放軍不讓我上，說太危險。不到天黑，槍炮聲就沒有了，叛亂也平息了。第二天，學校讓教師們去學生家家訪，調查學生的安全狀況，并宣傳黨的政策，告訴人們平叛針對的是反動派，不是群眾。這時，富裕人家態度大變，都熱情地出門迎送，而且口口聲聲“老師、老師”地叫個不停。不久，學校又正始上課，我們不用再像過去那樣前去動員學生，而是學生主動前來上課。家長的態度變好了，學生也主動來了，我們這才處處受到尊敬，這才覺得自己像個教師。

平叛之前，政府的救濟，對富家子弟是給十多元大洋，對貧家子弟是給糧食。后來進行民主改革，給牧民分牲畜。當時，我們學校的校長被派去參加民改。他懂漢語，名字叫頓珠次仁。這年9月份，讓我去內地參觀學習。11月份到了北京，還見到了毛主席呢。參觀結束回到那曲時，發現社會面貌大變，我所在的學校，富家子弟也增多了。

我于1984年退休，共當了29年教師。

頓珠次仁 男，現年68歲，曾在那曲任小學校長?，F已退休，住拉薩團結新村。

我是1956年從拉薩第一小學被派到那曲地區小學任教的。當時，學校對從偏遠牧區招來的窮孩子和鎮上的孤兒實行三包。此外，學生中還有宗本、商人和工匠等各行各業的子弟。校址是原來宗政府存放酥油、肉等的地方，是二層樓的石房，叫“嘎康”。那曲發生叛亂之前，我被那曲分工委抽到工作組，到寺院去進行宣傳工作，我去的是那曲最大的寺院孝登寺，擔任翻譯。主要是介紹我們祖國的強大、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蘇聯的情況。那曲進行民主改革是在1960年左右。

達娃次仁 男，現年56歲，拉薩沖賽康居委會工作人員。

解放前，我阿爸是畫匠，阿媽賣糌粑，加上我和弟弟，家中有4口人，生活很差。1959年我17歲，叛亂前夕，阿爸被朗子轄派去守衛大昭寺，弟弟去了農村，家中只剩下我和阿媽。一天晚上，拉薩上空響起槍炮聲，人人都驚恐不安。我家房子臨街，我們便馬上關上房門躲了起來。第二天下午，幾個藏兵上了我們院樓，房主的管家通知各戶關好門。我緊緊抓住母親。后來，有5戶人家逃離了院子。母親見到這，也想逃出去到我父親那兒，我和母親離開院子，可是根本走不過去，街上到處是槍聲，院中的一位老人也想同我們一起去大昭寺，可是他的腳已經受了傷，很難走動。我和母親只好摸著墻逃到一位親戚家，他家住的是一層。第二天，我們仍躲在親戚家未敢出門。那天夜里，我們聽見不停的跑動聲，不知是誰。天亮時一看，是解放軍。后來又來了一些解放軍和干部，讓各家各戶打開房門，有槍交槍。母親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們的房主已經逃走了，房主的仆人住進了我家。

那時，我阿爸他們已被解放軍沒收了手里的槍支，送押到桑珠頗章大院，并對他們進行分類，凡是參加叛亂的人和手工業者中有級別的人給關押了起來，別的人都放了回來。后來，母親把弟弟從農村接了回來，我在家看弟弟，母親又繼續做她的小生意——賣糌粑。

民主改革時，我家被劃為最窮的戶，當時家里只有被子等一點點東西。工作組的干部們告訴我們：從此不用交房租，不用支差，房子完全歸你們。那之前，我們租住的這個院先是夏格巴家的，后來又歸達札拉讓。從此，我家有了房子，還有了不少生活用品。不久，干部們讓我參加了居委會的宣傳隊，宣傳民主改革和黨的政策。那時沒有人對財產又是爭又是搶的，相反把財產都讓給那些最貧窮的人，所以在居委會民主改革進行得很順利。再后來，我參加了工作，在建筑公司當工人。1991年退休，現在在居委會管理自行車。

益西 女，現年75歲，居住于嘎瑪古桑退休房區。

在舊社會，我和丈夫是桑珠頗章的仆人。我們的主人是進步的愛國人士，1951年解放軍進藏后，他和擦絨家最早解放了仆人。所以在1959年時，我已搬出桑珠頗章，租房住在八廓街的一家大雜院里。

1959年3月，有一天，我的房主讓院子里的人都出去開會。會上，有一位藏政席的官員對大家說：西藏是獨立的，我們要把漢人趕出去。說完，讓大家去八廓街。沒多久，只見一些叛匪用繩子拖著帕巴拉堪窮的尸體來到八廓街，邊拖著尸體游行，邊喊口號。我們都感到恐怖。到了晚上，拉薩城里響起槍炮聲，我們都關上房門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有時，一些陌生人來敲門，叫喊著讓我們出去，說是要把漢人趕出西藏。我們既不敢出聲，也不敢開門。這時，又從西藏軍區方向的喇叭里傳來桑頗·才旺仁增的聲音，讓大家不要亂動，不要出門，不要和解放軍作對，否則會自取滅亡。就這樣，我們在驚恐中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八廓街上一片寧靜。不一會兒，來了一些解放軍的醫生。他們在呼喊，讓受傷的人出去醫治。沒過多久，又來了許多解放軍戰士，身邊帶著翻譯，搜查參加叛亂的男人。我們院子里有一戶人家，其男主人是藏政府的代理人，解放軍讓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藏裝腰袋。他一解開腰帶，立刻從藏袍里掉下許多金銀器，其中還有金手鐲，看來他是想攜帶著這些細軟準備逃走。我從屋里拿出一張大方紙，上面有漢字，那是我的女兒交給我保存的。她當時已在藏族干部學校學習。解放軍看見紙上的字后，沒有讓我的丈夫解開腰帶。之后，解放軍把院中的男人帶走了。幾天后，我的丈夫被放回了家。據他講，解放軍是在清查參叛人員，凡是參加了叛亂的人，都繼續關押，沒有參叛的就放回家。

赤列 女，現年66歲，在拉薩沖賽康居委會工作。

1959年我27歲。我家住在拉薩沖賽康，我丈夫是僧官拉烏達熱·土登旦達的仆人，他從6歲起就為仆。那時我家有六口人，我們夫婦倆和三個孩子，還有公公，房子有三柱子大。當時社會有點亂，藏兵在不停地買馬。我們都有些恐慌，不希望發生叛亂，以為一叛亂社會就會從此大亂下去。叛亂發生那天，我正好在家。主人拉烏達熱帶了一些人出了院子，他們本打算去軍區大院解放軍那里，結果沒去成，街上藏兵和叛匪太多，只好去了布達拉宮。阿沛在喇叭里勸告參加叛亂的人投降。第二天天亮時，參叛的人就投降了。解放軍來到我們住的院子里，我們把菜刀交給他們，他們不要，對我們態度很好，只是讓院中的管家和仆人們排好隊等待著，我丈夫正好也在家。那時，院中的槍和馬匹早已被地方政府的人拿走，主人已被解放軍帶到軍區大院。解放軍讓我們好好跟他們合作，把槍支全部上交，后來因為還缺一支槍，就把管家帶走了。

不久，成立了居委會，開始準備民主改革，把我們院中的人按各家的生活條件分為三等。工作組最關心的是最窮的人，把從領主那沒收的最好的家當先分給他們，就連吃飯用的筷子都發。那時，大多數人心里都高興。

旦白卓美 男，現年65步，現居住于嘎瑪古桑退休房。

我家以前是后藏日喀則南木林縣苦尤地方的富裕戶。1959年我26歲，在山南敏珠林寺負責管理樂器。當時，常常有一些自稱是“四水六崗”的康巴人來到敏珠林寺，一會兒要求給他們提供糧食，一會兒又要求提供馬匹。寺院并不愿意，但追于壓力，因為他們手里有槍，就不得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達賴出逃時，和他的經師赤江和林活佛等人來過敏珠林。他們的護衛是500名康巴人，此外還有蘇康等三位俗官，也有康巴人的護衛，都拿著槍，據說那些槍是美國人空投的。他們在敏珠林寺停留了三個小時。沒過多久，即藏歷5月，好象是5月15日，寺院里來了解放軍的工作組，其中還有一位四川藏區的藏族，他的名字叫扎措，是解放軍的翻譯，也是后來扎囊縣的縣長。他組織寺院的僧人開會，說敏珠林寺是反動寺，和“四水六崗”有關系，達賴出逃時為他提供方便。工作組讓僧入學習，讓大家分開住。下層僧人仍住在自己的僧房，像我這樣的上層僧人就都集中起來，大約有三十多人，其中還有一位七八歲的小活佛，以及一位布達拉宮“孜”僧官學校的老師。兩個月后，讓當地的群眾和僧人一起開大會，批斗上層僧人。僧人中的積極分子被送到拉薩，在政協工作。我們在寺里，上午穿袈裟進行佛事活動，從中午開始換俗裝下田干農活。藏歷11月，給愿意回家的僧人發放錢和介紹信，送回各自的家鄉。把寺院的糧食分給老百姓。我也回了后藏老家。

我于1979年到西藏社科院工作，研究歷史和語言，是高級職稱，1998年退休。

扎西卓瑪 女，現年67歲，家住夏莎康居委會赤松拉讓院。

1959年時，我28歲，在家當裁縫。在那之前，我參加過愛國青年聯誼會的活動，我的姐姐當時已送咸陽民族學院讀書，妹妹在拉薩中學念書。當時，我家住在夏莎康的“古需東嘎”（即蘋果樹）院。院子歸屬色拉寺，平常由寺院的一個代理人管理。我們稱他為“房主”。

1959年3月的一天，我們院的“房主”召集大伙開會，說是大商人要組成一組，小商人組成一組，去保衛羅布林卡；剩下的男人去保衛大昭寺；婦女們都要帶上汽油和布條，去燒毀西藏日報社。接下來，他又讓所有的婦女上街去參加示威游行，說每家必須出一名婦女，哪怕只有剛出生的，也要背在背上去游行?！胺恐鳌边€三次逼迫我按指印，說是不許我和漢人來往，否則就把全家人都殺光，我無奈只好按指印同意，受盡了折磨。我在拉中讀書的妹妹也被“房主”派人叫回了家，逼迫她上街游行，我的妹妹也只好跟著上街，但到了“廓爾喀”那里，便想辦法逃了出來。就這樣，我們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門，更不敢出院子。這樣，鬧鬧嚷嚷過了一天一夜，接著靜了下來。兩天后，一些解放軍來到我們院外，敲響院門，院門從里面緊鎖著，鑰匙在那個“房主”的手里，他不讓開門。這樣，我們院和解放軍僵持了近一天。后來，解放軍態度強硬起來，他才勉強開了門。解放軍進了院子后都很和氣，既沒有搶東西，也沒有打人罵人，只是了解情況。他們見我妹妹會說漢話很高興，就求她幫忙去當翻譯，說是怕誤傷無辜的人，違反政策。我妹妹就隨解放軍一同前去，讓別的院子也開門。

之后，我們那里來了部隊的工作組，住在“拉魯”院，并成立了居委會，讓我在居委會工作，民主改革也開始了。我們居委會當時叫“第七居委會”，我們這個居委會沒有大貴族，于是從別的居委會分派一些來。當時進行階級分類，我家定為工人階級，因為我阿爸是修鞋匠、我是裁縫。我們院里的那個“房主”被定為代理人。貴族家的仆人也分為上下層，并給他們分了貴族家的房子。當時我家住在“古需東嘎”院的一層底樓，城關區的李同志讓我們搬到二樓的好房子，但我們沒有搬，因我阿爸有嚴重的關節炎，上下樓不方便，為此，城關區里的人誤以為我們是怕達賴回來，還批評了我。

尼瑪次仁 男，現年64歲，曾任乃東縣凱松谿卡農民協會主任。

我從8歲起到23歲，一直在為凱松谿卡支烏拉差。凱松谿卡是大貴族索康的莊園。雖然家中只有我和我的阿媽，可是領主不同：我是索康家的朗生，我阿媽是貴族桑頗家的朗生，她要在卡多支差。我每天都為主人下地干農活，一天所得只有7兩壞糌粑。我是“才約”（即終身奴隸——編者注），得一輩子為主人支差。

1959年我24歲，這年年初，村里來了一群康巴人，說是為了保護釋迦牟尼、保衛西藏。他們強行住進富戶人家，到處搶馬、搶糧、搶酥油，并留下一些人看馬，別的去澤當打仗。有一天半夜，這些康巴人內部突然大亂，互相爭搶馬匹，紛紛逃走，有些生病的還邊哭邊走。這一下村里也亂了，到處都在流傳“要打仗、要來兵”的消息，我們都很害怕。雖然有些人說解放軍和康巴人不一樣，不會欺壓我們，他們一來我們就往窗子外面掛哈達就沒事，但村里人還是都逃到山上去了。第二天天亮時，解放軍果然來了，他們沒有進入村民的家，只是爬到房頂上在朝我們喊話。讓我們回去。我們便陸續回了村子。解放軍對我們很和氣，也不動我們的任何東西。

這年5月，村里來了工作組。他們沒有住進莊園的樓房，住在了老百姓的家中。他們先是住在大差巴家，后來又搬住到了最窮苦的人家，和窮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們仔細地詢問我們的生活、生產狀況，算三大領主的剝削收入帳和農奴受剝削的苦難帳，還打聽莊園主人的去向。當時，問我：你的家人在哪里？我告訴了有關我阿媽的情況，說：因為主人不同，所以住在不同的地方。他們說：從此你解放了，可以和母親住在一起了。再也不用受苦了，以后要給你們分莊樓里的房子和農具，你們成主人啦！就這樣，類似的話在村子里互相傳開，村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工作組在挨家進行了統計，調查和宣傳后，將莊樓的鑰匙從代領人手里拿了過來，并把四名代領人抓起來，開會進行批斗。從此，我們站了起來。5月7日，組織村民燒高利貸借據，收回抵押品，廢除高利貸債務，接著進行階級分類，統計出有多少差巴、多少朗生、多少富戶，都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分土地。當時，村中地多人少，自己要多少土地都可以，因此有的人要了7畝，也有的人只要了3畝。接著分東西，給我分了貴族的2件袍子、2件毛料褲子、3件絲綢衫衣、一雙鞋和一雙靴子，還有莊樓里四柱八梁的“央康”，過去莊園里最好的東西就存放在這間房子里，一年只開一次。

我們村來了五六個“工作組”。1959年7月我們凱松谿卡成立了農民協會，這也是西藏第一個農民協會，我被選為農協主任。凱松谿卡在全區最先完成了土地改革。1959年9月，我隨西藏參觀團去了北京，崔科是團長。后來我擔任了凱松鄉黨支部書記，1972年年底退休。

拉坶 女，68歲，曾任山南地區乃東縣凱松谿卡農協委員。

我阿爸、阿媽的原籍是今天的貢嘎縣江達區。他們整天給貴族背東西、支烏拉差役，家里的小孩既沒有人照看，更沒有任何吃的東西。實在沒有辦法，于是商量對策，認為乃東地方的糧食多，便從那里逃了出來，當時我大約五六歲。我們租借差巴家的房子，去給三四戶大差巴家干活，主要是干農活和放牲口。我從8歲開始就去給大差巴家當仆人。1959年，工作組來到我們村，他們不許富人家使用仆人，要求人人平等，我們才真正成了家。一位工作組的人還住進了我們家，幫我家干活，對我們很好。工作組的人告訴我們：你們從此自由了，再也不用受壓迫和剝削，不用受苦，這全是毛主席的恩情。工作組的人還搜集群眾的意見，幫助解決糾紛，并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發動群眾。接著進行民主改革，我和丈夫分到了10畝地和一頭犏牛。民主改革后，我當了農協的委員。

曲珍 女，現年76歲，家住拉薩東郊嘎瑪古桑退休房。

1959年的時候，我家住在哲蚌寺附近的村莊。我丈夫是哲蚌寺的差民，我當建筑工人，當時正在給解放軍蓋房。拉薩發生叛亂那天，從晚上開始到處都是槍炮聲，我和周圍的人都感到很害怕。我抱緊自己唯一的女兒躲在屋中，也不許丈夫走出家門，就這樣，我們一家在恐懼中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許多人家開始出逃，有錢人騎著馬馱著東西逃跑，沒錢的人就背個小包逃走，也有不少人從乃迥寺附近朝我們這邊跑來，我家也來了一些人。當時，從哲蚌寺里傳來喊叫聲，我們看到僧人在匆匆地走動，四周還有零星的槍聲。到了中午，只見解放軍上了寺院周圍三面的山頭，接著解放軍下山來到我們的村莊，把來到村莊中的幾個參叛人員給帶走了。我因在那之前常見到解放軍，知道他們對老百姓好，紀律也很嚴明，所以不覺得害怕。因我的丈夫沒有參加任何叛亂，解放軍就沒有帶走他。

這之后不久，開始了民主改革，每家分了幾畝地，我家和另外兩戶人家還一起分到了一頭毛驢。我們從此開始務農，進行農業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