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開始在西藏大地上展開的民主改革運動，是以平息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發動的大規模武裝叛亂為起點的。那場叛亂是蓄意已久、精心策劃的，其目的是反對民主改革、分裂祖國。早在1957年7月，少數上層反動分子以“給達賴喇嘛獻金寶座”為名，在所謂的宗教活動掩護下，在布達拉宮舉行盛大儀式，接受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意為“四條河、六座山”，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要求將所有藏區統歸達賴喇嘛領導，對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永遠不改的報告，表明了對反動組織“四水六崗”的支持。此后不久，這個反動組織的頭頭們麇集在山南哲古塘，在那里成立了所謂“衛教軍”的叛亂武裝，在拉薩以外的各個地區進行叛亂竄擾活動。1958年8月，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玩弄“明搶暗送”的伎倆，讓叛亂頭子恩珠倉·工布扎西率領大批“衛教軍”取走了西藏地方政府存放在南木林噶丹青科寺軍火庫的包括大炮在內的全部武器彈藥。

1958年12月，他們以“爭取中央諒解，平息康巴叛亂”的題目，召開十分秘密的官員會議，制定了“在適當時機把達賴喇嘛接到險要地點，在拉薩同解放軍進行武裝較量”的叛亂計劃。1959年3月10日，就是他們選定的實行叛亂計劃的“適當時機”。因為那一天是達賴喇嘛自己選定的要去西藏軍區觀看文工團演出節目的“黃道吉日”，反動分子們認為有機可乘，制造和大量散布了“西藏軍區要把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主要官員抓上飛機送往內地”這樣一個完全無中生有、荒唐離奇的謠言，煽動群眾制造了“3月10日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謠言不僅在當時欺騙了很多人，而且在很長時期中，大多數國外藏胞對此深信不疑。在我會見過的回國探親藏胞談到那次叛亂的原因時，都異口同聲地重復這個謠言的內容。至今在西藏內部，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真相，連許多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受謠言迷惑，心存疑團。這是非常不幸的。在今天紀念民主改革40周年的時候，我作為那次事件全過程的知情人和目擊者，深感自己有責任把那次事件的真相再一次公諸于世（說“再一次”，是因為在1988年我曾就此發表過一篇短文），以期徹底消除歷史的迷霧，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使后來人懂得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成果來之不易，付出了血的代價，值得十分珍惜，再珍惜。這也是我作為年屆耄耋的藏族老人，為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做的一份力所能及的貢獻吧！

1959年3月10日上午8點多，拉薩街頭一片混亂，人們哭喊著奔走相告：“到羅布林卡去保護如意至寶（達賴喇嘛）吧，漢人要把他劫走了。”這喊聲對于篤信宗教的藏族人民來說無疑是一聲炸雷。于是，人們懷著震驚、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羅布林卡，以保護達賴為名，包圍了羅布林卡，揭開了武裝叛亂的帷幕。這就是后來發展成為全面武裝叛亂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歷傳統習俗，每年藏歷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日”，在布達拉宮舉行“破九跳神舞大會”。西藏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日”地方政府都要邀請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領導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破九跳神舞大會”時只有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和副司令員鄧少東在拉薩。鄧少東和工委秘書長郭錫蘭應邀前往布達拉宮。達賴喇嘛在他的臥室會見他們時主動提出：“聽基巧堪布洛桑三旦說西藏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后，演出的新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給安排一下。”鄧副司令員當即欣然應允，并告訴達賴喇嘛，這事很好辦，只要達賴喇嘛確定時間，軍區隨時可以派出文工團去羅布林卡為他演出專場。達賴喇嘛說，羅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沒有舞臺和燈光等設備，就在軍區禮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這樣說定了。鄧少東副司令員從達賴喇嘛臥室出來，回到噶廈專為他們看“跳神舞”設置的座位時，把這件事告訴了在那里的全體噶倫，他們都知道這個過程。后來，因為達賴喇嘛要在傳召大法會上考“格西”，去軍區看文藝演出的時間就拖了下來。

1959年3月9日下午3點左右，西藏工委統戰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訴我，達賴喇嘛決定3月10日去軍區看文工團演出，并轉告達賴喇嘛的意思說：“噶廈官員明天不用到羅布林卡了，可直接去軍區禮堂等他。”當時我想，怎么這樣安排呢？按一般規矩，這類活動，噶廈官員都應先到羅布林卡，然后隨達賴出行。我覺得情況有些不正常，預感會出事。我就對李佐民說：“這幾天拉薩很亂，匆忙決定達賴喇嘛到軍區看文藝節目可能會出現麻煩。”李佐民說：“現在已沒有辦法改了，看文藝節目是達賴喇嘛親自定的時間，不好改變，只好這樣了。”當天下午六七點，我接到代理噶倫柳霞·土登塔巴的電話說，3月10日上午10點達賴喇嘛到軍區看演出，要全體噶倫9時到羅布林卡集合，研究好達賴喇嘛去的辦法后隨同達賴一起去。因為首席噶倫索康·旺清格勒家沒有電話，要我轉告索康·旺清格勒。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政治學習時間，我要主持學習會沒有直接去羅布林卡，而是帶著官服先去籌委會主持政治學習，同時等待羅布林卡的電話，也想觀察一下動靜，看有什么情況。不到10點鐘，西藏軍區副司令員、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兼藏軍總司令桑頗才旺仁增徑直坐車去羅布林卡，在距羅布林卡不遠處被石頭打傷，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駐拉薩領事館的醫務室進行了包扎。10點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窮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羅布林卡門口，他的尸體被拴在馬鞍上，由叛匪跑馬拖尸游行。很明顯，達賴喇嘛不可能到軍區看演出了，我們也不可能去羅布林卡了，我就從籌委會到了軍區。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過程，可是當時不了解內幕真相的人，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許多僧俗官員，全都聽信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謠言。至今在國外藏胞中的大多數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見這個謠言誤人之深、流傳之廣。

有的國外藏胞寫這一段歷史時，又有這樣一種說法，說當時達賴喇嘛不去軍區觀看演出，是因為軍區提出，達賴喇嘛來軍區觀看演出時，除了可帶私人工作人員和少數警衛外，不再邀請其他隨行官員了。這是根本沒有的事。按照常規，當時達賴作為西藏的領袖，又是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外出參加活動怎么可能不帶隨行官員和警衛人員？事實上，當時軍區不僅邀請了達賴喇嘛，而且還邀請了噶廈所有的噶倫、達賴喇嘛的兩位經師和部分大活佛，以及札薩以上的高級官員和部分貴族。

至于他們當時為什么要制造這個謠言，說穿了就是以此欺騙群眾，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民主改革。其實他們當時反對民主改革也是毫無根據的。1956年陳毅副總理率中央代表團到拉薩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在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大會上，曾做過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準備工作的決定。后來，中央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于1956年底，決定在西藏六年之內不進行民主改革，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不進行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進行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1956年底至1957年初，達賴喇嘛與班禪大師應印度政府邀請，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總理親自給達賴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親筆信，信中將中央這一決定通知了達賴喇嘛，并向他做了許多解釋工作。當時達賴喇嘛說，他個人認為六年不改的方針以及周恩來總理講的許多問題很好，但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還年輕，不能一人做主，要同隨行官員商量后再答復周總理。當時，我作為西藏地方政府噶倫，也是達賴喇嘛隨行官員之一，我們隨行的主要官員認真討論了周總理同達賴喇嘛的談話后認為，西藏從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貫徹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方面，沒有任何違背協議的地方。因此對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見。但是在康區和甘青等藏區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視并認真糾正。周總理采納了這個意見。當時不存在西藏搞叛亂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發生的叛亂是毫無道理的。這次叛亂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數上層反動分子自己搞起來的。

至于“西藏獨立”的口號，這更是荒唐的。西藏是不是獨立的，無論從漢文、藏文的史書記載中還是從現存的許多歷史文物里，如皇帝賜給西藏統治者的印信、金冊等，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吐蕃同唐朝有了一種親密的關系，從元朝開始，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實行王權管轄治理，至今已有750多年。這就是說，所謂“西藏獨立”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是站不住腳的。那些鼓吹“西藏獨立”的人無非是以夏格巴的一本書為依據。我反復詳細地研究過這本書，發現夏格巴在引用藏文的歷史資料或漢文的歷史資料時，對史料完全采取了斷章取義、取其所需的態度，這樣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謊言。謊言是改變不了歷史事實的。

據我所知，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上層統治者中確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害怕民主改革，反對民主改革，而那些親帝的少數分裂主義分子正是利用了這種心態，向他們灌輸“要維護政教合一制度永遠不改，只能擺脫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實現西藏獨立，才是唯一的出路”這種主張，于是把維護封建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同“西藏獨立”融為一體。由此可見，就上層統治者中間反對改革的那些人來說，他們同分裂主義合流的實質還是為了維護封建農奴制度。至于實現民主改革，是符合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關系到民族進步、興旺發達的大事。民族的發展進步和興旺發達，當然也包括了作為民族的一部分的上層統治者的利益。所以少數上層反動分子反對民主改革是毫無道理的。在這里必須指出一點，中央對西藏的社會改革，始終堅持了和平改革的方針。這在《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早就明確規定。和平協議第十一條明確寫著：“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這里提出的“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也可以理解為同上層統治者們協商，體現出和平改革方針的一個重要內容。為了實現這一點，在和平解放后至1959年3月10日之前的八年中，中央在藏工作人員既沒有提出過有關改革的任何主張，也沒有做過有關改革的任何宣傳鼓動。與此相反，而是一再教育和等待上層統治者覺悟起來，“自行進行改革”。然而上層統治者的少數反動分子，不僅不覺悟，反而錯誤地估計形勢，一再制造事端，反對民主改革。中央在1956年底作出“六年不改”的決定。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西藏的民主改革一定要在得到西藏領導人員同意后才去進行，只能改好，不能改壞。在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支持叛亂分子在各地進行竄擾破壞活動的情況下，中央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態度，一再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起維護地方治安和社會秩序的責任，平息叛亂，并沒有其他行動。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以反對民主改革而發動的武裝叛亂，卻走向了他們愿望的反面。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大農奴和奴隸迅速覺醒，積極支援人民解放軍平息了叛亂，一場民主改革運動，如燃燒的烈火，把封建農奴制度的垃圾全部燒掉，人民當家做主的新西藏取代了封建領主專政的舊西藏，壞事變成了好事。

從那時到現在，40年過去了。這是極不平凡的40年，西藏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迅速發展進步。盡管受到“左”傾思想和政策的干擾，尤其是遭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破壞造成的嚴重創傷，但是這40年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農牧業生產連年豐收，總產值比民主改革前翻了三番多，現代工業、現代交通運輸、現代文化教育、現代醫療衛生、現代科學技術等等，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在總體上，西藏社會從長期封閉狀態擺脫出來，開始走進現代先進民族、先進社會的行列。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說明，對舊的社會制度進行民主改革，是西藏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

（選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會編《親歷西藏民主改革》，中國藏學雜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