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7年從西藏山南分工委被保送到西藏公學（現西藏民族學院）學習，1959年回到西藏參加民主改革。

到拉薩后，先是在拉薩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工作，為平息叛亂的解放軍作翻譯，登記沒收物資，并學習關于農區“三反雙減”、牧區“三反兩利”、城市“三反三算”（包括寺廟）的有關文件，熟悉情況，之后，即到曲水等地參加基層民主改革。

一、參加曲水民主改革情況

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各級機關、部隊抽調大批藏漢族干部，組織工作隊或工作組，下農牧區進行民主改革。那時候，我跟隨軍管會的張政委一起到曲水（現曲水縣）地方搞民改。住在“曲水桑崗”谿卡里，谿堆名叫朗杰。我們工作隊邊學習民主改革政策、邊集訓各地的領主代理人和參加過叛亂的人。當全縣普遍開展民主改革工作，組織工作隊、工作組分布各區（鄉）的時候，我做為翻譯跟隨李代表（當時叫中央代表）一起到“達噶谿卡”（現達噶區），了解當地農牧民群眾的訴苦情況和社會經濟情況。

區隊組織工作組分布到各鄉進行民主改革的時候，我又跟隨土改工作組組長汪欽才旦同志（青海人）從區隊到“賽普”（現達噶區賽普鄉）地方搞民主改革。起初住在“平措德慶”谿卡，開始調查了解社會情況、階級情況、思想情況；召開大小型訴苦會和批斗領主代理人、參叛分子；組織集訓隊，收繳槍支彈藥等工作。我還是給汪欽才旦同志（還有軍代表、平叛部隊）當翻譯。幾個月后，工作組又從平措德慶谿卡搬到“賽谿卡”。賽谿卡是愛國開明人士（僧官）才旺朗杰先生的別墅，他原任拉薩市中心小學（原名色興學校）的老師。

全鄉的民主改革工作第一步實行“三反雙減”工作。搞了一段時間后，全鄉開始分兩個片分頭進行民主改革工作。這時，上級把我派到“三個谿卡，一個喇讓”的地方（即：美本谿卡；卡郎谿卡；粗如谿卡和堅蠶喇讓），并任命我為副組長。這里由于地處深溝，群眾的覺悟還不如本鄉下游的群眾覺悟高。因此，為了充分發動群眾，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工作組研究決定：首先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宣傳黨的民主改革政策，宣傳“三反雙減”、“三反兩利”；訪貧問苦，開大小型訴苦會，憶苦思甜、吐苦水挖苦根；召集當地的谿堆、更波到集訓隊學習；批斗參叛分子。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成立農民協會，建立基層政權，培養積極分子；然后再分田地，為民主改革工作的第二步打下基礎。

1、“三反雙減”運動——民主改革工作的第一步

我們根據毛主席、黨中央提出的“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把平叛與改革緊密地結合起來，一方面根據群眾要求平息叛亂，摧毀農奴主階級的封建政權，掃除民主改革障礙；另一方面滿足群眾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從根本上埋葬萬惡的封建農奴制度。為了提高廣大農奴和奴隸群眾的階級覺悟，使民主改革運動成為他們奴隸群眾的自覺的行動，結合當地的實際，分為兩步進行：第一步實行“三反雙減”；第二步是分田分物。

為了徹底完成“三反”工作任務，我們結合當地實際，組織開展了吐苦水、挖苦根的大小型訴苦會，很多苦大仇深的農奴們用自己的切身經歷，憤怒地控訴了受叛亂分子糟踏的苦，訴了慘遭階級壓迫的剝削的苦，訴了烏拉差役的苦，用很多事實揭批了叛亂分子和封建農奴制度的罪行。有一位“朗生”出身的老人在訴苦大會上痛哭流涕地說：

我叫“波婁仔”（牧羊老人之意），小時候母親起名叫歐羅，現年69歲，給農奴主放牧羊。聽我媽說過，我爺爺也是給農奴主干活兒的，是揉皮子的；我父親也是給這家農奴主放羊的“婁仔”，到50歲時，由于年老體弱，在山上放牧，突然昏倒，從山崖上摔下來死的，第二天才找到尸體。我媽也是和農奴主干活，是捻羊毛的朗生，每天要捻5斤羊毛。有一天，母親為了我，和農奴主頂了嘴，就被農奴主用棍打，用腳踢，把她打成半死不活，嘴里、耳里、鼻里都出血，被甩到羊圈里，兩天后就死了。我從11歲給農奴主放羊到今天……如果工作組不來，我也同樣會慘死……”。

還有很多農奴（朗生，堆窮）在訴苦大會上吐出了自己的苦水，挖了自己的窮根。

我們還算了一筆剝削賬。當地的“谿堆”（莊園頭子）和“更波”（相當于村長）們經過政策教育后，主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還交出槍支、地契、藏幣等，也揭批了領主剝削農奴的手段。如據“美本谿卡”的谿堆提供情況，由工作隊整理的一份揭發叛匪頭子之一、大貴族索康·汪青格勒的書面材料：“山南乃東的克松谿卡是汪青格勒家的主要莊園之一，幾百年前（大約300年）前，他霸占的莊園、牧場共有10個，土地2萬多克，牲畜2萬多頭（只），農牧奴3千多人……。民主改革前夕僅有農奴59戶、302人，土地只有1200多克。

三大領主每年的剝削項目如下：谿卡主索康及其代理人攤派的稅收18項，差役14項，占勞動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攤派的稅收9項，差役10項，占勞動日2700多天；“日烏曲林”寺攤派的稅收7項，差役3項，占勞動日900天多。總計：每年由克松谿卡攤派交給三大領主的稅收有34項。攤派的差役27項。共占30400多個勞動日。

三大領主掠奪的實物共計：

青稞8340克，糌粑178克，面粉66斤，青油1180斤，酥油368斤，雞蛋6780斤，牛1頭，牛尾22條，羊3只，羊毛154斤，青草3200斤，藏酒10罐，內庫哈達42條。以上各項共計藏銀14900多兩。

如此，沉重的差役租稅，加在全谿卡140個勞動力的身上，平均每個勞力每年要給三大領主服210天多的無償勞役，提供和繳納1600多斤糧食，100兩藏銀……剝削的殘酷、掠奪的野蠻，由此可見一斑。

再說克松谿卡的高利貸。全谿卡59戶農奴中，有51戶是借高利貸的，負債數額共計青稞5400克、大洋800圓、藏銀7500多兩。每年因欠債而淪為奴隸的就有10人。

私立監獄。索康為了維持其反動統治，不僅依仗西藏地方政府的軍隊、法庭、法典，而且還在谿卡里私立監獄，用手銬、腳鐐、木枷等10多種刑具，對農奴實行殘酷的迫害和鎮壓。由于這樣，民主改革前50年間，克松谿卡有50多戶（名）無辜的農奴和奴隸慘遭殺害；有將近150人因貧困而凍死、餓死、病死等。原克松谿卡有農奴606人，到1959就只剩下302人。和索康一樣，不到西藏總人口5%的農奴主都是這樣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

訴苦大會上，群情激憤，當場焚燒了成堆的高利貸債券和其他封建契約，群眾對反叛亂、反剝削的覺悟更加提高了一步，對大家啟發很大。在場的一個農民大吃一驚地說：“原來像索康這樣的農奴主是這樣剝削我們的，是這樣害我們的……。”

2、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步關于分配土地的具體作法是：對于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農奴主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的牲畜、農具、房屋等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對于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農奴主代理人的土地、牲畜、農具、房屋及其他生產資料，一律沒收。所有贖買和沒收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在盡可能滿足貧苦農奴和奴隸的要求的原則下，公平合理地進行分配，對農奴主及農奴主代理人也分給同樣同等生活水平的一份地及其他物資（生產資料）。

經過土地改革，約幾千克土地分給該地方三個谿卡一個喇讓的群眾，每人平均分得土地3克半；由于實行了“誰種誰收”、“減租減息”和廢除高利貸等政策，每戶農民分得種籽及很多糧食（口糧）；牲畜每人平均11頭（只），包括耕牛、奶牛、騾馬、羊，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如農具、房屋等等也都分給廣大勞動人民。

3、劃分農村階級成分

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主要依據是：經濟賬和政治賬。只占西藏人口5%的農奴主階級即三大領主（地方封建政府、貴族、寺廟），占有全西藏的全部土地、山林，絕大部分牲畜、農具、房屋及其他生產資料。

占人口90%的農奴階級根據他們從農奴主那里取得土地的多少、占有牲畜和農具的多少、受剝削程度的輕重等（經濟賬、政治賬）分別劃分為：富裕農奴、中等農奴、貧苦農奴。這些階層在西藏被稱作“差巴”和“堆窮”，他們是構成農奴階級的主要成分。

在農奴階級中，占人口5%的“朗生”，意思是家里飼養的。他們沒有一點生產資料，也沒有絲毫的人身權利，人身和勞動完全為農奴主占有，主要被農奴主用于家內勞役。朗生多半是從差巴和堆窮這兩部分人中破產下來的。朗生的子女，仍然要做朗生。

差巴和堆窮在等級上即在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上是農奴。“差巴’’意思是支差的人，是領種地方政府的差地、為地方政府和所屬農奴主支差的農奴。“堆窮”意為小戶、差巴和堆窮同屬農奴等級，但差巴的地位略高于堆窮。堆窮是只耕種農奴主及其代理人給予的少量份地，而為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支差的農奴。“堆窮”的地位低于差巴，他們主要是從差巴分化下降而來；還有一部分是外來的逃亡戶。

差巴和堆窮中個別戶是富裕戶，占有較多的生產資料，他們把大部分負擔轉嫁給貧苦農奴和奴隸，從而使自己的階級地位上升為農奴主代理人。絕大多數的差巴和堆窮，都是身為農奴主所占有，同屬于農奴階級，只是在經濟地位上稍有不同。

在階級分化中，差巴可以降為堆窮，堆窮也可能上升為差巴，但以差巴下降為堆窮的較為多見。差巴和堆窮破產后，還會從農奴等級下降為朗生即奴隸。

“朗生”的階級地位和等級地位基本上一致。但也有少數被領主收買了的“貼身朗生”，依附其主子的權勢，實際上變成了農奴主的走狗。

4、曲水土改工作的結束

我們只用兩個多月時間，土改工作結束了，完成了宣傳政策、土地分配，劃分農村階級、培養骨干分子、政權建設、組織生產互助組等工作。慶祝會那天，縣上來領導講話，派了舞蹈隊跳舞。已解放的廣大農奴正處在積極備耕、積肥，整修水渠、改良農具，互助生產的熱潮中，工作組撤回縣上集中時，群眾含著眼淚，送雞蛋、核桃、倒酒茶等，依依不舍。

二、參加尼木民主改革情況

曲水“賽普”土改結束后，上級把我派到尼木土改，說是暫時去支援尼木土改，土改結束了就可以回來，實際上我到1984年干部內調為止一直在尼木工作。

到尼木后，我參加的是牧區民主改革工作。先是在“麻江宗”（現麻江區）純牧地區，屬于該區還有一個“玉隆寺”的小廟；后來在“吞巴霍爾德”牧場。“吞巴霍爾德”牧場的大部分牲畜屬于“吞巴”家族，還有相當一部分牲畜屬于林珠崗吉若·仁登借波（多吉帕姆的父親）家族。

在牧區，依靠牧工和勞動牧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未參加叛亂的牧主），打擊叛亂的領主、牧主及其代理人，對他們的牲畜沒收過來分配給原放牧者和貧苦牧民；對于其他牧主則采取不分牲畜，不劃階級，不批斗的方針政策；深入開展“三反兩利”運動（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兩利”（即牧工牧主兩利、扶助貧苦牧民）政策；在玉隆寺廟實行了“三反三算”（即：反對叛亂、反對奴役、反對封建特權；算政治迫害帳、算等級壓迫帳、算經濟剝削帳）的政策。

由于牧區實行了“三反兩利”政策，大大調動了廣大牧民群眾的牧業生產積極性，牧民們迅速掀起了一個“愛國保畜”運動，他們儲備飼草、修棚搭圈，防災抗災，改善放牧管理，改善飼養管理等。已解放的牧民們正在人畜兩旺的道路上前進！

最后談談民主改革工作組的工作作風。民主改革工作組下鄉搞民主改革工作，自始至終，都是一面深入農村訪貧問苦，傾聽廣大農奴的訴苦和要求，一面調查了解社會情況、經濟情況，和群眾實行“四同一交”（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和群眾交心），發揚艱苦樸素，和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開會或睡覺有時在畜圈里，在家里幫他們背水掃地等，很快同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干部向群眾宣傳貫徹黨的政策，劃分農村階級；群眾向干部傾訴反動農奴主的罪行和自己的迫切要求。這樣，在土改運動中，涌現出大批積極分子，積極分子遇事找干部出主意、想辦法。群眾反映：“只有共產黨，才有我們今天的抬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