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隨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嘹亮的歌聲，我離開了首都北京。經半月的艱辛路程，于當年“五一”前夕，抵達雪域高原的古城拉薩。這是我第一次進藏，那年我24歲。

西藏春意正濃，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湛藍的天空和朵朵白云，陽光普照在雪山環繞的寬闊土地上。車道邊的農田里，藏民農事正忙。二牛抬杠，牦牛頸下還不時發出鈴響；汽車駛進市區，又傳來藏族婦女蓋房打阿嘎的陣陣伴唱，布達拉宮在陽光照耀下雄偉壯麗，聳立眼前，拉薩給我的印象永不會忘。

住下來后，聽說拉薩曾發生過許多讓人痛心的事情，漢藏干部和人民解放軍經常遭到非禮，有的同志甚至下落不明。我們在拉薩街頭也受過“吃大便”的辱罵和被人往身上吐口水的侮辱，但組織紀律要求我們躲避和忍耐。自1958年5月起，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派遣藏兵攜槍參加叛匪，竄擾藏區各地，并襲擊和包圍中央駐當地的機關、部隊。由于時局日趨緊張，機關里建立了基干民兵連，我也是女基干民兵班的一員，白天工作，晚上扛槍站崗放哨，每周定期參加軍訓、投彈、打靶射擊，要求我們這些不穿軍裝的兵，遇到敵情一不要怕，二要能拉開槍栓、射出子彈。這段緊張艱苦的生活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歷。

是年，因工作需要，我們一行五人到了日喀則、江孜等地。我生平第一次騎馬。由日喀則出發，沿雅魯藏布江到海拔4800米的拉孜縣托吉谿卡進行社會歷史調查。在那里，我親眼目睹了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農奴，他們無地缺糧，因為土地掌握在農奴主手中；為了生存，他們在多如牛毛的繁重的烏拉差役下痛苦地煎熬。

冬日里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我們去看農奴們碾場，只見部分人圍站在場院，乃旦（司農事管家）站在場院中央，揮鞭叫喊，催趕赤著腳的農奴拉石磙碾青稞，農奴們發出陣陣被刺痛的“阿若……”的呻吟；另一部分人借助晚風翻揚脫粒后的青稞，農奴們蓬亂的頭上粘滿麥芒，雙眼被吹刺的布滿血絲。藏民艱辛、痛苦的農事活動，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1959年初，一些身穿外地衣著的藏人，由四面八方云集拉薩。在藏南邊遠地方的我們，也不得安寧。記得一天下午，從谿卡的遠處傳來狗吠聲并伴有嘈雜人群急促的敲門聲，這些聲音由遠于近，很快就出現在我們住的樓下，敲我們的院門。這天，只有我和老姚兩人在家整理材料，我們顧不得害怕，急步將平日放在枕頭下的手槍別在腰間，我的小左輪手槍險些走火。我和老姚迅速各持沖鋒槍，瞄準樓下大門，將子彈頂上膛，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險情。這時，房東東墻·彭措達結為了我們不受傷害，沉著地打開院門，將自家的青稞、糌粑給了前來敲門的人群，那些人這才沒闖進樓上。房東是位負債累累的差戶（1958年，筆者在日喀則拉孜縣托吉谿卡進行社會歷史調查，親眼見到《差巴東墻·彭錯達結的糧銀債務賬折》藏文原件并抄錄。譯文載于《西藏社會歷史藏文檔案資料譯文集》，第173頁，中國藏學出版社版1997年）。我們能轉危為安，完全靠的是藏漢人民之間的友情和信任，那時，多數藏族群眾相信共產黨、相信解放軍。

1959年春節前夕，我們返回到拉薩。此時，反動分子氣焰囂張，八廓街上行人稀少。2月正值拉薩傳昭期間，拉薩的外地人異乎尋常地多。3月10日下午約四五點鐘左右，我從西藏工委大門兩旁的崗樓往外觀看，看到一大群亂哄哄的人，手中打著雪山獅子旗以及各種反動標語旗，喊叫“西藏獨立”、“漢人滾出去”等口號。3月19日凌晨，由叛亂據點布達拉宮向工委大院的槍炮襲擊聲，將我們從睡夢中驚醒。我們趕緊趕快全副武裝，每人挎著手榴彈袋，腰間系著子彈夾，右肩扛著沖鋒槍，左肩背上干糧袋。外面漆黑一團。敵人正向我們開槍射擊，子彈從我們頭頂嗖嗖飛過，借助叛匪向我方發射探照燈的光亮，女民兵們急速由工委舊小樓下來，跑步通過交通壕，進駐戰斗崗位，保衛工委大院新大樓，當東方太陽升起后，女民兵們又接受新的任務，掩護解放軍通過大昭寺去收復小昭寺。當拉薩市區內結束了平叛斗爭，進入軍事管制時期后，我們也由戰斗隊轉入工作隊。我參加了清掃布達拉宮叛亂據點和宣傳活動，后來又調到西藏軍區參加審訊俘虜工作。西藏平叛迅速取得勝利是西藏形勢發生變化的轉折點，接下來，西藏進入民主改革的新階段。

時隔半年，在1959年底，我第二次進藏，參加轟轟烈烈的西藏民主改革。

抵藏后，得知西藏在“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下，民主改革已在全區大部分地方深入開展，唯有藏東地區剛剛開始，需要人力支援。即此，我和中央民院的王老師接受任務，去波密地區曲宗鄉曲宗大隊參加民改。出發時，西藏工委發給我們每人一支手槍和一梭子彈。此次藏東之行，由林芝去往波密途中，公路橋斷受阻。估計幾天前，這里發生過一起車禍。大家下車觀望，仍能見到掉入崖下溝里的汽車殘骸，要等待橋修復再前行，時間渺茫。這個地方上不挨村，下不著店，自然環境惡劣危險，無法露宿。車隊司機和乘客們商討的結果：爭取在天黑之前，搭起簡易木排，步行通過，然后找到有人煙的地方，再雇馬前行。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司機們帶領大家四處尋找樹干，人多力量大，不一會兒，長短粗細不一的樹棍備齊了，每輛車上都有備用的鉛條，在能工巧手的合力下，用鉛條把樹干捆綁在一起，橫放橋頭兩端，搭成了簡易“木橋”。緊接著乘客肩負行李，前后成行，步行過“橋”；我和王老師待大部分人快到彼岸時才啟步，這樣可以減輕走在木排上忽悠忽悠的顫動，王老師讓我走在他的前面，我右肩扛著馬背套，左手拎著臉盆網袋，每前進一步，腳下的樹干就顫悠悠地滾動一下。我提心吊膽地走到木排中間最窄處時，心里更加害怕，不知哪來的一股勁兒，竟把全部裝備用右手負重，騰出左手，摸著崖石，目光緊盯著自己的腳，一點點地向前挪動，不敢四顧，快走盡頭時，耳邊聽到“這是哪個單位的，怎么還有一個女同志”。距終點約1米遠時，只見援助的雙手向我伸來，接過我的提物。回過頭來看王老師，他臉色蒼白、雙腿顫抖，正在一步步向前移動。我們終于按原計劃在1960年的春節前夕，趕到了波密分工委。我們住在小木屋里，自己動手，吃川味水餃，過除夕，忘掉了一切疲勞。

曲宗位于波密東部，去那里沒有公路，只有騎乘前行。為了早日到達曲宗，我們急忙備馬動身，小馬倌抄近路先行，我和王老師乘馬前后走在彎彎曲曲的小路上。由于兩匹馬的速度差距大，我們經常是一人獨行。最惱火的是遇到叉路口時，不知所措，既不能下馬等候，又無本領穩住馬不動，因為馬背上拴系著我的馬背套，下馬就夠不上馬鞍，路上沒有借助條件，獨自不能上馬，只有緊緊勒住韁繩，馬在原地打轉著等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在進退兩難之際，迎面傳來由遠至近奔跑的馬蹄聲，當看清是穿黃袍的人向自己方向騎來時，心里怦怦亂跳，只好迅速把頭發往皮帽里塞，戴上墨鏡，將手槍子彈上膛，放在皮大衣右側口袋里。因為這一帶多數地方還未實行民改，我想：“這回可完了，只有闖過去，牢記不開第一槍，做好戰斗準備。”眼見對方距自己越來越近，我佯裝滿不在意的樣了，眼光朝前，兩腿夾緊馬肚，快速奔跑。路很窄，黃袍由我身邊擦過，虛驚了一場。驚嚇還未緩過勁兒來，我又被老馬領進了遮天蔽日的原始大森林（由波密至曲宗路經之地），稀奇、驚恐又接踵而來，密密麻麻矗立的大樹遮天蔽日，我只能借助從樹枝的空隙射進的縷縷微光才能看到遍地叢生的苔蘚植物以及各種奇花異草，耳邊聽到的是咚咚頓挫的聲響及鳥鳴，林子里陰森森忽大忽小的怪聲十分恐怖。我心里怕得不敢大喘氣，生怕竄出壞人和野獸，唯一給我壯膽的就是手中的槍。大約在林子里走了約1小時多，才見到了天。當夜幕降臨時，我才遇見微笑著向我招手的小馬倌，然后，我們又焦急地等候王老師。

工作隊駐地在曲宗寺，該寺建在川藏公路線上的制高點上。寺內有層層院落和殿堂，寺周圍是一片丘陵，桐樹遍布山崗，自然環境幽美，藏民居住分散。工作隊員少，任務重。男同志每日騎馬到遠處谿卡工作，早出晚歸；女同志不遠行，每人負責曲宗寺周圍的一個谿卡。在曲宗那段時間里，我目睹了控訴叛匪罪行和揭露封建農奴制度的各階層人士，也目睹了烏拉、差役、高利貸和人身奴役對他們的盤剝。藏族人民迫切要求民主改革，爭取徹底解放。我印象最深的是曲宗寺召開數日的“吐苦水，挖窮根”的群眾集會。那些貧窮僧人，紛紛上臺，憤怒聲討寺廟領主利用宗教名義，進行殘酷、陰險的欺詐、剝削。那些貧窮的僧人就是世代披著袈裟的奴隸，他們強烈要求摧毀農奴制度，還俗返鄉，參加生產勞動。在運動后期，掀起農業生產高潮時，那些窮僧人堅持要還俗回家；而曲宗寺屬保留寺廟，需要留少數僧人住寺。于是工作隊加大力度宣傳黨的宗教政策，動員少數僧人留寺，并撥給一部分土地，讓他們耕種，使世代披著袈裟的奴隸也獲得了“誰種誰收”的生產勞動權利。

曲宗工作隊按照民主改革政策，將沒收和贖買的牲畜一律分配給翻身后的農奴和奴隸所有。我親眼見到他們流著喜悅的熱淚，口中不停地感謝中國共產黨、感謝毛主席。那段日子全谿卡人民喜氣洋洋，熱鬧異常。但是，由于曲宗地處丘陵地帶，人煙稀少，敵人利用自然環境的可乘之機，空投特務，隱藏在民眾中破壞該地區的民主改革，增加了我們工作難度，然而發動起來的群眾很快將隱藏的空投特務挖了出來，清除了破壞曲宗鄉民主改革和正常生產的隱患。

今年是廢除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40周年。西藏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心下，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取得了巨大的變化。西藏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由封建農奴制社會跨越到社會主義社會；百萬農奴當家作了主人，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勤勞智慧的西藏人民，實施科教興藏戰略，發展了各項社會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四十年前，我目睹了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帶給藏族人民的苦難；今天，我衷心地祝愿西藏人民加快建設團結、富強、文明的新西藏，走向光輝燦爛的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