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背景下，落實依法治國，推進依法治藏，必須從新時代西藏的社會主要矛盾和特殊區情出發，根據西藏社會發展的新面貌、新形勢，根據中國國情與國際形勢的新發展、新態勢，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治邊穩藏的重要戰略思想，把依法治藏貫徹到西藏發展穩定的全過程。[1]依法治藏，就是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是對依法治藏方略的引導和支撐，依法治藏是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補充和豐富。[2]

依法治藏在西藏社會轉型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依法治藏是中央治藏方略針對新時代西藏社會經濟持續良好發展態勢的重大調整，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在中央治藏方略上的具體體現，是西藏社會治理機制現代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西藏的科學路徑，是西藏經濟社會富裕繁榮、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有力保障，是西藏社會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的需要。依法治藏也是新時期西藏工作的基本遵循、首要原則和關鍵抓手。完善西藏地方立法是依法治藏的重要內涵之一，也是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善和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性政策確定下來。《共同綱領》序言及第五、九、十三、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條均涉及少數民族的權利與地位，其中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第五十一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人口的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3]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標志著西藏的和平解放。《十七條協議》貫徹了《共同綱領》的基本精神，第三條規定“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十七條協議》在法律意義上明確了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地位，明確了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方向。

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批準了政務院通過的《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8月9日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施行。[4]《綱要》是新中國第一部帶有民族區域自治基本法性質的文件，開啟了國家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立法的歷史進程。《綱要》的出臺，為西藏自治區的籌備和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據。[5]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五十三條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第五十四條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設立自治機關”。第七十條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自治權”。[6]

1954年11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代表、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代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組成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并經反復協商，通過“籌備委員會的性質任務”“籌備委員會的人員組成”“籌備委員會下設機構”“籌備委員會與政務院的隸屬關系”和“籌備委員會的財政問題”5個草案。[7]這些草案形成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具體實施方案的政策性基礎。1955年3月9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8]，明確了籌備委員會與國務院的行政關系，確立了籌備委員會在西藏自治區籌備成立過程中的法律地位，是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不可或缺的政治和法律基礎。[9]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標志著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作為帶政權性質的地方機關，開始了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進行立規建制等帶有法規性質的立法工作。西藏地方立法為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而生，隨著國家立法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進程而依法推進。[10]

二

西藏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地方立法以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為前提，遵循我國一般地方立法與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立法的立法統一原則、從西藏自治區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出發原則、民主立法原則以及立法的法制化原則，通過加強西藏地方立法，逐步建立以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主體的西藏地方性自治法規體系，努力實現中央依法治藏和西藏依法自治。[11]

（一）民主改革時期（1959—1965）

1961年4月21日，中央在《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西藏要切實做好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工作。[12]8月2日，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委會決定進行民主選舉試點工作，于9月19日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選舉委員會。[13]1962年8月25日，經國務院批準，西藏自治區選舉委員會成立。[14]隨后，選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決定建立西藏各級選舉機構。1963年3月30日，全國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批準了《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條例》，同日以主席令公布實施。西藏人大代表選舉工作正式全面展開。[15]1965年7月底，西藏各地基層選舉結束。[16]8月下旬，西藏縣一級選舉工作也基本完成。[17]在基層選舉進展順利的情況下，8月23日國務院全體會議舉行第一五八次會議，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開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18]同日，西藏選舉委員會公布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開幕，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宣告西藏自治區的成立。自此西藏正式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19]

西藏自治區自治機關具有地方國家政權和地方自治的雙重性質，作為一級地方國家政權機關，擁有地方性法規（含政府規章）的立法權，作為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擁有自治法規（含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交通規定、補充規定）的立法權，因此兼具統一性與特殊性。西藏自治區的立法權是西藏自治區行使自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其行使自治權的基本法律形式。西藏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地方自治法規，其法律效力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規。其中，在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之前，因缺少專門法的依據，因此西藏自治區自治條例的制定并沒有真正實現過。而在法律規定意義上，西藏自治區擁有的一般性地方立法權，則是與各省、直轄市獲得地方立法權同時完成的。[20]

（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1966—1978）

1966—1976年，西藏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1977—1978年年底是短暫的過渡時期。[21]西藏民族區域自治剛剛建立，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嚴重破壞了民族工作，“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成為指導當時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工作的普遍原理。“文革”期間，全國人大僅于1975年頒布《憲法》一部法律，其中關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的規定僅剩第二十四條，內容也被大大壓縮。[22]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文革”對包括法治建設在內的西藏各項事業造成極大損失。

盡管如此，黨中央仍然重視關心西藏民族工作。1971年3月28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西藏自治區部分領導時指出：“西藏路線問題有個民族政策，在西藏要注意這個問題，如不注意民族問題非犯大錯誤不可。”[23] 1975年8月29日，周恩來在醫院接見準備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華國鋒，囑咐他要告訴在藏區工作的同志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干部，“要搞統一，搞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互相扶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只有增強團結，才能安定，才能發展經濟，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24]。

（三）改革開放時期（1978—2011）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西藏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西藏的法治建設逐步恢復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性立法工作也在不斷豐富中走向完善。

1.起步探索階段（1978—1988）

這一階段，西藏地方立法重點解決的是常務委員會制度建設及經濟領域無地方性法規可依的問題。其主要特征是隨著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在西藏的恢復和常務委員會的成立，圍繞常務委員會工作所需的制度建設以及實現全區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開始制定一系列地方性法規，切實加強地方立法工作。[25]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調：“必須堅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加強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制建設，保障各少數民族地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政策的自主權。”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繼承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精神，恢復1975年取消的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內容，重新明確了自治地方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權。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其序言指明“堅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必須切實保障民族自治地方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第十九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26]《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施行，標志著我國以憲法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為核心，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基本法的我國民族區域自治的法規體系初步建成。《民族區域自治法》鞏固了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是西藏自治區立法的基本政治前提和法律依據。[27]

1985年，西藏自治區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西藏自治區地方性法規制定程序》（2000年廢止），對法規的提出、草擬、審議、表決、公布等作出具體規定。[28]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先后頒布了《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條例》（1979）、《西藏自治區森林保護條例》（1982）、《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的若干變通辦法》（1983）、《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1987）、《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1988）等。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西藏自治區關于發展對鄰國貿易的暫行規定》（1987）、《西藏自治區科學技術進步獎勵辦法（試行）》（1989）等地方性法規。[29]

2.“一個轉折點，兩個里程碑”（1989—2001）

這一階段，西藏自治區地方立法的重點是如何加快立法步伐，促進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問題。主要特征是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圍繞發展與穩定兩件大事，實施急用先立、逐步完善的工作原則，不斷加快立法步伐，努力提高立法質量，強調與時俱進，實行立、改、廢并舉。[30]

1989年3月拉薩發生嚴重騷亂。黨中央與西藏自治區黨委帶領西藏人民迅速穩定了社會局勢。1989年10月，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形成《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西藏工作紀要》（習慣稱《十條指示》），對統一思想、促進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改革開放時期西藏工作的“一個轉折點”。

1994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進一步明確“一個中心、兩件大事、三個確保”指導方針，“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件大事”是西藏的發展和穩定。會議形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西藏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意見》，其主要內容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文件》（中發［1994］8號）[31]。會議指出，使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國家的有關法律，在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工作中，都能得到認真的貫徹和體現。要加強對寺廟的管理，建章立制，實行寺廟定員；加強對僧尼的愛國主義和法制教育。[32]

2001年6月，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新世紀初西藏發展穩定工作的意見》會議紀要（中發［2001］11號）[33]。會議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34]

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被稱為西藏加快發展、推進跨越式發展的“兩個里程碑”。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同樣體現在西藏地方性立法和行政性法律文件中。西藏自治區六屆人大常委會（1993.1—1997.12）通過關于立法工作的安排意見。從西藏自治區七屆人大常委會（1998.5—2003.5）開始，每屆人大常委會都制定五年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經自治區黨委批準以后，認真組織實施并在執行過程中根據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及時作出調整，地方立法取得重大進展，初步形成了體現民族區域自治原則、具有鮮明西藏地方特點的地方性法規體系。2001年，西藏自治區七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西藏自治區立法條例》，建立和完善了統一審議制度，明確了法規草案一審和二審的主要任務。[35]

1990—2001年，西藏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公布的法律性文件共108件（含立、改、廢），其中39件涉及經濟建設，占全部文件的36.1%，25件有關文化教育等社會發展領域，占24.1%。西藏自治區政府頒布政府規章32件，其中經濟建設領域12件，占37.5%。[36]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先后頒布了《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條例》（1990）、《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自治區成立紀念日、藏歷新年、春節升掛國旗的決定》（1990）、《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地區聯絡處工作規則》（1990）、《西藏自治區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于堅決反對達賴擅自宣布班禪轉世靈童的不法行為的決定》（1995）、《西藏自治區邊境管理條例》（2000）等。

3.跨越式發展（2002—2011）

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2003年3月4日，胡錦濤在參加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少數民族界委員聯組討論時，強調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法集中體現了黨的民族政策，體現了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為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要在各族干部群眾特別是領導干部中加強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宣傳教育，依法做好民族工作。要抓緊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細則，把法律的一些原則具體化，確保這一法律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帶頭貫徹民族區域自治法，認真研究和解決這一法律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堅定不移地把這一法律實施好。[37]

2005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7月，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西藏發展穩定工作的意見》（中發［2005］12號），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即“三個堅持”）正式納入西藏工作指導思想。[38]

2008年西藏發生了“3·14”事件。事件平息后，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在中央領導下，統一認識，標本兼治，積極開展立法與法制宣傳教育工作。2010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議認為西藏存在的社會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和特殊矛盾（各族人民同以達賴集團為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矛盾）決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題必須是推進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39]

這一階段，西藏地方立法的重點是如何做到以人為本、立法為民，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問題。主要特征是地方立法適應改革發展穩定需要，在加快經濟立法的同時，高度重視維護社會穩定、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社會事業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實行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從確定立法項目到設定法規內容等整個立法過程都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40]

這一階段，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先后頒布了《西藏自治區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2002）、《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厲打擊“賠命金”違法犯罪行為的決定》（2002）、《天葬管理暫行辦法》（2005）、《西藏自治區實施〈宗教事務條例〉辦法（試行）》（2006）、《西藏自治區登山條例》（2006）、《西藏自治區旅游條例》（2010）、《西藏自治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2010）等。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時期（2012— ）

2012年，黨的十八大作出關于“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重要部署。2013年3月9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西藏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了“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

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系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要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把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落實好，關鍵是幫助自治地方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用法律來保障民族團結，增強各族群眾法律意識。[41]

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總結了西藏工作60多年的經驗，形成了一套完整全面的治藏方略：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必須牢牢把握西藏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對達賴集團斗爭的方針政策不動搖；必須全面正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強民族團結，不斷增進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必須把中央關心、全國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眾艱苦奮斗緊密結合起來，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必須加強各級黨組織和干部人才隊伍建設，鞏固黨在西藏的執政基礎。

2015年9月，俞正聲在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大會上講話強調，要始終堅持依法治藏，依法治藏是西藏實現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要全面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大力弘揚法治精神，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結合實際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規，形成更加完善的法規體系。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辦事、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利和利益，大力開展普法宣傳和教育，營造全民遵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矛盾和問題，維護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要依法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打擊各類分裂破壞活動，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和西藏穩定。[42]

2016年4月，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提出必須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遵守國家法律法規，自覺接受國家依法管理。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規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系。要保護廣大信教群眾合法權益，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教育引導廣大信教群眾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和教規的關系，提高法治觀念。[43]

2017年6月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宗教工作的決策部署法定化、制度化，對于提高新時代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化與法治化被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宗教工作的兩大重要方向。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的背景下，落實依法治國，推進依法治藏，必須從新時代西藏的社會主要矛盾和特殊區情出發，根據西藏社會發展的新面貌、新形勢，根據中國國情與國際形勢的新發展、新態勢，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治邊穩藏的重要戰略思想，把依法治藏貫徹到西藏發展穩定的全過程。[44]

這一階段，西藏地方立法的重點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特別是治邊穩藏重要戰略思想，著力提高立法質量，有序推進深化改革、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依法行政、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護生態環境、完善公共服務[45]。主要特征是推動立法工作方式方法創新，選擇部分重點法規開展立法后評估，積極開展立法協商，加強法規草案公開征求意見、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的信息化建設，建立完善立法工作基層聯系點，組織社會各方積極有序參與立法活動；加強對設區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權的工作指導，把市級人大立法工作提升到一個新水平。[46]

1965—2015年，西藏針對民族區域特點和實際，出臺了大量具有當地特色的地方性法規，先后制定了《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變通條例》《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等300多部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對多項全國性法律規定制定了適合西藏實際的實施辦法。

西藏自治區成立至2002年，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或批準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共計212件，其中制定83件，批準11件，決議決定118件。[47]1979—2002年制定和批準的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中，現行有效者82項[48]。2002—2012年間，西藏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公布法律性文件109件，涉及領域更加廣泛，經濟社會仍占較大比重。西藏自治區政府制定政府規章54部，絕大部分涉及經濟社會發展。西藏地方立法發展迅速，立法程序更加規范，具有西藏特點的民族立法體系日益完善，西藏實現跨越式發展與長治久安的法制保障更加充分。[49]

黨的十八大召開至2016年，西藏自治區立法工作尤其是治邊穩藏興藏的法律規章體系建設取得了新進展。西藏自治區政府法制辦公室報請自治區政府審議地方性法規草案20件、政府規章31件，內容涉及改革發展、穩定、民生、環保等各個方面。[50]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拉薩市民族團結進步條例》（2012）、《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辦法》（2014）、《西藏自治區志愿服務條例》（2015）[51]、《西藏自治區實施憲法宣誓制度辦法》（2015）、《西藏自治區天葬管理條例》（2015）等。2015年下半年，西藏自治區人大法制委員會起草了《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重要事項向區黨委請示報告制度》，建立健全了立法工作向黨委請示報告制度。[52]2016年3月、5月、7月，日喀則、昌都、林芝三市獲批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標志著三市的立法能力、立法需求已基本上達到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條件，西藏立法體系更加完善。[53]2016年西藏自治區政府法制辦公室提出了17項主要任務、58項具體工作，其中立法工作就涉及地方性法規5件，政府規章一類6件、二類5件。[54]

自1980年西藏改革開放至2018年7月底，西藏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批準地方性法規和作出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共171件。其中，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111件，廢止31件；批準設區市的地方性法規29件。[55]2018年11月19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員會辦公室正式掛牌，標志著新時代西藏全面推進依法治藏的新起點。

三

西藏民主改革60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逐步確立完善，西藏地方立法也經歷了從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4個時期的規范有序發展。

西藏自治區通過加強地方立法，逐步建立以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主體的西藏地方性自治法規體系，努力實現中央依法治藏和西藏依法自治。西藏地方立法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維護了祖國統一，并鞏固了國家憲法和法律所賦予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為開創西藏社會和諧穩定、民生改善、民族團結、宗教和睦、生態良好、邊疆鞏固的新局面奠定了法制基礎，為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為全面推進依法治藏、進一步落實中央治藏方略提供了根本性制度保障和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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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磊、肖濤：《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藏為發展穩定提供法治保障》［N］，《西藏日報》2015年6月25日第1版。

[2]陳燁：《“依法治藏”的若干理論問題初探》［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3期。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2頁。

[4]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0）》［Z］，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第228—230頁。

[5]賀新元等：《和平解放以來民族政策西藏實踐績效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51頁。

[6]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0）》，第66—72頁。

[7]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5年第3號（總第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http://www.gov.cn/gongbao /shuju/1955/gwyb195503.pdf.

[9]宋月紅、方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J］，《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

[10]同上。

[11]宋月紅、方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

[12]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頁。

[13]同上，第140頁。

[14]同上，第145頁。

[15]賀新元等：《和平解放以來民族政策西藏實踐績效研究》，第352、353頁。

[16] 《全區基層選舉工作基本結束》［N］，《西藏日報》1965年8月13日。

[17] 《我區縣一級選舉工作結束》［N］，《西藏日報》1965年8月26日。

[18] 《人民日報》［N］，1965年8月23日。

[19]宋月紅、方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

[20]同上。

[21]廉湘民：《堅持依法治藏維護國家安全——當代研究所發展歷程》［J］，《中國藏學》2016年第S1期。

[22]賀新元等：《和平解放以來民族政策西藏實踐績效研究》，第354頁。

[23] 《3·28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特刊》［N］，《西藏日報》2009年3月28日。

[24]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1949—2004）》第1卷，第261、282頁。

[25]王德文：《民主與法制的實踐與思考》［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頁。

[26]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1949—1990）》，第279—283頁。

[27]宋月紅、方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

[28] 《西藏人大50年：譜寫民主法治建設的輝煌篇章》［EB／OL］，人民網，2015—8—16，http://xz.people.com.cn/n/2015/0816/c138901-25999450.html.

[29] 《西藏自治區地方性法規匯編》（1979—2002），轉引自宋月紅、方偉：《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

[30]王德文：《民主與法制的實踐與思考》，第138頁。

[31]王小彬：《經略西藏——新中國西藏工作60年》，第269頁。

[32]朱曉明、張云、周源、王小彬主編：《西藏通史》（當代卷）［M］，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第463—466頁。

[33]王小彬：《經略西藏——新中國西藏工作60年》，第279頁。

[34]同上，第282頁。

[35]《西藏人大50年：譜寫民主法治建設的輝煌篇章》，人民網，2015—8—16，http://xz.people.com.cn/n/2015/0816/c138901-25999450.html.

[36]賀新元等：《和平解放以來民族政策西藏實踐績效研究》，第360、361頁。

[37]金炳鎬：《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1—93頁。

[38]王小彬，《經略西藏——新中國西藏工作60年》，第289頁。

[39] 《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都談了什么］，中國西藏網，http://www.tibet.cn/news/focus/1440549709960.shtml，2015年8月26日。

[40]王德文：《民主與法制的實踐與思考》，第139頁。

[41]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北京2014年9月28日電。

[42]俞正聲：《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新西藏》，新華網，2015年9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134601621.htm.

[43]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新華網，2016年4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44]石磊、肖濤：《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藏為發展穩定提供法治保障》，《西藏日報》2015年6月25日第1版。

[45]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規章五年立法規劃（2016—2020）》，2016—12—7，http://fzb.xizang.gov.cn/zflf/lfjh/201612/t20161207_20933.html.

[46] 《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17年1月11日在西藏自治區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2017—2—16，http://www.xizangrd.gov.cn/Articles/12299—1.htm.

[47]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會編：《西藏自治區地方性法規匯編》（1979—2002），第484、485頁。

[48]同上，序言。

[49]賀新元等：《和平解放以來民族政策西藏實踐績效研究》，第360、361頁。

[50] 《依法治藏穩藏興藏建設法治西藏》［N］，《法制日報》2016年5月11日，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60511/Articel06005GN.htm#.

[51]許萬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J］，《中國西藏》2015年第3期，第8頁。

[52]西藏自治區人大法制委員會：《發揚立法人精神，推進西藏地方立法》，中國人大網，2016年9月18日，http://www.npc.gov.cn/npc/lfzt/rlyw/2016—09/18/content_1997663.htm.

[53] 《西藏三市獲地方立法權》［J］，《政府法制》2016年第1期，第27頁。

[54] 《依法治藏穩藏興藏建設法治西藏》，《法制日報》2016年5月11日，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60511/Articel06005GN.htm#.

[55]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改革開放40年西藏地方立法工作成就與經驗》，中國人大網，2018年9月18日，http://www.npc.gov.cn/npc/lfzt/rlyw/2018—09/18/content_20614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