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3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民主改革系列叢書民生卷課題組一行10人赴西藏山南乃東縣克松村[1]進行調研。7月19日，當課題組結束訪談時，索朗頓珠用一句話總結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社會生活：“我生活在香巴拉。”民主改革之前，索朗頓珠生活在一個差巴家庭；民主改革之后，他從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作為社會主義新西藏的一名建設者，開始了不平凡的一生。今年，索朗頓珠76歲了，在克松村安度晚年。在克松村期間，課題組先后兩次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度訪談。[2]在第一天的訪談中，索朗頓珠老人對16歲之前的往事一一道來。索朗頓珠總是以新舊對比的方式和我們交談，這體現了他的歷史記憶與當下現實之間存在的聯系。我們也通過其他文獻資料進行了核實。“新社會”是第二次訪談的重點。第二次訪談我們就坐在他家二樓陽臺上的藏式沙發上，他早已備好了酥油茶，特意換了新衣服，戴上禮帽，態度莊重。索朗頓珠端坐在我們對面，面對攝像機鏡頭一點兒也不緊張。幾句寒暄之后，我們開始了訪談。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從克松谿卡開始的，索朗頓珠見證了這一歷史性的社會變革。當我們問及“新社會”的社會變化時，他自信地說出了克松村在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四個第一”，即民主改革第一村、第一個建立農民協會、第一個成立黨支部、第一個建立人民公社。瘦高的索朗頓珠，耳聰目明、說話清晰、思維縝密，在訪談中給我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生跨過新舊兩個“世界”，且對新舊西藏的記憶如此清晰的老人已經不多了，因此我們格外珍惜這一機會。

下文便是基于對克松村的田野調查，以索朗頓珠的一生為主線，采用民族志的書寫方式展示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社會變遷。

一、走進“克松村”

2018年7月13日，課題組從雅魯藏布江中游南岸的山南市乃東縣澤當鎮出發，沿著柏油馬路向南駛出喧囂的高原小城，緩緩駛進了恬靜的昌珠鎮。夏季的克松村，靜靜地坐落在雅隆河谷麥浪起伏的麥田之中，令人神往。香曲河水滋潤的這片沃土，宛如“綠松石的盆地”[3]，自古以來就是西藏的糧倉。根據藏族的起源神話，這片土地是人類繁衍生息的搖籃，克松村東南的“雅隆索當”被譽為西藏“第一塊農田”。開創歷史新紀元的吐蕃從這里興起，逐步完成高原的統一大業。至今在當地還保留著古代的地名，例如，克松村西北的“拉日江托”山和“贊堂”壩子，據說系因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在此下凡而得名。克松村北邊是西藏帕竹地方政權時期的中心之一。因此，在歷史上，克松村一帶是兵家必爭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雅隆河谷有許多佛教圣跡，例如“三圣地”“三佛塔”“三圣洞”等。其中，“三圣洞”就在克松村附近，西山有“熱瓊普洞”和“遮如普洞”，北山有“協扎普洞”。據索朗頓珠說，“克松”這一地名的一個說法，是站在“克松谿卡”的宅邸可以見到這三座圣洞。[4]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克松村東山腰的日烏曲德寺與克松莊園關系十分密切。此外，還有昌珠寺、扎西曲德寺等對當地村民的生活有一定影響。

二、索朗頓珠在“克松谿卡”的日子

1943年，索朗頓珠出生在克松谿卡。他的父親是克松谿卡的差巴，母親是乃布谿卡的人。在舊西藏有個說法：“兒子隨父，女兒隨母”，即支付賦稅徭役[5]，兒子要在父親所在的谿卡，女兒要在母親出生的谿卡。因此，索朗頓珠從8歲開始就在克松谿卡支付徭役。1959年，索朗頓珠年僅16歲。但是，民主改革之前的許多事情，索朗頓珠仍記憶猶新。

（一）索康家族和“克松谿卡”

“克松谿卡”是索康家族的莊園。索康家族是舊西藏的世俗貴族之一。[6]據不完全統計，西藏原有200多位貴族，[7]可分為亞谿、第本、米扎、一般貴族四類。[8]索康家族聲稱自己是第四世達賴喇嘛的后裔。自1728年以來，歷經噶倫索康·才旦多杰前后三代人的苦心經營，索康家族成為西藏歷史上地位顯赫的“米扎”，即門第高貴的貴族。[9]“一個家族的政治勢力最明顯的標志是其在噶廈中的席位”[10]。據調查，在1772—1844年和1844—1959年兩個歷史階段，索康家族在噶廈[11]中均占有兩個席位，在政治上發揮重要作用的14個家族中排行第五。[12]索康·旺欽格勒是該家族見證西藏地方政府走向沒落的最后一位噶倫。

“貴族的權力依賴于他們的土地莊園和農奴，因而也就依賴于農業”[13]。在舊西藏地方經濟中，作為“雄（政府）—格（貴族）—卻（寺院）”三大領主之一的世俗貴族，占有這三者所占土地總面積的21%。[14]索康家族在山南擁有7個谿卡，其中最大的當屬“克松谿卡”。[15]據索朗頓珠的回憶，除了克松谿卡，在“措美”（今山南市措美縣境內）、“扎”（今山南市扎囊縣境內）以及在“藏勒巴”[16]等地都有索康家族的土地和牲畜。每年年底，“措美”“扎”的酥油、奶渣、青稞等賦稅先要送到克松谿卡進行清點，然后由克松谿卡負責運到拉薩的索康宅邸。

土地是克松谿卡的主要財產形式。據索朗頓珠回憶：克松谿卡占有大量的土地，除了今天的克松村之外，在“卡多”占有相當大的農田，在“白榮”有500畝地，在“贊塘”還有部分田地。克松谿卡與周邊的其他谿卡的土地界限十分明確。索朗頓珠大致還能記得附近的其他谿卡：東邊有玉莎谿卡（向日烏曲德寺支“差烏”）和扎西拖麥谿卡，西南有克麥谿卡（向拉薩貢桑孜支“差烏”）[17]和卡多谿卡，東北有茶如谿卡（向乃東宗支“差烏”）等。在民主改革之前，克松谿卡有40多戶、130多人。其中，在克松谿卡干活的將近40人。農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麥、豌豆、土豆等。另外，還飼養一些牲畜，如犏牛、黃牛、山羊、綿羊、馬、驢、豬、雞等。

（二）作為權力中心的“克松谿卡”

據索朗頓珠說，克松谿卡的宅邸最初在“玉莎”一個叫“扎西熱旦”的地方。林田的新聞報道中記述：這個宅邸是五世達賴喇嘛的近侍“森本堪布”的，而后者就是索康家族的[18]。這一宅邸后來贈與了日烏曲德寺，索康家族在克松新建了宅邸。索朗頓珠還記得當時老人們講的故事：在新建克松宅邸的時候，發動了居住在雅隆河谷的所有勞力。運送石材時，勞力排成長隊，從山下一塊一塊遞送；木材選了最好的，并運送到門口，這些都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和酬勞，因而得名“克松”，即“三得利”。對“克松”地名的這一解釋最為常見。

關于克松谿卡的宅邸建筑，索朗頓珠還講了另一個故事。據說，一位“朵索欽姆”（直譯為“大石匠”，意為工頭）負責修建克松宅邸，完工之后又負責建了克松附近的“克麥宅邸”。由于沒有任何酬勞，這位工頭就將宅邸起名為“克麥”[19]，意思是這兩座宅邸在形制、格局都一模一樣。民主改革之后，索朗頓珠去過兩次克麥宅邸，看到除了規模要比克松宅邸稍大一些之外，格局確實是一樣的。令人十分驚異的是，正如這一名字，這兩個谿卡在民主改革中同時被改造的歷史命運也是一樣的。克松宅邸的建筑，可以從林田的描述中略知一二：村落正中，是一所三層樓大房子。四周和田野里，一些破爛小土屋，就是農奴們的住所。大房子分里外院，外院有排列成行的馬棚牛棚，宅旁大柳樹下，專有飲畜池。內院一進大門，便是雙行樓梯。二樓和三樓正廳，垂掛黑色牛毛織成的大窗簾。一旁有家庭經堂，里面柱子上掛有人面塑像。樓下的庫房里，堆滿了青稞、酥油等物。[20]我們走訪克松村時得知該建筑早已不復存在了。

宅邸是克松谿卡的權力中心。據索朗頓珠回憶：常住宅邸的有六七人，其中權力最高的是“谿堆”，是由索康家族派來全面管理克松谿卡的，要確保每年的賦稅徭役和內外差組織有序。“索康老爺”兩三年來巡視一回，平時由“谿堆”通過信件與索康家族保持聯系。“谿堆”有兩個助手：“甘巴”和“尼瓦”。“甘巴”是輪換制的，或從措美派來，或從澤當派來。“尼瓦”，俗稱管家，由“谿堆”帶來，主要負責賦稅徭役，與百姓交往較多。克松谿卡的宅邸格局充分體現了社會學的權力結構。

克松谿卡具有獨立司法權，在社會管理上不受乃東宗政府的干涉。不過，同屬于一個階級，克松谿卡與乃東宗之間交往甚密。平時克松谿卡的官員會騎馬去乃東宗政府。

（三）谿卡的日常生活

在谿卡中，差巴是中堅階層。克松谿卡的土地以經營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三類，即差地、自營地和出租地。差地是差巴家庭從谿卡領受并世代耕種的土地。作為回報，除了繳納一定的賦稅之外，還要承擔大量的內差和外差。[21]據索朗頓珠回憶，克松谿卡共有大差巴家庭18戶，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名。索朗頓珠用大拇指點著手指關節的紋路數出了18戶大差巴的房名：上林嘎、下林嘎、西嘎、玉巴崗、甘夏二、崗金、玉波、乃波、達日努、曾卡巴、寧卡尼、日德卡薩、杰卡強、上卡薩、下卡薩、志嘎薩、吉湯羅考。[22]其中的玉巴崗就是索朗頓珠父親家的房名，他就是在這兒出生的。這些大差巴的房屋主要分布在3個地方，在克松有9戶，卡多有5戶，白榮有4戶，而在贊唐只有守田者。此外，還有小差巴家庭。大小差巴家庭似乎與差地大小有關，相應的徭役也有差異：大差巴要支付兩個“烏拉”徭役，小差巴只要支付一個半“烏拉”徭役。

在索朗頓珠的記憶中，在差地里耕作和運送賦稅，是差巴家庭日常的主要任務。從8歲開始，索朗頓珠就在克松谿卡服役。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索朗頓珠幾乎支付了所有形式的徭役。克松谿卡擁有大量的農田，農活兒都靠人力完成，因此，春耕和秋收的內差十分繁重。從藏歷初五開始施肥，三月至五月春耕，然后澆水、鋤草，從藏歷七月開始秋收。索朗頓珠回憶說：“干活的將近40人，這么大的谿卡，什么活都要干。干農活，住在田間，沒日沒夜地干。秋收時節不可能在家睡覺，在卡多一個多月，白榮一個多月，贊塘也要待一些日子，有時候秋收結束就到過年了，就那幾個人。”運送賦稅是索朗頓珠記憶中的另一大差事。他特別提到跟隨父親運送賦稅去拉薩的往事。索朗頓珠幾乎是一口氣說完了這些經歷，足見這事在一個孩子充滿好奇的內心留下的深刻印象。

當時，我家有1匹馬和5頭驢，要送索康家的油、肉、奶渣、面粉等去拉薩。有時候沒有其他容器，就用山羊皮袋裝油，在皮袋封口處都要蓋一個章。如果章子等不齊全，就會被馬鞭抽。

拉薩一個來回就要半個月。途中會遇到強盜、看路人或狼。

從這兒去的話，要走“云”碼頭，然后過桑耶“艾瑪隆”對面的貢嘎山口。那兒強盜多。

在拉薩傳召大法會的時候，我和爸啦一起去過一次拉薩。我當時是另外一家的傭人，恰好被派去給爸啦幫忙。藏歷正月初三是傳召大法會的賽馬會，作為徭役要派出3人參賽。由于我還不會照顧馬匹，這些活兒全都是爸啦的了。過了貢嘎山口，就到了古如大橋和甘丹寺方向。當時，還沒有古如大橋，在那兒要乘皮船渡河。

在拉薩，可以住在索康宅邸，但是差巴的盤纏和馬飼料都要自己解決。

在我的印象中，當時的拉薩就和現在的澤當差不多，不大，除了八廓街再沒什么可以逛的街。都是荒灘、草坪和農田。現在的拉薩郵政大樓那里都是農田，色拉寺和哲蚌寺附近都是荒灘和沼澤地。回來的時候，會在拉薩買布匹、糖、茶葉、鼻炎藥等。

在克松谿卡還要承擔其他許多的內差和外差，可能隨時被召喚。索朗頓珠說：“克松谿卡有兩戶趕騾的長工和兩批騾子，一批約有15匹，主要的任務是從印度運輸物資，路過克松要休整數日，我們要去喂養騾子，然后他們過江去‘扎’地。這都是內差。外差一般都很緊急。如突然會被告知‘你有馬垛子，要去路邊等’。我和其他差巴就要去雍布拉康上邊等。有時候馬幫很快就到，有時則遲遲不到就得沒日沒夜地等。馬幫到了，他們騎著馬走，我們就跟在后邊跑到乃東宗。我去過一次，自己要帶著糌粑等干糧。主人有時候會給糌粑、清茶，有時候不給，我們只能找涼水拌糌粑吃。”

由于每個差巴家庭的勞力不一，經濟狀況參差不齊，索朗頓珠回憶說：“一套氆氌長袍不分男女穿，一年要打幾次補丁。每年聽到布谷鳥叫，就要光著腳丫，一直到秋收結束都不穿鞋子。鞋子都是自己編織縫制的，沒有買的。隆冬穿皮靴，里面裝干草，還算暖和。氆氌都是自己編織的，羊毛都是自家產的。一般差巴有十幾只綿羊，個別家庭會買羊毛編織袍子。”秋季，當雄的牧民會馱著鹽、羊毛、酥油來此貿易。無論如何，領受并世代耕種“差崗”（意為“份地”）的差巴，可以說是谿卡經濟和社會的基柱。相對而言，“堆窮”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在克松谿卡有堆窮30戶。據索朗頓珠說：“堆窮是從外邊來的，在別的地方或無法繳稅服役，或被打了之后逃來借住，然后就在這兒幫工生活。”由于差巴繳稅服役十分繁重，就面臨勞力不足的問題，而流動的堆窮恰好可以滿足這一需求。堆窮還可以承租谿卡的土地，一般有“博”和“謝”兩種租佃關系，前者是定額租地，后者是對半分租地。[23]農忙時，差巴會支付一定的酬勞雇傭堆窮。在谿卡生活，堆窮還要承擔一定的徭役，比如修渠、打場、鋤草等。此外，還有“朗生”。克松谿卡和一些差巴家庭中會有朗生，一生都依附于這些家庭，維系生存。

（四）節慶、儀式與莊園社會

在克松谿卡，人們認為農業豐產和人丁興旺是由出生神“贊”，特別是地域神“杰波”和宅邸的家神“白拉姆”所掌控的。因此，一年中的重要時節，克松谿卡都要圍繞地域拉神和家神舉行隆重的節慶儀式。索朗頓珠告訴我們，克松谿卡舉行這些“神圣”的儀式都要邀請日烏曲德寺的僧人做專業的祭師。根據文獻記載，日烏曲德寺由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堅耶巴·曲杰頓珠白巴所建。第司桑結嘉措記錄當時該寺有150余僧人，其中就有克松的出家人。[24]民主改革前夕，該寺規模不小，有500位僧人。根據1830年的《鐵虎清冊》，克松谿卡與日烏曲德寺不存在規定的供施關系。[25]不過，克松宅邸供奉的家神為格魯派的護法“白拉姆”，而克松谿卡的地域神“杰欽”是日烏曲德寺的護法，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日烏曲德寺與克松谿卡的聯系十分密切，逢年過節，克松宅邸都要邀請日烏曲德寺的僧人念經作法。

根據索朗頓珠的回憶，藏歷新年期間的法會是一年當中最隆重的日子。每年藏歷新年正月十二，克松谿卡要邀請日烏曲德寺的全體僧人，在宅邸念經7天。法會期間，一般的百姓會繞轉宅邸。僧人的伙食以及其他開支都由宅邸負責。法會前后要搬運法器等物件，這都意味著增加了徭役。對于普通百姓而言，他們一年當中最期待的當然是藏歷新年。索朗頓珠還記得當時過年的情景：“差巴過新年5—7天。這幾天谿堆不安排活兒和徭役，大家就在自己家縫制衣服等。初三是‘達則’，這是固定的，要祭祀地域神、掛經幡。為了準備拉薩賽馬會訓練賽馬，初三那天可以放松。參賽的馬有19—20匹。”

對于個人而言，最重要的節慶是新年；作為農民，最重要的時節則莫過于春耕和秋收。這兩個節日特別受有田農戶的重視。

與西藏其他農區一樣，克松開耕要過“聶扎”節日。先根據藏歷，選擇一吉日慶祝。這時一般要看“星象”，見到“斯通”認為是最好的，叫“次松夏”。[26]節日當天，先是煨桑，然后用犏牛和騾子象征性地犁地，并撒種子，預祝好的收成。那一天差巴都是在自己的農田上過節，可以喝酒放松一天。這個節日也會請一兩位僧人祭祀地域神。

藏歷六月，即秋收之前的“望果節”十分隆重。索朗頓珠大致描述了當時過節的場景：馬隊在前，背經隊伍在后，其后是其他步行男女。一二“喇嘛”同時要吹海螺長號，祭祀地域神。馬隊要沿著108個像塔一樣的土堆走，在“崗江”的地方進餐。望果節期間宅邸會請差巴喝茶、喝酒，在地里跳鍋莊。

三、新社會的曙光：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后，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開始預謀叛亂。[27]1959年3月，拉薩的“武裝叛亂”平息之后，索康·旺欽格勒跟隨十四世達賴喇嘛途經貢嘎、扎囊、瓊結、隆子逃亡印度。離開西藏之前，索康·旺欽格勒在隆子宣告成立“西藏臨時政府”。山南成為叛亂分子的根據地，“四水六崗”的叛亂分子集結于澤當、昌珠、克松、克麥一帶，組織武裝叛亂。克松谿卡的谿堆恩久多杰參與了叛亂。最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平定了武裝叛亂。[28]年僅16歲的索朗頓珠，經歷了那段可怕的日子。

當時來了許多說是“四水六崗”的康巴人和一個叫慈誠的人為首的兵團。“四水六崗”的康巴人大部分住在昌珠，一部分住在克松，1959年在澤當的“崗普”（現在的“香素”和“達烏”地方）發動了叛亂。當時生活特別困難，他們從老百姓手中搶了馬和吃的、廚師、馬料、馬夫等，還要老百姓去給他們干活。我被弄去當馬夫，要和馬睡在一起，有時候馬會靠到我身上，有一次差點把我壓死。1959年的一天早晨，不記得具體的日期了，好像是藏歷三月十五日晚上，叛亂分子在谿康屋頂告知我們喂好馬。他們騎著馬一會兒上了，一會兒下了。那時候，我們政府的軍隊有序地從上面下來了。當時普通百姓不知道是政府，叛亂分子傳言：大家趕快逃走，不然漢人會來的。漢人來了會殺人，嚇唬我們。我回家馬上馱了馱子，殺了一只羊馱上，拿上糌粑。大家都往瓊結方向跑。有我一個親戚在那邊的白榮，上面的尼姑寺波沃貢巴的下方有個泉水，我們就住在那兒，晚上下來住在那個親戚家。那里其實離我家特別近。在這兒的人，丟下所有的家當，或逃到田里，或逃向沃堯，到處逃，有的逃到寺院的熟人那兒。過了兩天，有幾個差巴在谿康屋頂上，看到我們政府的軍隊來了，就去獻哈達，然后他們來傳話說：都下來，不用擔心，政府的軍隊來了，自己的房子、田地，有多少都是自己的。我們都很高興地回家了，開始種地、養牲畜。叛亂分子最后基本都逃走了，加薩格曲和吉仲被政府軍隊活捉，關進了監獄。

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實質上成了西藏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在改組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運動。[29]克松一帶的叛亂平息之后，社會秩序開始恢復正常。當年5月，西藏工委各地分工委在平叛部隊的配合下，派出干部到各宗接管舊政權，建立軍管會或縣、區人民政府，并派出工作隊深入農村進行民主改革。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中確定的“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中央批準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是“三反雙減”，即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奴役和減租、減息；第二步是土地改革。5月底在山南分工委[30]副書記張增文的領導下，山南分工委和乃東縣縣委派出工作組在克松谿卡進行“三反雙減”運動。工作組先后經過摸底調查和政策宣傳，積極培養階級隊伍，籌組克松的農業協會，以大會和游行的方式發動群眾控訴“三大領主”的滔天罪行，解放朗生61人安家置業，并為其順利完成了這一運動。[31]記者林田的《西藏春潮》記錄了在克松谿卡開展“三反雙減”運動的全部過程。[32]

7月中旬，正式成立乃東縣克松鄉農民協會。這是西藏第一個鄉級農會。農民協會主任是朗生出身的尼瑪次仁，副主任是朗生出身的吉加（女）和差巴出身的吾金，委員7人。在農民協會10人當中，朗生和烏拉5人、堆窮3人、差巴2人。這標志西藏地區的貧雇農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克松的人民基層政權正式建立。根據有關的檔案資料，在貫徹國務院關于劃分階級成分決定的前提下，結合西藏地區的特殊社會情況，將剝削或被剝削的程度、家庭勞動狀況和生活狀況以及占有生產資料（耕牛、農具、牲畜等）這3個條件作為劃定克松谿卡階級成分的主要標準，克松鄉工作組協同農民協會，并組織群眾民主評定，將70戶劃定二地主、中農、貧農、雇農、其他五類，其中二地主2戶，占總戶數的2.86%；中農13戶，占總戶數的18.57%；貧農和雇農48戶，占總戶數的68.57%。這確保了貧雇農在階級成分中的絕對優勢，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階級基礎。[33]

在“劃定階級成分”的基礎上，工作組在克松鄉進行了土地改革。依據1959年9月16日西藏工委制定的《關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和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通過的《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決議》和《關于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的實施辦法》等重要文件，以“叛與未叛”為根本性原則，沒收克松谿卡的所有財產，分給農民所有。索朗頓珠回憶了拆分克松宅邸一事：“宅邸是從上層開始拆分的，一批是勞役和差巴，一批是堆窮，分得的就是自己的了，宅邸的底層做了糧庫。”在土地改革中，工作組首先在動員群眾的基礎上，由選出的有經驗的老年農民20余人與農民協會的干部組成4個小組進行了查地評地，然后貫徹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以盡可能滿足貧雇農、穩住中農的土地分配原則，根據土地數量、質量、遠近，由土地改革的合法機構——農民協會以克松谿卡為單位分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1960年3月經西藏工委復查之后，頒發了土地證，確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34]。經過平叛和民主改革，廣大的克松人走進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新西藏。

四、索朗頓珠走進新社會

1959年之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藏語俗稱“吉措薩巴”。“新社會”改變了索朗頓珠的命運。195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后備軍。1962年，擔任互助小組組長。1966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到1984年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索朗頓珠作為一名基層干部，以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參加了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建設事業。

（一）克松鄉：作為現代中國的一個基層政權組織

1960年6月，克松鄉（金珠鄉）人民政府成立。1962年3月，依據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關于在全區開展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草案）》，克松鄉進行了基層選舉，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建立了貧雇農為主體的人民政權[35]。1965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這標志著新中國順利完成了在西藏地區的行政建置。

20世紀60年代，克松鄉隸屬乃東縣昌珠區，區公所駐地昌珠。昌珠區建于1959年4月，克松鄉是該區下轄的6個鄉之一。在基層行政單位的邊界劃定中，克松鄉的占地面積遠小于克松谿卡。克松谿卡分別成立了克松鄉、卡多鄉和白榮村、贊塘村。[36]克松鄉的人口，根據有關的檔案資料，1960年9月共有90戶、370人。與民主改革之初相比，克松鄉的人口有所增加，這與行政建置中的人口調整有關。在訪談中，當問及克松建鄉時的面積和人口，索朗頓珠回憶說：“‘克松’（在此指地名）的范圍之外，卡多、白榮、贊塘劃歸其他鄉了。現在的四組以前不屬于克松鄉，其中的部分家戶是玉莎的，1960年并入克松鄉。大部分家戶原先住在卡多，根據遠近并入了克松鄉。”

（二）基層領導核心：黨支部

1959年12月2日，乃東縣昌珠區克松鄉發展了第一批6名黨員，成立了西藏第一個農村基層黨支部——克松臨時黨支部，由工作組成員丹巴見參（又寫為丹巴江村、登巴江村）兼任黨支部書記。丹巴見參是1955年開始培養的民族干部，拉薩人，雇農出身，中共黨員，1959年5月到山南地區工作，任昌珠區區長一職。1959年11月20日至12月24日，中共乃東縣舉辦了第一期“積極分子培訓班”，在克松村挑選了在民主改革中涌現出的28名積極分子參加。期間，由山南地區分工委的陳濤和山南地區團委的周建英同志作為介紹人，發展了6名預備黨員，成立了克松鄉黨支部。黨員6人，5男1女，出身皆為貧雇農。1960年6月4日，這6位同志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尼瑪次仁被選為鄉黨支部書記。[37]

在當時，中國共產黨在貧雇農中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黨員干部。其中，朗生出身的尼瑪次仁是廣大貧雇農的優秀代表。1951年他擔任農民協會主任一職，1960年至1978年一直任克松黨支部書記。我們在克松居委會的實地考察中，參觀了“西藏第一農村基層黨支部”展覽館。它是人民公社時期建成的，至今保留了基本的樣貌，與宏偉的新展覽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展覽館的主角就是尼瑪次仁，圖文并茂的黑白照片講述了他光輝的一生。

1959年12月5日，克松鄉發展了第一批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6人和第一批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20人[38]。在共青團員6人中，貧雇農出身的5人，中農1人，其中就有索朗頓珠。貧困差巴出身的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后備軍。索朗頓珠回憶道：

共青團是培養共產黨接班人的。那時候的團員工作特別多，比如幫助貧困戶拾柴、背水等，什么都要干，沒有酬勞。我們去干小組的活兒，也要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在當年柴火不像今天這么寬裕，在路上見到一點灌木都要撿回去。現在柴火多了，沒人會這樣的，生活很富裕啊。

1962年，自衛反擊戰，我原本要去支援的，后來不用去了。強巴赤列是第一個，克松一共去了4批人馬，前3批去了之后，輪到第4批的時候，說不用去了。我們一批有20多人，20多支槍，后來又增加了。剛開始有些害怕，把大伙兒集合起來教育之后，大家信心倍增。想著自己可以報答中國共產黨的恩情，也就不害怕了。可是，最后鄉里通知解散，我們就沒去成。戰爭取得勝利后，大家都回家了。

作為一名共青團員，索朗頓珠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國家危難時刻，充分體現了較高的政治覺悟。第一批黨員、團員已經成長為合格的國家公民，支援前線成為每一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由于強巴赤列組長在1962年自衛反擊戰前線殉職，由索朗頓珠代理組長一職。索朗頓珠懷著悼念之情說道：“1962年我當了互助小組的組長。我的前任組長在1962年去自衛反擊戰中犧牲了。他是個英雄，葬在桑格塘烈士陵園。他的名字叫強巴赤列，一片赤心。他好像是在郭麥轉山路上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的子彈射擊中受傷后去世的。他去世之后，我接替了他的組長一職。”

1966年，索朗頓珠成為一名正式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索朗頓珠雙眸充滿喜悅地回憶道：“我入黨的時候，和我一起的還有3個人。入黨要有兩個介紹人，我的介紹人是丹巴見參和次旺扎西。丹巴見參說你申請入黨吧。當時我對黨組織不怎么了解，然后我就請教他們，他們一一作了解釋。我還是有些擔心，我不會寫入黨申請書、不識字、不會藏文，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們鼓勵我，說入黨申請書他們可以幫助寫，他們當介紹人。丹巴見參是拉薩的，那時候為克松辦了許多事。”

索朗頓珠沉浸在美好的回憶當中，滔滔不絕地說著：“入黨之后，由黨代表學習小組講課。上了兩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黨員都會沖鋒陷陣，要起好先鋒模范作用。當時教育人等工作特別多。在社會上斗爭很多，黨員作為先鋒，要去做這些事情。不像現在，那時候沒有電話、沒有電視，要走路去每家每戶通知。根據‘三會一課’制度[39]，一周要開會一次。當時對會議和學習都非常感興趣。白天干活兒，晚上開會，有時候開會到12點、1點，都不知道累的，真是歡欣鼓舞啊。當時就說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想象著那將會是什么樣子。在學習的時候，還會講外國的家庭有多富裕、有多少輛車、一個人可以養活多少牲畜等。”作為黨的基層干部，在當時通過學習和會議，可以第一時間掌握時政和國家政策，在傳達上級指示精神的同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黨員樹立起了權威，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帶頭作用。

（三）“以糧為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1959年7月，克松谿卡開始進行土地改革之時，內地各省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在建設現代化工業強國的進程中，提出農業“以糧為綱”，具有特殊的意義。據有關的檔案材料，在實際的工作中，克松鄉在“三反雙減”運動開始后就組建了互助組。1959年11月，全鄉97%的農戶共組成10個常年互助組，1960年春耕時，合并建立6個互助組，每組9—15戶。在互助生產運動中，改進了生產農具，采用新式步犁“深耕細種”；在生產的組織和分配上不同于一般的互助組。據索朗頓珠回憶：評工計分比較特別，干農活兒輪流去，按人頭核算。由于他家當時人多，干活的有爺爺、父母、他自己以及一個女孩（指姐姐或妹妹），所以核算的時候要返還許多錢。由于家里困難，他自己要求不去上學，在家幫忙干活。這一農業經濟組織形式，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據公布的材料，1959年12月，克松鄉超額完成國家的征購和還借糧任務，交售國家12萬多斤上好的糧食。[40]

1960年7月13日，克松鄉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建立初級合作社。根據公布的檔案資料，初級社的建立工作分為五步完成，第一步宣傳教育，以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為骨干，進行教育、發動，并有針對性地解決思想問題，如猶豫動搖的、有抵觸思想等，共12天。第二步建立建社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共7人，朗生出身的代理支部書記尼瑪次仁為主任，49戶在一天內全部申請報名入社，其中3戶未被批準入社、3戶為非社員，都與“成分”有關，要進一步教育改造之后再考慮批準入社。第三步，處理具體的入社問題。牲畜、土地和樹木作價入社，在分配中土地報酬占二成；暫時無用的奶牛、豬、雞可以私養，另外每戶根據人口在宅邊留出不超過3升的菜地。房屋問題，集體修建6個棚圈，有可用的倉庫，暫不借用社員房屋。1960年的秋收，以青苗入社，統一秋收，分配比例是土地20%、生產費15%、公積金5%、公益金2%、勞動報酬58%，公糧由社員從土地報酬中繳納。另解決公共積累和股份基金問題。第四步是召開社員大會，選舉成立了由7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和由5人組成的監察委員會，并通過社員章程。第五步是在望果節召開慶祝大會，制定生產和財務管理計劃，建立制度。[41]

在我們的訪談中，雖然沒有如此詳細地談到合作社的建立過程，但是索朗頓珠清楚地記得克松鄉兩次建社的經歷。他說：“大隊公社先后建了兩次。第一次建了之后馬上解散了，劉少奇說建立人民公社太早，條件不成熟，就恢復原樣了。過了三四年，再次像第一次一樣建立起了人民公社。”1961年1月，毛澤東在與班禪額爾德尼談話之后，2月，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關于農村若干具體政策的規定》（簡稱《農村26條》），指出要穩定發展、5年以內不辦合作社，大力開展愛國豐產運動，以1960年核實的常年產量為計算基礎，計征愛國公糧。4月，《中共中央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重申了這一要點。[42]根據文件精神，克松鄉調整初級社為互助組，并逐步將臨時互助組發展成為常年互助組。“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一年，1965年3月22日，張經武傳達中央書記處3月15日會議上關于西藏試辦人民公社的決定。1965年10月7日，克松鄉轉入高級社，全鄉123戶全部加入，建立了西藏第一個人民公社。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到會祝賀并作了重要指示。1966年年底，全區共試辦了150多個人民公社，1975年年底西藏農牧區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建立起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43]西藏地區的人民公社實行“兩級所有，隊為基礎”。據索朗頓珠說：克松公社共有4個大隊，每個大隊有1名隊長，其他還有生產隊長、政治隊長等。他任第一大隊的政治隊長。

農業生產由大隊統一負責。索朗頓珠回憶說：“大隊有大隊的頭兒，大隊的頭兒一大早就要去一個一個分配工作，比如今天有什么新活兒，都要步行去，要當面說。”在具體的工作安排上，我們可以參考克松鄉第一次建社時候的情況進行了解。例如，秋收時，“全社把勞力分成收割、運輸、打場、耕地以及雜活5個專業隊”[44]。在農業產量的提高方面，克松公社在不斷改進生產工具、進一步優化農田的同時，還廣泛應用了農業科技。索朗頓珠說：“人民公社時候用機械耕地除草，以前沒有辦法根除的雜草‘然卜’，用當時國家生產的七五、五五牌機械汽車全都除了，這讓糧食增產。一是種了冬麥，雜草自然就不長了，糧食產量還增加了。因為機械和農民基層組織得力，農田全都變得十分肥沃松軟。冬麥最初試種，后來慢慢擴大面積。這大大提高了產量，平均產量一畝24垛的話，冬麥最少也可以產出30垛。還有種了冬麥之后，在空地種植豌豆，這又多了一種，糧食產量又增加了。二是不同于以往，按計劃施肥，最低二十到二十五，不能低于二十。有化肥和碘肥，這樣產量增加了。”

在農業生產中，每戶都要根據出工情況累計工分。以“按勞分配”的原則，“工分”是分配的主要依據。索朗頓珠回憶道：

工分是根據自己的勞動計算的。例如，如果我每天努力工作，一天不缺，就會有較高的工分。一天，有的5分，有的4分、7分，最高10分。年底結算的時候，工分最多的分配的糧食最多，這叫“按勞分配”，也就是根據自己的勞動分配。

我家有4人。我工分最高。我平時工作十分努力，不喜歡瞎逛。我從小勞動，所以勞動很踏實。每天晚上開會，就一個一個叫名字，問可以得幾分，對于勞動好的大家都會馬上說話打分數，對那些不好好勞動的和生活好一點的，沒人說話，就打4分、5分。比如說，問次仁可以得幾分的時候，如果他活干得好，大家馬上討論，說7分、8分這樣。

分配農業收入，有“米珠”和“嘎珠”之分。根據生活必需，給每人分的生活糧食，是“米珠”，每人分2垛或5垛，每家按人頭分配。“嘎珠”是在此基礎上，根據勞力所得的工分分配糧食。另外，還要向國家繳納“杰吉吉珠”，即愛國公糧；在大隊存放戰備糧食。[45]

克松公社在促進農業生產的同時，進行了工業化的嘗試。1961年頒布的《關于農村若干具體政策的規定》中，就指出要“大力開展愛國豐產運動，積極扶持發展農村手工業和副業生產”[46]。克松公社成立后，社隊統一組織開展副業和手工業生產，外出務工的收入由社隊評工記分。1965年，山南地委工作組協助克松公社創辦了集體所有制的手工粉條加工廠。[47]歷經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制度在西藏基本確立，人民公社時期的西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項事業亟待建設。在社會主義新西藏成長起來的索朗頓珠，已經成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基層干部，并贏得了區政府領導的肯定，經常被委以重任，先后擔任農業基層組織學習班的負責人、區歌舞組負責人、磚瓦廠負責人等。

磚瓦廠的建設表明當地開始嘗試新型產業，這與當時全中國的經濟環境是分不開的。索朗頓珠回憶道：“建了一個磚瓦廠，自從建廠開始讓我全權負責。磚瓦廠大概是1975年建的，當初誰也沒有經驗，區里就派我去了，說區的干部不夠。當時，區長說：你努力干，以后提拔為干部。磚瓦廠有也算是企業，所以效益不錯。”

（四）新面貌：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索朗頓珠談到自加入中國共產黨以來，根據《黨章》的規定，黨員每周都要開會學習。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從民主改革開始，每一次的政治運動都由貧雇農出身的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為先鋒，以大會的形式舉行。日常的生產會議，在互助小組時期，會議或在“宅邸”或在某人家中集中開會；在人民公社時期，以大隊為單位，每天晚上都要開會集體評分。

創辦夜校等是公共生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索朗頓珠回憶了民主改革之初的掃盲夜校。

當時辦了一個夜校，有30個男女青年，要上2個小時。只上藏文。老師是原克松谿卡培養的那兩個差巴家的孩子，叫哈茹和旺秋，都是貧民。當過僧人的也會教。在谿康里面上課，當時谿康還在，特別大。當時沒有課桌、凳子，用土坯砌的臺面抹泥巴當桌子，木墩當凳子。與舊西藏相比條件已經好多了。上課的時候，點上煤油燈。這個夜校后來沒能辦下去。當時生活困難，我就沒怎么去上學。當時我算成人了，可以讀點報紙。課本是掃盲讀本，就是一年級的課本。我剛讀完，所以可以讀懂一點報紙，之后就沒有去過學校。

除了識字班，當時還舉辦了成人的政治、文化夜校。[48]還鼓勵女性受教育，掃盲教育倡導“男女平等”思想。實際上，男女平等在農民協會的委員構成中就有充分的考慮。作為普及新知識的重要方式，通過夜校等培訓教育，啟蒙了廣大農民的科學觀念。如：“1961年夏天，（克松鄉）地里發生了蟲害，一些老年人趕忙祈禱神靈，并準備請巫人來念經。這時，學生和青年出動了，他們提著桶下地捉蟲，捉過蟲的農田，蟲害終于減輕了，老年人見到這種情況，也紛紛下地捉蟲，這樣，終于保住了莊稼。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群眾，以后人們有病也不再請神了，而是到醫院去治療”。[49]

看電影和參加文藝活動是公共生活中十分令人期待的。1959年，山南地區建立了電影放映站，一部放映機和兩名放映員，輪流在乃東縣和瓊結縣放電影。人民公社時期，每月在克松公社可放2—3場，播放《農奴》《雪山淚》等。文藝活動由翻身農奴組建的業余歌舞隊和藏戲隊表演，絕大多數反映翻身農奴的革命斗爭和新生活。最具代表性的是1968年克松的農民自編自導的話劇《赤來多吉三代一家六口人的故事》。在人民公社時期，以藏語或漢語演唱《紅燈記》《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樣板戲”。[50]索朗頓珠曾負責昌珠區文藝隊，他回憶道：“我在昌珠擔任文藝隊負責人3年。我不會歌舞，好像當負責人比較合適，就派去那里了。最初一起派了兩名干部，一個叫布瑪乃，一個叫強巴曲覺。之后說區里干部不夠，他倆被撤回去了，讓我負責”。《東方紅》和《社會主義好》在當時的克松大為流行。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亦發生了變化。最為顯著的變化是每家每戶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在民主改革中，首先解決了朗生的住房問題。索朗頓珠回憶道：“民主改革之前堆窮住在差巴家某個角落的房間，有一間或兩間房屋，一般都是一間，約半個‘柱子’大小。其他住在宅邸，后來宅邸的牛棚、馬棚都拆了分給他們。”據有關的檔案材料：“在安家的22戶朗生中，除15戶安在谿卡（指宅邸）內、6戶安在村內親戚或堆窮家外，僅1家安在差巴家內”。[51]人民公社時期，“克松在‘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中，將分散居住于農田之中的農民的房屋拆掉，集體出力，個人出木料，集中建了一批土、木、石結構的民房，這些房屋連片修建，被群眾稱為‘大寨式’的藏式平房，后來大多拆掉另建了新房”。[52]

飲食方面，據索朗頓珠說，通過國家的糧食分配制度，每戶可以分得一些大米，另外開始食用蔬菜和“雜交”豬肉。20世紀70年代，在克松公社嘗試養豬，經過藏豬和內地豬的“雜交”，培育出適應西藏氣候的“特種豬”。[53]

階級意識在服飾變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民主改革后，全鄉男子自動剪辮子，砸碎戴在手腕上的海螺等，廢除一些迷信習慣，部分年輕人和干部開始穿中山裝、綠軍裝等。[54]

五、索朗頓珠的“輝煌時代”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中國大地。1979年，克松公社革命委員會改為克松公社管理委員會。[55]根據中央、國務院的指示和西藏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的決定，1984年撤銷克松人民公社，恢復鄉級人民政府。[56]當年年底，進行了農牧業經營體制改革，正式實行“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土地政策，牲畜、生產工具等所有權歸戶經營，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一時期成了索朗頓珠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在我們的訪談中，說起這一時期，索朗頓珠口若懸河。實際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索朗頓珠已漸漸走上了人生新的舞臺。20世紀70年代初，作為克松的代表，他就被派去昌珠區公所負責全區的農業知識普及。據索朗頓珠回憶，冬天帶著被子去參加學習，一去就是兩三個月，學員來自敏珠康、扎西曲登、白榮、卡多、東嘎、克松，一共30多人。索朗頓珠負責外聯工作，之后又負責區藝術隊工作。經過多年的鍛煉，1975年，昌珠區區長委以索朗頓珠重任，派他去負責磚廠。磚廠在卡多鄉，從各大隊抽調2—4人，員工一共30多人。在建廠過程中得到區領導的大力支持，例如，在山上砍了柴火，運輸困難，索朗頓珠發揮外聯能力，取得區相關部門的運輸支持。經過幾年的艱苦創業，磚廠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1984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產權明晰成為這一制度的基本要求。與此同時，隨著葡萄種植等其他產業的引入，帶動磚廠的經濟效益也越來越好。但這引起了磚廠產權的爭奪。索朗頓珠不無遺憾地回憶了他一手辛辛苦苦建立的磚廠，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如何走向解體的過程。

我當廠長一直到1984年磚廠承包。昌珠區的書記換了，新來的書記似乎沒有太多經驗，由于是卡多的地，說把磚廠轉給他們，就承包給了卡多。當時，開始在山南種植葡萄，現在種植大蘋果。我們商量好，對方全額付款，我按時按需提供磚瓦，簽好了合同。這個時候卡多和白榮的說讓我去別的地方。這都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建起來的，現在都來爭搶，昌珠區里沒有人支持我，新來的書記來視察也沒有表態，說從“五四”青年節開始就不要爭了。我一個人無能為力，就讓秘書管理好一切物資，讓會計保管好賬目，我說這要分給工人。手頭只有四五千元，大部分錢都是外賬。當時出售磚瓦，不像今天都是現款，外賬有3萬多，說好要保密。他們的人也沒有跟我們一起干。我說家庭聯產承包了，我要回家務農，把汽車交接好以后就走了。他們當天晚上新生產的土坯，沒有灑水，都失敗了。我在分紅的時候，請次珠幫忙，每人剛好有3000元。后來卡多年底分紅，每人只有6角錢。辛辛苦苦干的事業就這樣被別人承包了，區干部相互推諉，無人關心，我就帶著人回家了。在青年節那天，人們都去過節了，我從克松雇了兩個人把東西運下來了，有幾個技術員被他們請去喝酒了，卡多的人是我這邊的，最后都皆大歡喜，今天見面都很感激我，而他們那邊的什么也沒有得到，就這樣磚廠沒了。

由于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轉型，新的土地產權制度落實之后，國家權力從農村基層被抽離，遺留的問題放任產權相關者自行協調處理，這導致了在集體時代經過多年艱苦創業積累的國有資產嚴重流失，重創了本地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潛能。據調查，在人民公社時期創建的克松粉條加工廠經歷了同樣的命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克松經濟逐步融入了山南市經濟圈，這才走上了真正的多元化發展時代。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磚廠被承包之后，索朗頓珠十分失落地回到家。一個叫阿佳卓嘎的干部來請他去出任鄉長。他甚為滿意地回憶道：“我說自己沒有文化，再三拒絕，但是她還是堅持做工作，最后我只好答應，任了副鄉長。當時的鄉長是白瑪云丹，支部書記是白瑪次仁。”1984年，索朗頓珠擔任克松鄉副鄉長。1987年撤區并鄉，克松鄉改為村民委員會，成為昌珠鄉的7個行政村之一，下轄4個村民小組，他擔任村主任一職。1990年村支部書記退休，他兼任書記和主任6年。之后，任命了新的主任，索朗頓珠任黨支部書記。1999年，乃東縣進行鄉鎮合并，昌珠鄉與卡多鄉合并為昌珠鎮，克松改為居民委員會，下轄4個居民小組。索朗頓珠任黨支部書記一職，直到2002年正式退休。

索朗頓珠在克松村委任職期間，除了常規的事務之外，管理農業生產是他的主要工作。一方面，在“去集體化”的時代，他格外重視村民的團結。索朗頓珠回憶說：克松村的村民十分團結，在春秋農忙季節，大家都會相互幫忙。誰遇到困難，大家都不會袖手旁觀。他對全村的精神面貌十分滿意。另一方面，作為眾望所歸的一名村干部，索朗頓珠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以克松代表出席會議，為廣大農民群眾爭取政策，促進農業生產。

索朗頓珠回憶了最讓他滿意的工作經歷。

我作為代表多次參加了會議。當時的代表會多是兩天，不會開三四天的，主要是匯報一年的工作，然后就是下一年的工作計劃和具體任務。我沒有文化，只好聽了裝在腦子里，然后回來召開一兩次群眾大會作報告，報告這次的會議內容，如一年的總結情況，來年的工作計劃等，這些都要向群眾報告。我們是代表群眾去的，所以一定要群眾放心。在大會上也提過意見，為了群眾，我是不會害怕領導的，只要是對群眾好，我是不會客氣的。為了群眾，降我的職務都無所謂。當時，改善群眾生產條件的建議，比如挖井、農業機械、化肥等，沒有落實的情況都會請示，說群眾面臨什么困難，要什么，所有的意見都直接向大會報告。但是，我從來沒有提過自己的要求，說要這個條件、那個條件的，從來沒有過。

從自治區到山南地區都有五年計劃，如果要完成這些任務就要有條件、要有支持，所以見到高層領導我就會直接請示，只是不是為了自己。如果把群眾放到一邊，為自己謀利，那就不對了。我是全心全意工作了。但是，當時經濟條件差，像現在貸款很容易，為村里提個什么要求也好，都可以解決。那時候兩年的貸款、請示打井都解決不了。

在計劃中明確規定農業產量一畝超過1000斤打一口井，當年我們超過了1000斤，結果挖井的項目卻給了二村，那之前在六、七村的村民面前公開說明了這件事情。

地里沒有水，如何提高產量。我就去找縣水利局的干部夏佐，直接喊他的名字說：現在的名單當中挖井的項目是誰？縣委會議決定的是誰？說是“克松”。我就徑直去找副縣長，問昌珠有沒有挖井的項目，說有，“名單中是克松村”。然后我就沒有去區里，直接找了兩個挖井的人，讓他們第二天早上就來挖井。我和他們單位關系挺好，說好第二天就來挖井，等他們把挖井的設備都安裝好了之后，我才去區里，我說，超過1000斤的是誰？是我們克松，那為什么把挖井的項目給了二村？他們沒有什么說的。我說在兩年前我就說好了。為了群眾我就是這樣努力工作的。

1980年，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通過取消農業稅等政策，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克松村在促進農業發展的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其他產業漸漸開始興起。據調查，20世紀80年代中期，克松村就有村民跑運輸、開商店。[57]統計數據表明，2000年前后，克松村的“非農產業”收入超過了農業。[58]在我們實地調查中也了解到這樣的情況，目前全村的農田基本外包，除一些年輕人在村中自主經營牛奶廠、藥材種植、采蜂蜜、家具加工等產業之外，其他勞動力都流入城市打工。

索朗頓珠家就十分典型。

目前家里共有8人，其中6人的戶口在克松，2人的戶口在扎囊。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女兒在家。大女兒叫巴桑，42歲，她的丈夫是玉薩村的，40歲。巴桑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大女兒白瑪曲珍畢業于拉薩師范大學，目前在中國聯通公司上班；兒子叫洛桑丹培，20歲，畢業于山南一高，目前在澤當開出租掙錢，這都十多年了，之前他父親開出租，月收入1萬左右。洛桑丹培的妻子叫卓嘎，戶口在扎囊，他們原來是同學，現在有孩子一男一女，男孩白瑪旦增5歲，上幼兒園；女兒旦珍2歲，戶口在扎囊。他倆在這兒生活，平時外出打工。兒子索朗次仁（巴桑的弟弟）42歲，上過小學，目前在加薩（澤當附近，譯者注）打工。他的妻子目前在農牧局上班，他倆有一個兒子，17歲，去年上大學了。他的妻子是澤當人，兩人生活在澤當。小女兒次仁德吉（索次的妹妹）35歲，丈夫叫多欽，澤當人，在拉薩國土資源局上班，有一個男孩，11歲。

索朗頓珠講述了1984年至2002年他任村支部書記期間以及2002年退休之后的克松村。可以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克松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農業產量的增加和多元產業的發展。這在保證農民基本生活的同時，增加了農民的現金收入。其次，人民公社時期，國家的分配制度，實現了基本生活物資的大調度，作為奢侈食品的大米，克松村的普通農民都可以吃到了。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基本的生活物資越來越充裕。第三，生活物資越來越豐富，村民的飲食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蔬菜成為更多人選擇。“時尚”觀念的出現，說明一般的村民進入了世界體系。隨著中國加入WTO，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塑了新的消費觀念，出現了“世界的扁平化”現象。最后，自民主改革以來，科學技術成為增產的主要方式，比如機械化耕地、施肥，機械除草等。而在過去，要靠天吃飯，因此生產生活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掌握“神圣知識”的僧人就在社會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開耕、秋收都要嚴格進行宗教儀式，祈禱神靈護佑可以有一個好收成。民主改革之后，科學技術削弱了宗教的生存空間，開耕和秋收都成為民俗節日。可以說，西藏從“神圣世界”走向了理性社會。

目前，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已經是一個充滿現代氣息的高原村莊。寬闊的“民主大道”從公路通向克松居委會辦公大院，大院兩側是敞亮的黨員活動中心和宏偉的展覽館以及開闊的廣場。克松村一、二、三組的居民都住在這一“中心”周圍和“民主大道”兩側。四組聚居在居委會東南不遠處。村子的水泥路干凈、整潔，路邊是一排排翠柳。鳥瞰克松，它靜靜地坐落在蔥蔥郁郁的林間，分外美麗。今天的克松居委會，一共242戶872人，黨員166人，90歲以上的1人、80—89歲的14人、70—79歲的40人。家家戶戶都新建了藏式樓房。據支部書記邊巴次仁說，自2006年實施安居工程以來，每戶發放國家建房補貼6—7萬元。[59]我們參觀了索朗頓珠的藏式樓房，一樓是儲藏室，客廳、廚房、臥室都在二樓，陽臺遮上明亮的陽光板，十分舒適。藏式風格的裝修和家具，一般要花上十多萬。我們之前就是在這棟樓房里結識了精神抖擻的索朗頓珠。他說：“平時女兒一家外出務工，自己在家照顧奶牛，偶爾去澤當。早上吃糌粑，午飯和晚飯孩子們會做米飯、面食。中午偶爾看電視打盹休息片刻。晚上從不失眠，早上7點起床，身體很健康。如果患病，就去村醫療室檢查開藥，看病一次2元。現在撫養老人十分容易。像我的話，可以領取養老金、黨員補助，還有節假日各級領導的慰問金。”

克松村擁有1578畝農田。2018年，種子公司承包了1006畝農田種植優質青稞。外出務工成了克松居民的主要生計方式，其中運輸業最為發達。一些年輕人在家創業，在克松辦起了多家合作社，從事的行業有藏式家具加工、奶牛養殖、粉絲加工、藏藥材種植、手工編織（婦女為主）等。民主大道兩側經營的數十家茶館、商店，生意紅火。此外，2009年建起了89個蔬菜大棚。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投資3988.4萬元，建設“生態文明小康示范村”，村容村貌煥然一新。目前，克松居委會人均年收入達17000元，2017年成為西藏第一個脫貧村。

夏天的克松村一片祥和的氣氛，老年人和孩子享受著閑暇時光，或聚在居委會大院門口閑聊，或在茶館休閑娛樂。昌珠鎮幼兒園和小學就在克松村附近，市幼兒園的黃色客車早晚接送孩子，放學后孩子們在廣場一角的健身場地盡情地玩耍。我們在調研中親身感受到了克松村發生的巨變。

六、結語

通過訪談，我們與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起，回顧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社會變遷。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民主改革之前，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土地制度構成了這一社會形態的基礎。克松谿卡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莊園，大多數人必須繳稅服役以獲得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這限定了日常生活的基調。民主改革前夕，西藏社會的階級矛盾已經達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改革運動徹底終結了封建農奴制，通過“三反兩減”和“土地改革”，讓處于社會底層的窮苦大眾認清了苦難的根源，且每個人都獲得了維持生計的生產生活資料。在此基礎之上，逐步建立起了各級黨組織為核心的現代國家行政制度，并培養和重用了一批又一批的民族干部，這為西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根基。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確立要建立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西藏在現代國家經濟體系中的意義在于農業現代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集體時代，通過社會化的經濟組織和科學技術的普及，農業經濟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在社會生活的層面，“階級”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工具，勾畫了社會生活的基本情狀。在這一時期，作為政治教育、社會制度、科技推廣以及知識教育的綜合結果，西藏漸漸成為一個倡導平等、自由、科學的現代公民社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西藏走向了一個經濟多元的開放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西藏的民主改革便是一場啟蒙運動、土地革命、社會運動。如果說西藏和平解放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那么，民主改革便是一個歷史性的社會大變革。從此，西藏進入了一個現代社會，民主改革成為西藏現代化的起源。

當我們結束訪談時，索朗頓珠用誠懇而有力的話語說出了他一生的感悟：“我經歷了好幾個時代，無論是舊社會、民主改革，還是互助小組、人民公社，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老人祈禱的時候，希望自己往生香巴拉，我看現在的社會就是香巴拉，沒有比這個社會更好、更幸福的了。”

附記：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學蘇發祥教授的指導，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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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地方行政建置的多次調整，克松村先后用名克松鄉、克松公社、克松村民委員會以及克松居民委員會，為了便于敘述和繼承民族志的傳統，除了特定用法之外，統一用“克松村”。在開始訪談之前，索朗頓珠就告訴我們，民主改革之前他還小，不曉得許多事情。在慢慢交談的過程中，他告訴我們，一些事情是聽老人說的。

[2]訪談時間：2018年7月17日、19日，訪談地點：西藏山南市乃東區昌珠鎮克松居委會，訪談對象：索朗頓珠，訪談人：桑德杰布、扎西旺姆。需要說明的是，文中他回憶的內容，有一些加引號的，表明是他的原話。后面不再一一出注。

[3]索朗頓珠說：克松村有“?????????????”的美稱。

[4]這一說法另見林田的《藏行紀實》第542頁。

[5]藏語“?????????”的翻譯。在文中，“???”譯為賦稅，指實物、貨幣等形式的稅收；“?????”譯為徭役，指人畜勞役。為了便于閱讀，文中基本采用漢譯詞匯，個別地方采用“差烏”的音譯。

[6]次仁央宗：《西藏貴族世家1900—1951》［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第141頁。

[7]畢達克：《西藏的貴族和政府》［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導言第19頁。

[8]次仁央宗：《西藏貴族世家1900—1951》，第36—38頁。

[9]同上，第141—155頁。

[10]畢達克：《西藏的貴族和政府》導言第15頁。

[11]噶廈是噶倫夏朗杰的簡稱，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

[12]畢達克：《西藏的貴族和政府》導言第18頁。

[13]同上，第16頁。

[14]皮德羅·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與政體》［M］，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1985年，第86—87頁。

[15]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3頁。

[16]具體地點暫時無法考證。

[17]在《百萬農奴站起來》第99、165頁中指出，這是西藏地方政府貴族凱墨家族的谿卡。

[18]林田：《藏行紀實》［M］，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第542頁。

[19]藏文寫法為”????????”

[20]林田：《藏行紀實》，第591頁。

[21]同上，第542頁。

[22]藏文分別為：??????????????????????? ????????? ????????????? ??????????? ???????? ??????? ???????? ????????? ????????? ????????? ????????????? ???????????? ???????????????????? ????????? ???????????????

[23]林田：《藏行紀實》，第542頁。

[24]第司桑結嘉措：《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寶鑒》（藏文），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第220頁。

[25]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鐵虎清冊》（藏文），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3—89頁。

[26]“斯通”意指其藏文寫法暫時無法確定；“次松夏”為???????????

[27]本刊編輯部：《開創西藏歷史新紀元的社會大變革——紀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J］，《中國藏學》1999年第1期。

[28]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40頁。

[29]本刊編輯部：《開創西藏歷史新紀元的社會大變革——紀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中國藏學》1999年第1期。

[30] 1956年7月1日山南地區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山南分工作委員會（簡稱山南分工委）。

[31]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101—103頁。

[32]林田：《藏行紀實》，第533—589頁。

[33]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47、108、114頁。

[34]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114—118頁。

[35]同上，第49、50頁。

[36]同上，第12頁。

[37]普次仁、次仁：《西藏第一個基層黨支部：克松鄉黨支部》［J］，《西藏研究》2011年第3期。

[38]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48頁。

[39]“三會一課”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層支部長期堅持的重要制度。“三會”指定期召開支部黨員大會、黨支部委員會和黨小組會，“一課”指按時上好黨課。

[40]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120頁。

[41]同上，第129頁。

[42]同上，第131頁。

[43]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136頁。

[44]同上，第129頁。

[45]涉及的3個專用名詞的藏文分別為???????????????????? ????????????????????

[46]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131頁。

[47]同上，第177頁。

[48]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294頁。

[49]同上，第294頁。

[50]同上，第320頁。

[51]同上，第105頁。

[52]同上，第269頁。

[53]同上，第304頁。

[54]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266頁。

[55]同上，第53頁。

[56]同上，第54頁。

[57]徐伍達、范友悅：《克松的變遷》，第179頁。

[58]同上，第182頁。

[59]訪談時間：2018年7月16日，訪談地點：西藏山南市乃東區昌珠鎮克松居委會，訪談對象：邊巴次仁（男，53歲）；訪談人：苗運長、扎西旺姆等。除了索朗頓珠的采訪引用之外，本段的數據都來自于邊巴次仁，不再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