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治上而言，拉薩是舊西藏農奴主統治的中心，而實際上農牧主統治的基礎卻位于農村的莊園里。在1965年和1976年，我們兩次參觀位于山南的克松莊園，它也是索康·旺欽格勒祖籍所在地，是他眾多封建領地之一。索康·旺欽格勒是達賴噶廈地方政府的最后一位噶倫，1959年叛逃印度1，后來又移居到美國。

我第一次見索康他還在噶廈政府任職。與許多拉薩貴族一樣，他身穿絲袍，神態慵懶，蒼白的臉上兩眼混濁，嘴巴微張，并且總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在刻意掩飾著什么，這種表情與西藏老百姓淳樸誠實的表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藏，也只有這里，富人與窮人的差別才會如此巨大，而索康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1955年第一次訪問拉薩，我們記者曾經租住在索康的一座藏式風格的宅邸里，屋內的所有用品均從印度進口，我還特別注意到屋頂的橫梁是修橋用的鋼梁，但和西藏傳統的木梁一樣，藍色的背景上都極不協調地畫著一些花卉圖案。這些橫梁長約一米，用牦牛翻越喜馬拉雅山運到這里，然后再鉚接在一起（這種做法在當時拉薩的上流社會頗為流行）。可以想象，不知道有多少農民或牧民被迫加入運輸隊伍，冒著嚴寒和大風，艱難翻過海拔5000米的關卡，才把鋼梁運到這里。

房屋的周圍是英國式的大草坪，與英國漢普頓宮有些相似。草坪邊緣是精心栽種的大麗花和其他各色花朵拼成的花圃。而高墻之外，就是拉薩無家可歸饑腸轆轆的窮人，他們正在和狗搶奪著一些殘羹冷炙。

1965年在克松莊園，我們掌握了索康和他奢華生活背后的真相，這是十年前無法實現的。這座有400年歷史的莊園，比索康在拉薩的宅邸更像城堡，因此也更加堅固。幾十年來只有管家住在這里，索康和家人另居它處，但是克松莊園是他剝削財富的根據地，是索康家族寄生蟲式生活的巢穴。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克松莊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財富制造地比財富揮霍地更容易發現問題。

索康·旺欽格勒的父輩對這座用石頭修建的宏偉莊園十分驕傲。莊園竣工后，為了防止其農奴工匠設計者再設計出類似的建筑，他們竟殘忍地砍掉了他的右手。此外，莊園以克松命名（“克松”藏語的意思為“占了三大便宜”）足以表明他們的剝削有多么無恥。據我們了解，修建莊園的勞力、石頭和木頭索康家沒花一分錢，全部都從奴隸那里勒索而來。莊園下面還活埋著一名8歲男童，寓意莊園將永遠壓在活著和死去的受壓迫者身上“永遠不倒”。2

此外，克松莊園也見證了連續三百多年的封建統治。在第四個世紀，它的主人索康家族和英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旺欽格勒的父親扎薩索康是英印度政府的得力幫手，長期支持印度推行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邊境“前進政策”，即所謂的“大角逐”，其目的是要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二戰后，在第11小時的軍事演習中，美國繼承了這個目標，把西藏作為與中國革命對抗的最后一個工具，扎薩索康被召集到華盛頓并與美國密使進行會談，并且請求美國人在武器和資金上對西藏農奴主進行支持。

小勞威爾?托馬斯在《世外桃源》 （1952）一書中提到他和噶廈政府兩位“外交大臣”之間的對話，扎薩索康是兩位“外交大臣”之一：

……兩位大臣毫不掩飾直奔主題。他們說：“如果共產黨攻打西藏，美國會不會介入？能介入到什么程度？”……他們最迫切的愿望當然是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游擊隊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西藏需要外界在武器上的支持和建議，而且武器最好經過特殊改裝，能夠適應游擊戰的需要……而建議則是指如何使用和維護這些現代裝備的技術說明以及最先進的游擊戰戰略和方法。3

這是有關扎薩索康的記錄。兒子旺欽格勒也繼承了父親的衣缽，在日喀則江孜英國學校學習后，他成為1941年從英國獲得武器事件中的一個重要的角色。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戰時期，英國作為中國名義上的盟友，卻給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武器與中國對抗。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索康逃往印度，后來在英國等其他國家的授意下，他又返回西藏，并在噶廈政府任職，成為1959年西藏叛亂的一顆定時炸彈。他弟弟索康·拉旺多杰曾在印度大吉嶺英文學校學習，接受過英國軍隊的訓練。1947年，他以西藏分裂勢力“貿易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去了美國和英國；從1951年起，成為印度噶倫堡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絡員。

上面這些人都曾是克松莊園的主人，由于投靠了帝國主義，無論在個人還是階級方面，他們都失去了對奴隸實行統治的權力。

1965年，我們曾經參觀過索康在克松莊園的臥室，現在里面住著昔日只能住在牲口棚里的家奴們。在莊園的一個大廳里，這些家奴的孩子們作為共青團的成員正在上識字課和政治課，里面還有一個閱覽室。趕走剝削他們的管家后，這些過去生活在這里的人在本階級領導人的帶領下，為自己進行著生產和勞動。過去，他們擁有共同的敵人，現在他們又一起分享著勝利的喜悅。

當然，這些并非解放軍1959年平叛后一夜之間實現的，也不是人民政府解除索康和其他噶廈政府官員職位后自動實現的，它們體現了中國千千萬萬其他民族對西藏百萬農奴的巨大支持。而西藏的百萬農奴，包括本地的首批共產黨員，必須在黨的領導下為自己進行革命，這才是最最關鍵的。新生活不會輕易到來，只有受壓迫者和受剝削者他們自己才能真正終結舊的獨裁統治，并且通過斗爭獲得自由，成為土地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1959—1965年六年間，他們發動了一系列群眾斗爭運動，先是“三反”（反叛亂、反奴役和反勞役）和“兩減”運動（減租和減稅），接著又分了主人的財產，成立互助組，提高西藏的糧食產量，逐步在自己階級里發展黨員，在各村建立由受壓迫階級掌權的新力量。正是通過這些運動，再加上和全國人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援助，藏族干部隊伍才逐漸培養了起來，人民群眾對過去也漸漸有了清醒的認識，對將來要完成的工作也有了清楚的了解。

舊莊園的經濟

1965年，42歲的阿旺作為村子的領導人向我們講述了克松莊園的過去和現在。阿旺身體魁梧，頭戴寬邊禮帽，飽經風霜的闊臉上蓄著八字胡。阿旺曾是索康家的農奴，他笑著說，當時保持農奴這個身份都很艱難，因此只好把幾個孩子送到莊園做地位更低的家奴或朗生，（如果貧苦農奴家有兩三個孩子，只有這樣做才能讓他們活下來）。在克松莊園，阿旺一共經歷過五位管家，因此在經濟方面，他對莊園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社會主義計劃了如指掌。

阿旺告訴我們，1959年克松莊園有26戶差巴（因為勞役而成為地方政府和主人莊園的固定農奴），32戶堆窮（不是莊園的固定農奴或佃農，有些人從他們以前的莊園逃跑過來，堆窮一般來說比差巴還窮；但和差巴相比，堆窮能得到極少量的勞動收入，這些人中的一部分為工匠）。除此之外，莊園還有72個朗生，以個人而非家庭計算人數。身為奴隸，他們在家庭方面的權利甚至連牲口都不如。

這些遭受壓迫的百姓共有200人左右，種著126公頃土地，最好的地約占土地總面積40%，全部歸索康的“自營地”所有，并且由農奴和奴隸支差代為耕種；剩余土地中的29%是農奴家庭的份地，28%租給堆窮，3%的地由一些支付租金和提供其他封建服務的堆窮耕種。

當時，每公頃地的平均糧食產量為7.5藏克4，約相當于625公斤（0.625噸）。在此基礎上，堆窮還要交相當于6藏克糧食的租金，占糧食產量的80%。

對從自營地和其他渠道得到的糧食，除預留種子和滿足莊園需要外，管家每年要給遠在拉薩的主人索康送去63.5噸糧食。

阿旺說：除過糧食，索康還要剝削很多其他東西。作為租金的一部分，26戶農奴家庭每年要向索康提供1500顆雞蛋，24大袋面粉，12擔蔬菜，以及火腿和大蒜等其他食品，同時他們還要上交35袋羊毛。

終生從事封建主義研究的學者保羅·維諾格拉多夫在《大英百科全書》（第11版）“莊園”部分寫到：對歐洲而言，莊園生活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以自營地為核心的生產，另一部分作為輔助，給莊園提供著各種服務和所需的物品。西藏的莊園也是如此。

對農奴而言，最沉重的負擔來自強迫勞役。索康莊園26戶家庭有104口人，每年要提供45個強壯勞力，每人干180天的強迫勞役。也就是說最好的勞力總不在家，無法耕種自家的田地（農忙時節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他們還要給主人和管家干很多其他差役，比如翻山把糧食運給遠在拉薩的索康，路上的吃喝花費還要自己負擔。阿旺回憶說，山路實在太難走了，有三個他認識的人被活活凍死在路上。其他的無償差役還包括：

長途送貨，通常將貨物運往拉薩;

短途送貨或送信；

從索康家的地里將糧食運送去碾磨；

在索康宅邸之間送貨或送信；

在驛站間送郵件；

管家也會有一些特殊要求，可以要求農奴給他們擠牛奶，照看小孩或做家務。

為了進行比較，下面我再從《大英百科全書》“莊園”一節中摘出描寫中世紀英格蘭農奴悲慘生活的一些文字：

農奴生活之艱難在于差役實在太多，不僅要為自己租種的土地出錢出力，在差役方面還要付出更多。他要長期用自家的工具和牛給主人犁地，耙地，收割，打場和運輸，直到干完一年所需的天數，在莊稼收獲或任何需要的時候，主人都可以延長他們干活的時間，農奴對此不能拒絕。同時，如果莊園需要馬車，佃農就得提供，甚至包括去100英里之外的地方。犁地、圍欄、水渠維護和剪羊毛等其他勞動也落在農奴的身上，有時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此外，他還要提供蜂蜜、雞蛋、雞和犁頭等。

然而與之相比，西藏的現代農奴制度甚至更加惡劣。顯然，在英格蘭封建時期，農奴和奴隸有所不同，除非農奴也是土地的一部分，否則不會被買賣。但是在西藏，農奴徹底變成了奴隸，隨著家庭和土地之間的交易奴隸被買賣則十分普遍。

以上是要向莊園交的苛捐雜稅，而這些還遠非全部。

除了莊園，農奴們還要向噶廈地方政府繳稅納差。每年除現金稅賦，還要交相當于1.5噸糧食的實物差，官員出行還要無償提供烏拉差役，這一點尤其讓人感到無奈和痛恨。其他方面還包括要隨時提供青稞面粉、清油和坐墊，為官員出行備好馬匹和馬夫，稍有怠慢就會受到鞭打。農奴對噶廈政府的差役還包括提供運糧工具，給馬提供飼料，為制衣坊提供染料，運送木頭和羊毛，還要為馬備好鈴鐺。最后噶廈政府還向他們征收“耳朵稅”（因為藏族人都帶耳環或耳墜）、出生稅和死亡稅。

除此之外，農奴還要向喇嘛寺廟繳納實物。克松要給寺廟提供1000斤糧食，每天提供3匹馬，每1.7公頃土地提供一個勞力，約需74人。每次喇嘛誦經，農奴還要提供酥油、清油和食品，供誦經儀式和喇嘛吃喝之用。5

僅僅聽到這些，我似乎已經感到有無數重負壓在我的肩上，也認識到像阿旺這樣的藏族人為什么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為什么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有關“剝削就是無償占有勞動者勞動”的說法理解起來那么容易。在資本主義社會，工資、租金和價格掩蓋了剝削的本質；而在封建主義的西藏，人們以直接和原始的方式體驗著剝削。因此，馬克思向歐洲人解釋什么是剝削的時候往往需要做很多深入的分析，而對于這些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人來講，它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也因為如此，西藏農奴總是用勞動力和勞役的解放來憧憬自己在政治上的解放。

農奴們另一個沉重負擔來自高利貸，阿旺憤怒地對高利貸進行了詳細的控訴。

在克松莊園58戶農奴和堆窮的家庭中，除一戶小工頭沒有欠債，其他人截至1959年，欠糧79噸，平均每戶約1.4噸。欠喇嘛廟的債每年還要支付20%的利息，向管家借糧的利息為40%，1951年前從噶廈政府借糧的利息為25%（1951年，解放軍進藏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時期，利息減為10%）。現金債務的利息每年通常約為25%，克松莊園平均每戶欠40塊銀圓的現金債務。

最后，每年克松莊園的農奴和堆窮還要支付7%的利息，約合1.6萬塊銀元，但這些錢他們從來就沒有借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財產管理部門將這筆錢轉給了位于拉薩的甘丹寺，并且允許甘丹寺從克松莊園的勞動人民那里收取利息。從那時起，甘丹寺的喇嘛每年都會定期過來收債，凡拖欠者，喇嘛有權將其處死，或強迫其用勞役來償債。這筆巨債一直壓在克松老百姓的頭上伴隨他們一生。

相比農奴而言，堆窮還有少許的人身自由，但在經濟上更加貧困受到的剝削也更多，更沒有人身安全。1965年時任克松鄉副鄉長的白瑪桑堆曾經也是一名堆窮。他說：“過去，每家每戶五六口人經常只有一床被子。”這些堆窮不屬于莊園，因此按慣有權利，即使他們付出了勞動，也無權得到勞動報酬。相反，他們還要被強行租種一些小塊兒的份地，主人或管家可以任意確定租金。他們可以在上面修小屋，但費用自理。由于缺少主人的保護(主人有權懲罰他們，但不保護他們)，上層人可以隨時毆打或將他們處死。如果先前的主人找到這里(很多人都是逃出來的)，他們就會被當作逃犯抓起來，下場往往非常凄慘。如果原主人更貪錢財，堆窮自己也不想回去，最好的結果是額外付一筆人役稅。簡而言之，堆窮的“自由”往往是虛假的，這些“沒有主人的人”如果不盡快依附于某個莊園，不但會落得一無所有，而且還會成為所有人的“獵物”。6 

朗生雖然不用納租納物，但他們沒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別人的財產，一無所有。他們沒有住的地方，白天被趕到地里干活，晚上為了防止逃跑還要被鎖在主人的院子里，吃的和牲畜一樣。在走廊上紡線或干其他活的人，衣服的裙邊有時會被綁在地上，以防止他們逃跑。

迄今為止，還從未聽說有人在晚上監工解開綁縛之前能夠逃走。在此期間如果要方便的話，只能像被綁住的牲口一樣就地解決。他們和牲口住在起，干的活比牲口還要苦，受到的對待卻更加殘酷。

阿旺他們曾經親眼見到過有6人被活活打死,36人被凍死餓死,16人被折磨致殘。奴隸受到這樣的對待，反抗的農奴也一樣。赤列多杰由于拒絕額外的勞役，遭到了令人發指的折磨，頭發被綁在房梁上，衣服被剝光，先是用包銀的鋒利木簽扎手指頭，這些木簽取自于小三角彩旗的旗桿，然后被打得體無完膚，扔進滾燙的油鍋里。后來，赤列多杰的三個兄弟也被用相同的方式折磨而死，罪名都是所謂的“偷盜罪”，其實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殺一儆百下面，

我們將此做法與公元十世紀同樣處于封建時期的英格蘭的殘酷做法做一比較：

自由人偷盜要被絞死，女性偷盜要從高處扔下摔死或投進河里淹死，而奴隸則要遭受酷刑或被燒死……偷牛后如果能夠跑掉，將會免受懲罰。但無論發生上述哪種情況，國王阿瑟爾斯坦都要求80個奴隸為一組，每人給那個犯罪奴隸的主人三便士。如果是男性奴蕈，則要用石頭活活砸死……女奴隸要吊起來燒死。在倫敦主持這種酷刑的主教和地方官員說：“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懲罰，小偷就會變本加厲。”7

出于同樣的原因，擔心受壓迫者逃跑也成為西藏奴隸主和農奴主實行殘酷鎮壓的動機。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可以讓他們殘害那些給自己帶來財富的勞動者。

奴隸主害怕奴隸們有一絲一毫的反抗，并且擔心其他人會加以仿效。1927年，克松莊園的農奴和奴隸們一起趕走了管家。一些為奴隸制辯解的作家曾經說過：在舊西藏，人們“滿足于自己的命運”，所以不能將其稱為剝削。其他那些承認存在壓迫并且譴責壓迫的人則認為，起來反抗的后果非常可怕，所以無人敢反抗。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反抗從未停止過，盡管人口稀少，莊園之間相距太遠，相互之間聯系困難，每次只有一處起來反抗。

阿旺說：“過去我是農奴，書記尼瑪次仁是奴隸，請他給你講講奴隸的生活。”

克松鄉黨支部書記

尼瑪次仁32歲，個子不高，皮膚黝黑，瘦瘦的臉上有一雙若有所思的眼睛，神情顯得有些緊張。作為親歷者，他目睹了別處也許需要一千年才能完成的社會變革。尼瑪次仁起初是貴族家的奴隸，后來又變成農奴的奴隸，好幾次差點被賣掉或送人，由于不太聽話，曾經多次被打得半死1959年后，尼瑪次仁在民主改革運動中表現活躍；1965年，他成為黨支部書記和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尼瑪次仁說：他家里有五個孩子，他的年紀最小，生下來就和父母一樣是索康家的奴隸。一歲那年阿爸遭到管家毒打，回家后就開始吐血，不久就離開了人世。阿媽既要照顧家里的孩子，每天還要出去干一整天活。家里的孩子由于沒人照顧，四個大一點的孩子都不幸天折，兩個掉到河里淹死，另外兩個被活活餓死。尼瑪次仁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來的，阿媽也沒有什么東西給我吃，她總是省下一點口糧拿回來給我，有時別的奴隸也會給一點。”

八歲那年他就開始勞動。沒過多久，索康把他送給一個叫扎西的上等農奴。扎西自己也有勞役要做，所以就讓尼瑪次仁替她干。這個女人既任性又冷酷，不讓他們母子見面，并且“每天至少要打他兩次。”

尼瑪次仁回憶說：“奴隸主的孩子也欺負我。有一次他們想打我，我撿起一塊石頭想還擊，管家看見了，就抓住我狠狠地打了一整天。等我艱難走回家后，又挨了扎西的打。她喊道：‘你離你阿媽太近了，不是不好好干活，就是表現得很壞。’為此，她把我送給她的一個親戚做奴隸。在那里，我要看管一百只羊。有一次因為打瞌睡，有幾只羊跑掉了，我因此被關到羊圈里。如果餓了，新主人就會把羊糞往我嘴里塞。當時我只有九歲。

在那里，尼瑪次仁的衣服爛得沒法再穿，他得到一件尼姑穿過的舊衣服，這也成為他僅有的一件衣服，晚上睡覺的時候還要當被子用。他回憶說：“那件衣服上到處是虱子，尼姑穿紅色的衣服，顏色很刺眼，所以沒人愿意靠近我。有時候病得厲害，他們就把我趕回扎西那里。為此，我經常要連走帶爬三天，才能回到那里。回去后，扎西看到我狼狽的樣子，并且全身散發著臭氣，就大聲地訓斥我說：“你的命很邪惡，你帶來了壞還氣。說完就把我趕了出去，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敢去阿媽那兒。阿媽見到我的時候，還以為是哪個快要死的乞丐，認出是我后，她難過得暈了過去。阿媽把我擁在懷里，我們母子兩人抱頭痛哭。

“虱子差點把我吃掉，它們從我嘴里鼻子里往外爬，阿媽從別人那里要了一些清油讓我喝下去把虱子吐出來。繼父是個熱甲巴，阿媽便托他給我找一些死人穿過的衣服，這些衣服別人都不要，我們沒有衣服只好將就著穿，阿媽把我穿過的那件尼姑服燒了。漸漸地，我的身體也開始恢復。

扎西聽說我的情況后就派了一個奴隸來到我家。那個奴隸帶來了她的命令：“如果尼瑪還活著，他就是我的人，今天必須回去干活。”阿媽向那個奴隸求情說：“我們都是窮人，請你轉告她，我兒子還病得很重。”由于懼怕扎西的淫威，那人最終還是把尼瑪次仁領了回去。

扎西不只是冷酷，她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這些想竭力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人無論在哪個社會都有，他們背叛了自己的階級，仰仗著壓追者的施舍茍且偷生，思想上和行為上處處為壓迫者考慮。她常常對尼瑪次仁說：“你們這些奴隸都是我們的敵人。如果不對你們厲害一些，你們就會起來造反。”有一次尼瑪次仁給她家放牛，牛吃了索康家的莊稼，為此尼瑪次仁在莊園里遭到毒打，回去后扎西把他的手綁住吊起來接著打。

說到茶，奴隸們都是用帶有苦味的草泡茶喝。酥油茶被認為是西藏的傳統飲品，但像尼瑪次仁這樣的人，喝酥油茶只能是一種奢望。他說：“我見過酥油茶，但從來沒有喝過。”

本來逢年過節應該吃點好東西，但實際上比平時吃得還要差。尼瑪次仁說：“望果節的時候主人們說：“今天要讓你們感受一下什么是好日子。’實際上，給我們吃的是從裝酥油的袋子里刮出來的酥油碎渣，又硬又難聞。大米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難得的美味。有一次，扎西特別開恩，給我們吃了一些剩了五天的米飯，當時米飯已經餿了難以下咽。而我們只好硬著頭皮在她面前吃完，當時大家都想吐，但還要強忍著向她表示:感激。

不單單扎西說過我的命不好，我自已也這么想。當時我最大的愿望是找一個能對我好一點的主人，但是去哪里找啊?恐怕永遠也找不到！你可能要問我為什么不逃跑?我親眼見過逃跑的人被抓回來受盡折磨。為什么不自殺呢?這個念頭我也想過，可一想到阿媽，我就放棄了。有時，我真想大病一場死掉算了，但每次生病我都挺了過來。

“20歲的時候，我遇到一個流浪的女乞丐，我們有了一個孩子，但是只能像阿媽養我那樣偷偷地養著。”

從尼瑪次仁的敘述和表情中，我看到了西藏那些最窮苦的人，雖然他們因為奴隸的身份不能成家，但他們之間往往會產生最真摯的愛情，家庭的觀念也更具有自我犧牲的精神。而相比而言，貴族對愛情往往既隨意又任性，他們處心積慮地設計著自己的婚姻，想得更多的往往是怎樣能從中積累更多的財產，或者以姻結盟。即便是關系很近的親戚之間也經常反目成仇，強奸女奴隸的做法已經司空見慣。

尼瑪次仁說：“一直到1959年3月，我24歲的時候才看到了希望。參加平叛的人民解放軍來了，看到奴隸們餓著肚子，沒有衣服穿，他們就把自己的衣服和食物讓給我們。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為我們指引了進行民主改革的發展道路，對于這條道路我們堅信不疑，而且一定要永遠走下去，沒有什么能讓我們再回到過去，即便想一想也不行。我們終于挺直了腰桿，也終于敢說出心里話了。

“但是，那些舊主人和他們的追隨者不會輕易放棄，這一次他們改變了策略，一些在叛亂中沒有逃跑的人開始討好我們窮人。大家想想看，我是個奴隸，他們來找我，并且說：“不要輕信漢人的話，他們對你們沒安好心，那些藏族干部都是些馬屁精。’但我知道應該聽黨的話，聽漢族同志的話。他們是漢人，但對我們像階級弟兄一樣好。我向上級檢舉了這些人的做法，而且成為改革的積極分子，奴隸和農奴們還推我做農民協會的領導。

“民主改革也把妻子送回到我的身邊，我們又團聚了。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還分到七只羊，一頭牛,15.5藏克土地8。有新衣服穿，有一套家具。1959年9月，我和其他改革積極分子被送到北京、武漢、南京、天津、上海和鞍山等地參觀，我們還見到了毛主席，也看到了西藏只有通過努力才能實現的未來。社會主義讓大家有了財產，并且過上了新的生活。1960年，我加入中國共產黨”

克松的前進之路

從尼瑪次仁和其他農奴和奴隸以及“那些沒有主人的人”那里，我們知道了1959年后發生的事情。當時，他們已經是克松的干部。

在他們的帶領下，大家參觀了莊園的房子。37間房子過去都歸管家、管家的隨從和他們的家人所有，現在里面住著昔日的奴隸。在那里我們還見到一戶人，分住在四個房間里，主人卓嘎次仁46歲，雙目失明。她說她出生在“牛肚子下面”，孩子們也跟她一樣。她自豪地向我們介紹了她的四間屋子，床上嶄新的厚毯子，衣櫥里的新衣服，還有灶頭上的青稞飯和其他食物。1959年前，她家沒有人嘗過茶或酥油的味道，現在每人每年要用掉12塊磚茶和15公斤酥油。她家分的地里打的糧食足夠家用，結余的部分賣給國家，賣糧食的錢又能買生活必需品。他們還分到兩頭耕畜，把好犁和其他工具，還有六只羊，家里人老老少少都能吃飽肚子，大家的心情都很舒暢。

阿旺向大家介紹了克松莊園分發生產資料的情況。他們首先召開了管家批斗會，大家講出了埋藏在心底對克松莊園的仇恨。隨后，大家對莊園的財產進行登記，并且平均分配了莊園的土地、牲畜和農具。1959年秋是他們的第一個收獲季節，糧食產量和索康時期的產量持平。阿旺說：“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賣余下的糧食，我們也不用向別人交錢。和過去相比，我們吃的糧食還是要多一些。但我們還很窮，這也是我們1959年1月響應黨的號召，從每家每戶單獨勞動轉變為互助組的原因。”

這個決定讓1964年每公頃土地的糧食平均產量增加到兩噸左右，五年間糧食的產量增加了66%，這也是他們得到的第一筆共同財富。1965年他們購置了43套新農具和92頭耕畜。過去，克松莊園的地每年只翻一次，現在每年要翻三次，接下來就是糧食產量的連年提高。

灌溉情況也得到了改善。當時，索康的管家每年要給自家地澆三次水，大多數農奴和堆窮根本無水可用，灌溉水渠的維護情況也不好。就像阿旺說的那樣：“難道大家愿意讓索康分到更多水嗎?”現在大家一起勞動，情況就不同了，互助組修了一座水庫和多條用于灌溉的新水渠。195年春天,40個人整整花了一周時間用于完善灌溉的設施。

克松周圍都是其他組的土地，耕地的面積不能擴大，所以要提高糧食產量，就只能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而且要施更多的肥料。過去的肥料主要是莊園里牲畜的糞便，現在通過互助組的安排，可以節省出一些勞力，加上人們高漲的勞動熱情，能夠派出一些人手去山上的牧場拾糞。1963年，為了方便拾糞還專門修了一條路；1965年，地里施的肥料是1959年的12倍。

除草也能夠提高糧食的產量。在舊西藏人們很少除草，甚至還認為除草“不吉利”。

阿旺說：“不光是地種得更好，人也變得更好了。1959年這里只有管家識字，現在72個大人已經在夜校學習，包括我們的黨支部書記。”說著，他朝尼瑪次仁示意了一下。“62個孩子上了學，學校的三個老師也是在這里接受的培訓，他們過去都是農奴和奴隸，他們分別是25歲的拉珠，20歲的次仁，還有才剛剛19歲的朗珍。”

“有了互助組，那些沒有勞動能力的人也得到了照顧。阿達措姆現在75歲,8歲起就給索康當奴隸,63歲的時候因為眼睛失明，被索康趕了出去。整整六年時間，她都睡在田邊的地頭上，幸好有一條流浪狗可以靠著取曖。民主改革中她分到兩藏克耕地，政府每年救濟兩套新衣服，家里的地互助組幫她無償種著，大家都把她當作大家庭的一員，寧愿自家的地少施肥，也不會忘記她的地。1962年，她家的糧食產量是168公斤,1964年糧食產量增加到742公斤，幾乎增加了4.5倍。現在，她生活得很幸福。”

1965年夏天，克松鄉的農民正在籌劃下一步的發展，但是它已經超出互助組這個簡單集體組織的能力范圍。他們了解到國內其他地區已經開始實行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這些曾經窮困潦倒的人，尤其是大多數年輕人，對這些做法給予了積極的響應。從技術上來講，首先要著手完成的事情是實現電氣化。作為大自然的饋贈，西藏到處都是流速極快的山間溪流，第座水電站雖然已經建成，如果要建小型農村水電站網，就只能依靠集體所有制的力量來實現。

阿旺說：“現在我們正忙著建水電站,20名社員在搬石頭壘大壩，縣政府還分給我們一臺發電機，幾個年輕人已經去拉薩學習如何發電，要不了多久的時間，大家也能用上電燈，這可是索康當年都沒有過的東西。現在，我們正在為人民公社的成立做準備,30個年輕人學會了記工分，我們還培訓了6名會計，全體老少都盼望能早點實現人民公社。有一個老爺爺叫次仁羅布，今年72歲，他經常念叨著說，希望能在他去世前看到人民公社成立。當然，他的這個愿望一定能夠實現。

“實行民主改革后，大家對能夠擺脫索康的壓迫已經感到十分知足，并且不再抱有其他什么想法。但是黨讓大家不要只滿足于眼前的成就，一定要開闊眼界。現在，幾乎不需要人督促，不管多早去地里，你總能看見有人比你去得更早。從現在開始，發展將會越來越快。”

他們發展得的確很快，老次仁羅布沒等多久時間，克松人民公社于當年宣告成立。9

※  ※

1976年我第二次去克松參觀，當時尼瑪次仁和阿旺還擔任著領導的職務。

我們又繞著老莊園走了走，而且每邁出一步總會有新的發現。

當時拖拉機正在剛剛收完莊稼的地里復耕(1965年克松村還沒有一臺拖拉機，現在已經有四臺拖拉機）。復耕是為秋播做準備，幾年前這可是大家連聽都沒聽說過。當時由于還沒有能適應西藏氣候的越冬農作物品種，加上沒有機器，種這些莊稼需要的準備工作總不能按時完成。

在打谷場上，過去用連枷打需要花幾個月時間，現在有了柴油機為做動力的打谷機，谷子打完后直接裝袋運走，再把麥稈堆起來就完事。還是同樣土地，1976年糧食的產量是1965年的三倍。

黃昏，我們坐在村子新會議室里面說話，房間的照明用電來自克松村已竣工多時的發電站。尼瑪次仁和阿旺告訴我說，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不簡單也不容易。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土地改革和互助組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但無法回避的是，有些人變得更富，有些人卻變得更窮。對于那些勞力和牲口少，勞動工具也不足的家庭，就需要拿錢給家里條件好一些的家庭，因為人家幫他們種地，收莊稼，喂牲口。慢慢地，這些人從民主改革中得到的好處就沒有了，有些家庭只好把地賣掉，還有人開始出租自己的勞動力，而另外的少數人又開始了剝削。

簡而言之，現在封建主義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一個尖銳的新問題出現了，到底是走讓部分人富起來的道路，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僅靠自己務農依然困難的那些貧困家庭渴望社會主義，而那些富起來的人則想走另一條道路，還有些中間派仍沒有做出自己的選擇。當時，封建主義的殘余勢力自然賣力地夸大這個分歧，并且別有用心地煽動人們跟黨作對。一個曾作過管家隨從的家伙編造了這樣兩種說法：“哪里有肉，鷹就會撲向哪里，”“在公社，大家要穿鐵衣服和鐵鞋子。”第一句話是說過去幾年收獲的東西，都被社會主義“拿走”了，第二句話是說參加公社修水利修農田水利，會讓大家傾家蕩產。

因此，人民公社制度最先實施于那些缺少牲口缺少勞動工具的社員。人民公社制度要和生產條件更好的互助組進行競爭，并且要證明自己具有更多優勢。

只有在糧食產量、平均收入和集體提留資金帶來的生產條件改善等方面優于互助組，支持互助組的人才會加入公社，他們包括19個中等收入家庭，2個富裕家庭和2個一般家庭。

1972年，克松公社具有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土地和生產資料都歸集體所有，社員自己出錢購買的牲畜和工具都被集體贖買，大家除了勞動的收入外，再無其他的收入來源（享受撫恤金的人除外）。

截至1976年，公社連續迎來七個大豐收。1973—1974年間，糧食的產量已經超過國內北方地區的平均糧食產量（每畝400斤，每公頃3.6噸），公社用上交公糧和其他產品換來的集體收入購置了以下設備：

4臺拖拉機

3臺柴油發動機

9臺脫粒機

4臺揚谷機

8臺條播機

9輛膠輪馬車

全公社小孩入學率達80%，還有一個診所和3名赤腳醫生，可以對一些常見病進行處理。

除了在這些設備和服務上的投資，以及分給社員的勞動報酬，公社提留1.2萬元用于擴大生產，2.1萬多元用于辦福利。在糧食方面，一部分糧食分給了社員，一部分給國家上繳稅金和賣給國家，除過預留種子和飼料外，集體的糧食仍然結余了40噸，每家每戶的余糧都夠吃好幾個月，60%的家庭有了存款，不少人靠公社蓋了新房。

1959年民主改革前，在當地農奴主勢力的統治下，克松人根本不可能加入共產黨。截至1965年，村里發展了6名黨員和6名共青團員。到1976年，黨員人數增加到19人，團員人數增加大到37人，全部都來自昔日的農奴和奴隸階層，他們是當地社會主義發展的堅強領導核心。

在技術方面，來自農奴和奴隸家庭的8名年輕人經過培訓，掌握了農機的操作和修理技術，其他人中有會計師、電工和老師，還有3人在外地當干部，7人到西藏的新工廠當工人，6人在部隊服役，5人在大學學習。

看到這些數字，大家似乎感到舊社會是一千年前的事情。

但是人們沒有忘記過去！1976年，克松公社舉行了階級斗爭的展覽，用保存下來的遺物、事實和數字，向人們清楚地展示了奴隸制下克松歷史。和自治區內其他地方一樣，過去的一些情景用泥塑的方式進行了再現。幾個世紀以來，這種藝術形式在西藏通過為寺廟制作無數人物塑像而得到高速發展（當時制作的神的數量比人還要多）。現在，這種藝術得到了改進，成為勞動人民的代言人。

展覽中展出的物品還有一些著名起義的檔案，其中就有至今讓人仍然記憶猶新的1927年起義。

在這里，大家又一次看到莊園的監獄和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折磨，奴隸主的目的就是要用這些東西來威懾和鎮壓奴隸反抗。作為“法律和宗教”的補充，這些殘忍的懲罰手段迫使受壓迫階級被迫屈服于自己的命運。而這些殘忍懲罰手段能夠在西藏存在幾個世紀，表明了人們的反抗不僅存在，而且正在累積和爆發，這正是奴隸主最恐懼和害怕的東西。曾有人說過，人們的不滿是最近才“從外面引入西藏”，或者是人為灌輸的，這些說法都荒謬之極！

這也是逃往國外的西藏舊統治者一直喋喋不休的主題。達賴喇嘛的大哥土登晉美諾布在與一位西方作家合著的書中這樣寫道：“......在西藏，有錢有勢的人從未操縱過他人對生活的滿足感，因為大家都很滿足。”10

對這些作者而言，寺院的經濟和社會作用是“作為土地的擁有者，為當地的農民提供幫助”。11

作者最后結在論部分寫道：“就我對西藏的了解，我敢說沒有什么比它更完美了。”到底對誰來說完美？！！

讓我們再來看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里面的一些藏品。1981年，我在那里見到了一些舊西藏的藝術品和場景，在一個描寫西藏貴族的大型畫作前擺放著這樣的說明：

“貴族的財富來自對土地和草場的所有權，農民通過種地支付稅金，農民和地主關系的核心是他們彼此相互需要：農民需要生存，貴族需要勞力。”

如果不問“貴族的財富不是來自農民和牧民，又來自哪里？”這個問題，這種說法聽起來是何等的美妙！

克松的展覽記錄著人民取得的勝利，記錄著人民重新獲得對自己的身體、土地和勞動的所有權，記錄著克松走社會主義道路后開展的各種運動，記錄著大家擺脫了無知和迷信實現的自我解放。

克松人民公社成立后十年間取得的成就有數字和人物典型為證。克松新修了10條灌溉水渠，9條舊水渠也得到了改造，1400塊分散的小塊耕地被改造成41塊平整寬闊的整片耕地。

所有這些都在有關67歲白瑪拉姆一生的展覽中得到呈現。

大約40年前，白瑪拉姆還是個堆窮，她帶著三個孩子從數百公里外的地方逃到克松，克松莊園立刻抓住她大兒子做奴隸，一家四口人在一個亂石堆里安了家，兩個年幼的孩子只能依偎在阿媽的懷里取暖。

1959年實行民主改革，白瑪拉姆家分到一公頃多土地，當年就收了2噸多糧食，按每人每年需要330公斤糧食計算，糧食的一半就足夠全家人一年的口糧。剩下的一半除了留作飼料和種子之外都賣給了國家，賣糧的錢又買了家具、床和衣服。

在互助組時期（20世紀60年代），白瑪拉姆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總體來說改觀不多。

1975年人民公社成立，白瑪拉姆家分到了4噸左右糧食和324元現金，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這還不算家人外出務工得到的收入。

在封建農奴制社會，白瑪拉姆一家是一無所有的流浪者。作為阿媽，她無法改變這種生活，孩子也只能一輩子做奴隸。現在，白瑪拉姆已經退休，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大兒子給公社趕馬車，小兒子參加了解放軍，女兒是一名赤腳醫生，女婿是公社民兵連的領導，五個孫子都上了學。

克松村發生的這些變化是一幅革命的圖景。對于壓迫者而言，天堂般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而對于受壓迫者而言，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已經到來。

【作者注】

1、1971年的一份報紙稱其為索康·拉旺多杰，……他曾在華盛頓大學寫過西藏現代史。

2、這種活埋習俗一直持續到1959年西藏農奴制度晚期。我見過一位預定的受害者，在他還是個孩子時，就被指定為“被活埋的人”，于是他逃走了。

3、回到華盛頓后，托馬斯夫婦將這些思想傳達給美國的高官，但為時已晚。關于這一點，他們寫道：

如果美國給西藏提供任何形式的軍事援助，我們國家必須為西藏的獨立承擔責任。但是如果中國的紅軍將我們的援助稱作虛張聲勢，我們如何讓軍隊越過喜馬拉雅山?我們如何提供軍事援助?

進駐西藏的人民解放軍的確把美國的援助稱作虛張聲勢。此后，華盛頓派出部隊和代表支援1959年農奴主叛亂，后來證明此舉以慘敗告終。

再后來，1970年美國國會和新聞界的通氣會詳細披露了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為時20多年的努力。大衛·維斯在《說謊的政治》(紐約,1973年)第8章中談到科羅拉多州附近的赫爾營里訓練藏族叛亂者的“高級機密”；1975年9月5日，克里斯·穆林在香港《遠東經濟評論》雜志上撰寫題為“中央情報局：西藏的同謀者”的文章，文中給出了該階段的所有事實。

4、為了便于讀者理解，我使用的是公用的度量標準(通常帶有英式單位的等價物)。實際上，藏族人所講的藏克(通常按漢語的發音音譯為“克”)，是用來度量糧食和耕種土地面積的單位。一藏克糧食大約是14公斤(30磅)。一藏克的土地是用傳統的耕作手法能撒一藏克種子的面積，和中國其他地方所用的單位“畝 (大約1/15公頃或16英畝)大致相當。用藏克所表示的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就是一藏克的土地上能產出多少藏克的糧食，即：簡單地算就是所收獲的糧食是所播種子的倍數。一藏克的旱地(撒種稀疏)比一藏克的水澆地(撒種要密得多)的面積要大得多。

5、10世紀和11世紀[據 Dorothy Whitelock的《英國社會的開端》(倫敦，1952)]撒克遜英格蘭的教堂也向莊園征收許多稅，包括開墾高山草甸稅，指的是每一個工作隊交的1便士稅；什一稅，指的是每戶每年呈給羅馬教皇的1便士獻金；教堂捐(每塊“地皮”上產出的許多最好的糧食)，指的是一年交三次的輕稅以及喪葬費(開放的墓地價格最高)。

在克松莊園里，死亡稅需交給世俗當局，但仍要給喇嘛付念經費。

6、西藏的堆窮在中世紀的歐洲有對應的階層，例如在查理帝國時期的莊園里，就有類似的階層叫作 lidies。在法國，設法逃到外面謀生的莊園里的農奴或依附于莊園的人要由他原來的主人繳納人頭稅( chevage)。在有農奴制存在的地方就有農奴逃亡。

7、馬里恩·吉布斯，《封建社會》(倫敦,1949年)

8、僅在一公頃的土地上。

9、由于西藏和中國其他地方的不同，西藏在互助組和公社之間沒有中間階段農業合作階段。從個體經濟到半社會主義然后再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轉變就在公社進行。

10、土登晉美諾布和特恩布爾，《西藏》(倫敦,1972年)。

11、同上，第347頁。

（選自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高全孝郭彧斌鄭敏芳譯《西藏的變遷》，新星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