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中，明確了西藏社會必須進行改革，但改革的時間、方法、內容等具體問題需要根據西藏具體情況而定。毛澤東同志以非凡的氣度和智慧，嫻熟地運用內地民主改革的成功經驗，指導和制定了符合西藏歷史、地理、民族和宗教等社會現實的民主改革政策，保證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為西藏社會變革做出了偉大的歷史性貢獻。西藏民主改革，一方面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西藏人民當家做主，使西藏社會實現跨越發展，為西藏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奠定了政治基礎；另一方面，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創造性舉措，開創了處理民族事務的新模式，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定了“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道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重新梳理毛澤東對成功實現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貢獻，依然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有步驟、有區別”地完成西藏社會制度的偉大變革

和平改革即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實現社會制度變革。西藏和平改革就是以和平方式，以新型所有制取代舊農奴制度的一場變革，實質上也是一場革命。和平改革方針的確定，表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西藏社會變革的決心和魄力，顯示出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西藏社會歷史、現實和客觀環境的準確把握。在西藏民主改革進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有步驟、有區別”的正確方針，創造性地采取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相統一的靈活方式，使西藏民主改革能夠得以成功實現。

西藏民主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它既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又是西藏社會發展和建設的內在需求。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同志指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1]（p9）。1951年《十七條協議》明確提出西藏要逐步進行民主改革。1952年，毛澤東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的辦法，爭取達賴集團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多年內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 [1]（p62）。1959年3月，毛澤東在與阿沛·阿旺晉美的談話中，提出西藏要“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后就搞和平改革”。由此可見，和平改革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貫政策和主張。

在和平改革中，毛澤東同志堅信必須依靠西藏勞動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有步驟、有區別地消滅封建農奴制度。為了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減少阻力，他承諾“貴族的生活不變，照老樣子，可能還有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樣子，以前信什么，照樣信什么……少數民族地區的地主(指以后劃分的農奴主、代理人)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剝奪選舉權，還可以做官” [1]（p136）。在廢除債務、烏拉和差役等方面，毛澤東同志認為應根據他們的政治情況，進行區別對待，“凡參加叛亂的分子，他們所有的耕地、房屋、耕畜、糧食和農具一律沒收，分給農民；其債務、烏拉和差役一律廢除。對沒有參加叛亂的分子，應該經過和他們協商，將土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和農具分給農民，廢除其債務、烏拉和差役” [1]（p69）。在西藏實現民主改革問題上，毛澤東和黨中央首先要確立的是制度的變革，在具體方法和方式問題上，采取不同于內地的改革措施。一方面，強調教育和發動人民群眾，團結和依靠人民群眾，走自下而上的變革之路。另一方面，對原有制度的利益階層沒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部分愛國貴族和農奴主的生活、信仰不但不會改變，他們還有機會成為新社會的領導者，其政治地位也可以得到保障和提高。這種“有區別”的政策，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支持者，使改革在某種程度也具有了自上而下的意義。

毛澤東同志非常關心民主改革的進程，強調在準確把握西藏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采取“有步驟”地改革。1959年毛澤東寫信給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的汪鋒，索要相關藏族基本情況，致信顯示毛澤東對西藏的關注涉及人口、面積、宗教、制度、階級狀況以及周邊形勢等諸多內容[1]（p173-174）。同時，毛澤東同志還特別關注改革進程，及時教育和引導干部，以避免發生偏頗，強調“我們工作也有缺點”，“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這是缺點” [1]（p162）。正是在這種從實際出發“有步驟”實現變革的理論方針的指導下，西藏的民主改革才得以走向成功。

1961年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制定了《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穩定發展”的方針得以確定。在西藏“要集中力量領導群眾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徹底完成民主改革，向群眾深入進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教育；肅清殘余叛亂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做好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整頓干部作風，發展黨的組織，培養藏族干部；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區。” [3]（p220）

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歷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徹底的社會變革。它不僅摧毀了延續千年的封建農奴制度，改變了生產關系，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還建立起了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實現了人民當家做主。從此西藏從封建農奴制度開始向社會主義前進，西藏歷史翻開了嶄新的頁。西藏民主改革實現了西藏歷史的大飛躍，這是繼和平解放西藏后的又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極具劃時代意義。

二、和平贖買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土地所有制變革理論

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后，如何合理解決土地問題，顯得十分必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對此也思考頗深。“剝奪剝奪者”一直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奉行的原則，沒收統治階級的資本、土地是實現社會所有制轉變的主要途徑。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對于統治階級的資產，采取的就是沒收政策。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不否認其他途徑的可能。馬克思本人也曾講過，如果能用其他方法，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那對于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 [4]（p315）。恩格斯也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可以用贖買方式來處理資產問題，他還具體指出可以“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 [6]（p220）來處理。十月革命后，列寧針對在沒收統治階級資產時所出現的問題，進而就此提出“在一定條件下，工人決不能拒絕向資產階級贖買” [6]（p548），至于一定條件是什么條件，列寧指明是對“文明的資本家”，即那些“決心為蘇維埃政權”、“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6]（p152）。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贖買”這個方案，為和平處理社會所有制的變革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但這些還只停留在思想層面，沒有經過實踐檢驗。

毛澤東同志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贖買”的構想，并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通過實踐進行了檢驗。我國最早“贖買”政策的應用，是在內地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對民族資產階級資產的和平贖買，且取得了成功。在西藏毛澤東將“贖買”政策靈活地運用到了西藏土地改革中來。毛澤東曾說：“出這么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 [7]（p337）鑒于此，制定了一系列與贖買相關的政策。《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于1959年3月22日出臺，初步制定了“區別對待叛與未叛的農奴主和有關贖買的基本設想” [2]（p77），1959年5月31日《關于當前在平叛工作中的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中明令“減租減息，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參照內地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 [2]（p77），1959年9月16日西藏工委《關于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方案》重申了關于叛與未叛農奴主的區別對待問題和贖買政策[8]（p111）,1959年9月20日，西藏工委《關于執行贖買政策的具體辦法》確定了贖買的依據、原則和意義[8]（p111），1960年10月又確定了贖買金的具體支付辦法[2]（p207）。

在西藏民主改革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汲取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結合西藏階級關系、歷史文化背景、宗教因素、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舊政權的特點，充分考慮到國際形勢等諸多因素，決定用贖買政策對沒有參加叛亂農奴主，由政府出資贖買其多余的生產資料，價格結合當地市場而定，然后再分配給貧苦群眾，也就是將原來封建農奴主所有制轉變為農牧民個體所有制，這樣既穩定了那些沒有叛亂的領主，又改變了原有的所有制形式，使人民得以翻身當家做主，社會整體和平穩定朝社會主義過渡。

毛澤東等領導人創造性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資產階級“贖買”理念運用到了土地問題上來，并在西藏土地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舉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土地問題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同時也為他國土地改革提供了重要參照。

三、不劃分富農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劃分理論

列寧說過，“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無產階級主要是依靠階級斗爭奪取政權，以徹底實現社會性質的改變。但階級斗爭離不開階級劃分，正是在階級劃分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在西藏創造性地采取了不劃分富農的實踐政策。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伊始，就注重階級斗爭，特別強調和注重分清敵友，即正確劃分階級，爭取階級同盟，也就是我黨能夠取得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從而使得斗爭有利于無產階級。我們黨正是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階級成分進行了準確劃分，辨明敵友，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由此可見，階級成分劃分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在西藏我黨鑒于其存在民族間及民族內部的諸多矛盾，宗教因素濃厚，加之無產階級思想在西藏也沒有多年傳播的基礎，所以并不過分強調階級斗爭。

正確劃分階級，制定民主改革的階級路線，是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一大法寶。在民主改革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充分考慮到西藏實際情況，決定在西藏不劃分富農階級，這是西藏和平改革的一個創舉，也是西藏階級斗爭劃分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他認為西藏是農奴制社會，農奴根本沒有人身自由，不占有任何財產，他們是完全依附于農奴主的。而在西藏農村，并不存在或者極少存在自耕農、自雇農和貧農階層。西藏商品經濟相當落后，西藏農村并不存在富農階段，所以在西藏民主改革過程中并沒有劃分富農。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劃分理論的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創新。

根據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指導思想，1959年西藏工委在《關于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方案》中提出了西藏階級的劃分，要從西藏實際出發，規定農村只劃分農奴主和農奴兩大階級，不劃富農，方案確定了劃分標準。[2]（p153-157）這主要是基于西藏農村資本主義經濟幾乎不存在，所以西藏不存在富農階級。同時，把很小一部分剝削量在50%以上的人劃為農奴主代理人，剝削量小的則劃為富裕農奴或者中等農奴，這樣就縮小了打擊面，利于改革推行。9月16日《關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臺，確認了西藏農村只劃分兩大階級，制定了農村民主改革的階級路線。此外，還根據農區、藏區、寺廟、城鎮和邊境地區等不同情況，進行區別對待。在劃分階級、斗爭方式、改革步驟上，也采取了更加慎重、沉穩和靈活的措施，如一些縣區民改推遲到1966年后才進行。

毛澤東和黨中央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階級劃分理論，有效地保證了西藏民主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這一創舉，不僅是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也是關于階級劃分的靈活運用和發展。

四、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制度跨越發展理論

馬克思晚年在考察俄國農村公社后，提出了跨越式發展理論。他認為在一些經濟文化不發達地區，是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挫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9]（p431）當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這不僅適用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上的一切國家”。[9]（p502）馬克思、恩格斯通過考查和對比分析，他們認為東方問題與西方存在明顯不同，這也使得東方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但是具體方法和途徑，他們并沒有點明。馬克思、恩格斯的東方社會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想法，為東方在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要想實現這個跨越就必須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西歐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以及與之俱來的公社管理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這就是俄國公社上升到同樣的發展階段必需的先決條件。” [9]（p500）列寧也就此指出，“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 [5]（p279）

西藏通過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西藏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為進入社會主義打下了基礎。當然，民主改革僅僅改革了舊的封建農奴制度，新的社會主義還并沒有隨之而來，改革后的西藏仍處于一個過渡階段，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做了重要指示。1961年《中央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須采取穩定發展的方針。從今年起，五年以內不搞合作社，連試點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徹底，讓勞動人民的個體所有制穩定下來，讓農牧民的經濟得到發展，讓翻了身的農奴群眾確實嘗到民主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 [3]（p253-256）在這一“指示”中還明確提出，我們西藏的一切政策，“都一定要力求穩妥，都要防止‘左’和急，必須把注意力放在這個方面。” [3]（p254）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西藏開始穩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社會制度的跨越并不等于是生產力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及其社會制度的跨越，不僅使西藏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上有了巨大飛躍，又使西藏在新的制度下面臨著許多不可逾越的矛盾和困難，最根本的就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可逾越。因而，西藏進入社會主義后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

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對社會跨越發展理論在西藏的運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制度跨越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制度跨越理論的創新。

五、實事求是開創了“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革命路子

事實上，從西藏和平解放，到成功實現民主改革，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在實踐中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革命路子。從開始考慮西藏的和平解放，到后來的民主改革，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就對西藏特殊的歷史、地理、宗教、政治環境給予高度重視，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全面調查、深入分析和系統研究，沒有簡單地將西藏的情況等同于內地各省、自治區同樣對待，而是根據西藏特殊情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爭取抓主要矛盾，解決主要問題，從一般中尋找特殊、從共性中尋找個性的革命思路。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基本上確立了處理西藏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則：即西藏必須在維護祖國統一、領土和主權完整這個大前提下進行，其他的一些具體的實際工作，可在具體操作中采取靈活變通執行的原則。充分顯示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高瞻遠矚，用戰略的眼光，從全局出發，將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處理西藏問題的前提，對其他條件不成熟的問題，可以放緩、可以采取“拖一下”的辦法，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為當今“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奠定了基礎。

西藏特殊的環境造就了特殊的社會經濟文化模式。實事求是地探索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是西藏發展的根本原則。在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關懷下，在不斷的實踐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央關懷、全國支援、培養西藏自主造血能力發展模式，形成了“西藏特點”的發展之路。

以民為本，力爭為西藏社會發展創造最廣泛、最有利的主觀條件。民主改革解放了農奴和奴隸，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廢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并逐步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改革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百萬農奴翻身做主人，不僅政治上翻了身，符合世界進步的潮流，在世界人權史上翻開了光輝的一頁。而且勞動人民獲得了經濟上的解放，分得了土地，人民群眾真正得到了實惠，生產和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使得西藏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得以保障，得到西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自然也就為西藏社會變革創造了最廣大、最有利的社會主觀條件。

毛澤東同志很重視西藏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穩邊固本”的重要作用，清楚地看到帝國主義爭取部分上層分裂分子、策劃西藏獨立、企圖控制西藏。基于此，他通過各種方式同西藏廣大愛國上層保持聯系，甚至親切交談，多次接見和慰問西藏代表，聽取他們意見，讓他們真正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心和溫暖。同時，大力主張發展經濟，只有西藏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繁榮，才能取得反分裂斗爭的最后勝利。

西藏民主改革勝利實現，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發展變革的成功范例，是毛澤東思想在西藏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運用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避免了本本主義和經驗主義，弘揚了偉大的創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成功解決民族問題的典范，對我國及世界其他國家處理民族事務理具有重要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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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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