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毛澤東治藏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西藏的發展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在西藏工作的勝利，就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在西藏的成功運用與發展。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澤東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創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點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贏得了西藏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一、分步實施、分類指導民主改革

西藏在民主改革前，無論農區、牧區，還是寺廟、城鎮和邊境，都是實行封建農奴制度。民主改革就是推翻封建農奴制度，變封建農奴主所有制為農牧民個體所有制。因此。不同地區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一致的。但農區、牧區、寺廟、城鎮和邊境不同類型地區仍有許多不同的情況和特點。中共中央、毛澤東根據西藏實際，對不同類型地區的民主改革提出不同要求，確定不同的方法步驟，分步實施、分類指導。

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參觀團負責人，談到民主改革問題時說：“現在不要去搞社會主義……你們將來的改革，也不能一下子搞社會主義，要分好幾步走。”[1]129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對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談到改革應分步實現，而不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

西藏開始實行民主改革時，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于1959年4月28日通過了《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中共在《決議》中公開向國內外公布了在西藏分步實行民主改革的主張。同年5月7日，毛澤東同班禪、阿沛·阿旺晉美、詹東·計晉美等人談話時指出：改革的“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1]204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西藏改革分為兩步走。5月10日，毛澤東會見民主德國人民議院代表團，就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發表談話，闡述了西藏民主改革兩步走的具體內容，向全世界公布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步驟。他說：“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2]210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和西藏實際，5月14日，西藏工委把制定的《關于當前平叛工作中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草案）報送中央。31日，中共中央批復同意西藏工委《決定》(草案)，并就西藏民主改革問題作出系列指示，規定對農區、牧區、寺廟實行有區別的改革政策，要求“分兩個步驟進行”民主改革：第一步“以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為內容；第二步以實行分配土地為內容”。[2]97批復結合西藏實際把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改革第一步任務再分為兩步進行，并規定了這兩步改革的具體內容。根據中央批復精神，西藏工委陸續制定了《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關于當前牧區工作的指示》《關于三大寺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關于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方案》《關于目前邊境工作的指示(修正稿)》等一系列政策，規定農區、牧區、寺廟、邊境等不同地區的民主改革分步實行不同的政策。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農區的民主改革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步開展以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奴役和減租減息為內容的“三反雙減”運動(日喀則未叛地區實行“雙反雙減”)。第二步是分配土地，廢除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分配土地時，除農奴、奴隸、中農都分得土地外，對于農奴主及其代理人、還俗僧尼、投誠來歸的叛亂分子，也分給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由此說明，中共十分注意掌握土地改革中對農奴主的政策及對農奴主階級的教育改造。

二是采取更加寬松的政策和靈活方法進行牧區的民主改革。在牧區，只沒收叛亂牧主的牲畜分給原放牧者及貧苦牧民，基本不變更整個牧區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實行不分、不斗、不公開劃階級的政策。牧區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開展“三反兩利”運動，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反對奴役和牧工牧主兩利。

三是在寺廟開展“三反三算”運動。由于佛教在藏族群眾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寺廟的改革中采取了更加慎重和穩妥的辦法。民主改革開始后，在叛亂寺廟開展反對叛亂、反對封建特權、反對封建剝削和算政治迫害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的“三反三算”運動，在未叛亂寺廟開展“雙反三算”運動，徹底廢除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制度。同時，把宗教信仰與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壓迫制度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嚴格加以區分，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廢除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壓迫制度，實行政治統一、政教分離。對寺廟的改革，毛澤東感到滿意。1961年1月23日，毛澤東同班禪談話時評價說：“過去有11萬喇嘛，現在留下幾千人專門學經，有近十萬人從事生產，這對發展經濟和人口有很大好處。”[1]222

四是城鎮的改革實行“四反雙減”。由于封建農奴制度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西藏的工商業極其弱小落后。因此，城鎮的民主改革，既要反叛亂，又要保護工商業。根據《關于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規定，在城鎮開展反叛亂、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剝削、反封建特權和減租減息的“四反雙減”運動。實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

五是采取適當步驟和穩妥辦法開展邊境地區的民主改革。邊境地區改革過程中，在劃分階級、分配土地、保留寺廟、安排中上層人士等方面，都采取了更加穩妥的政策，個別地區的民主改革推遲到1966年以后才進行，保證了邊境的基本安定。

事實證明，對民主改革制定和實施的分步實施、分類指導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既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使他們成為土地等生產資料的主人；又有力地分化、孤立、瓦解了敵人，達到了團結、教育、爭取中上層人士的大多數反帝愛國、贊成民主改革的目的，使我們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

二、不劃富農，正確制定民主改革的階級路線

由于不同歷史階段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主要矛盾不同，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任務也不相同，由此引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內部階級構成也各不相同。在統戰線中，毛澤東特別指出，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有分清敵友。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3]。分清敵友即正確劃分階級。“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4]，從而使斗爭有利于無產階級。

鑒于民主改革前，漢藏民族間存在的民族隔閡沒有消除，藏傳佛教在西藏民族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封建農奴制度在西藏基本原封未動，政教合一的領袖人物在群眾中還有較高的威信，農奴和奴隸對農奴主仇恨不深，階級對立不明顯，中共在西藏沒有革命的基礎，農奴和奴隸的完全覺醒還需時日，因此，毛澤東在西藏民主改革中并不過分強調階級斗爭，沒有采取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劃分階級的土改方式，而是根據西藏實際，制定了正確的民主改革的階級路線。

1956年7月22日，毛澤東聽取李維漢、廖志高等人匯報鄰近西藏的甘孜、涼山兩個自治州平叛和改革問題。當得知四川省委準備按照漢族地區的標準劃分階級，劃出的地主和富農比例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八時，毛澤東當即表示不贊成，他說：“我看多了，漢族地區一些地方也不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少數民族地區）劃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有些人可以有意識地不劃成地主。”[1]151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民主改革中對少數民族地區劃分階級的標準應該比漢族地區寬一些的設想。

經過調查研究，毛澤東于1959年5月10日同民主德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時，明確提出，“西藏勞動群眾占95%，剝削者占5%”[5]228。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結合西藏社會的特點，西藏工委于9月7日制定《關于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方案》。《方案》確定了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標準，提出了不劃富農的政策。根據該《方案》，西藏農區基本上劃分為農奴主和農奴兩大階級，其中農奴主階級包括占農村總人口2%的農奴主和3%的農奴主代理人。合計占農村人口總數的5%；農奴階級占90%以上；另外，根據西藏封建農奴制仍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奴隸社會殘余的實際情況，將5%左右的人定為奴隸成分。[2]153-156在牧區，民主改革期間的中心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牲畜，不劃分階級。

不在寺廟劃分階級，實行依靠下層貧苦僧尼，團結愛國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擊叛亂的上層僧侶的階級路線。

在改革過程中，中共中央、毛澤東充分考慮西藏的特殊情況，決定在西藏不劃富農階級。西藏成為全國唯一在土改中不劃富農的地區。毛澤東為什么決定在西藏不劃富農？一是占西藏人口總數90%的農奴沒有土地所有權，根本沒有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農奴主；在西藏農村也不存在或者極少存在自耕農、貧農階級；西藏商品經濟極其落后，資本主義還未發展，并不存在富農階級。二是把剝削量在50%以上的極少部分人劃為農奴主代理人，把剝削量在50%以下的一部分人，劃為富裕農奴或中等農奴，就使黨的依靠力量達到75%，團結面達到20%，而打擊對象只占5%。這樣做擴大了團結對象，縮小了打擊范圍，減少了民主改革的阻力，推動了民主改革的進程。不劃富農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一個創舉，也是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在西藏的重要發展。

三、區別對待左、中、右、叛四種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包括兩個性質不同的聯盟：一是作為統一戰線基礎的全體勞動者的聯盟，二是作為統一戰線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的勞動者與非勞動者之間的聯盟。在處理勞動者與非勞動者之間的聯盟關系時，必須堅持又聯合乂斗爭的策略，以打擊最主要的敵人，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同盟者，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在西藏平叛改革中，毛澤東把西藏的農奴主階級劃分為左、中、右、叛四種人，對他們實行區別對待的方針，達到了爭取西藏上層中的多數人贊成民主改革的目的，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統戰線的理論。

早在1956年7月22日，在聽取李維漢、廖志高等人匯報甘孜、涼山兩個自治州改革和平叛問題時，毛澤東就主張，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的政策應該比漢族地區的寬松一些，對被沒收了土地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地主，政治上給予一定的待遇，經濟上實行贖買。他說：“少數民族地區的地主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剝奪選舉權，還可以做官。……我們對資本家都是贖買政策，對他們應該比對資本家更寬大一些。”[1]151

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確立了“邊平邊改”的平叛改革總方針。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對待西藏沒有參加叛亂的左派以及中間派的貴族和農奴主，要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政策。[5]212毛澤東還提出了對叛亂分子的處置辦法，“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提起來教育改造”[1]184。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把西藏農奴主階級分成叛與未叛兩種人，并主張區別對待。5月7日，毛澤東在同班禪、阿沛·阿旺晉美等人談話時，第一次明確把西藏農奴主階級劃分為左、中、右、叛四種人，并提出對四種人實行不同政策。他說：“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毛澤東明確主張，對于左派和中間派，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后生活水平不降低。[1]204對于赤江等叛亂首要分子的處置，準備“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1]205。5月10日，毛澤東在同民主德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時說：“”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以“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1]210這是毛澤東首次對國外公布把西藏農奴主區分為左、中、右、叛四種人，以及對他們實行區別對待的方針，并說明這樣做的目的是爭取西藏上層中的多數人贊成民主改革。

西藏工委根據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并加以落實。首先，區分叛與未叛，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對參加叛亂的，經濟上沒收其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同時也分給他們一份與農奴同樣的土地等生產資料，使他們經過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2]26政治上，充分發動農奴和奴隸揭露、控訴叛亂分子的罪惡，同他們進行面對面的斗爭；按照“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采取鎮壓、分化瓦解、區別對待的政策，主要處理叛首、骨干、堅決分子，對被迫和被騙參加叛亂的人一律不加過問；對潰散、潛藏之叛亂分子，實行“不殺、不判、不關、不斗”的“四不”政策，當即釋放，讓他們還鄉生產。“四不”政策的實施，迅速分化、瓦解了敵人，僅1959年5月，一個月就招降叛亂分子4000余人。[6]

其次，把未參加叛亂者劃分為左、中、右三種人，實行區別對待的方針。劃分左、中、右三種人的標準是未參加叛亂者不同的政治態度。1959年9月12日，經中共中央批示，確立了對西藏民族宗教人士進行政治排隊的標準，即：反帝愛國明確、反對叛亂、擁護民主改革者為左派；對反帝愛國、對反對叛亂、對民主改革搖擺不定者為中間派；有分離主義思想，沒有參加叛亂，態度頑固，反對民主改革者為右派。[7]157

對未叛農奴主及其代理人，經濟上實行贖買政策，政治上采取不同的斗爭方式。對極少數抗拒改革、罪惡多端的右派分子，進行面對面的斗爭：對中間分子采取背靠背的斗爭；對左派或偏左的中間分子采取背靠背訴苦，保護其過關；對右派中個別代表性較大的歷史上同我們有關系、說過好話、做過好事、不太反動的人物，則盡可能地保護其過關，把打擊面縮小在最小的范圍。[2]150另外，根據情況做好未叛農奴主的政治安排。對與群眾有一定聯系和工作能力的未叛農奴主及其代理人，自治區籌委會在各級政府、政協及佛協等機構中都盡量給予吸收和安置，發給工資，并對他們逐步教育、改造，使之由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以達到消滅階級，改造個人的目的。根據1961年9月6日召開的西藏統戰工作會議統計，平叛改革以來，全區共安排上層人士876人，其中政治安排685人，實職安排191人。[7]192

四、對未叛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

根據西藏特殊區情，中共中央、毛澤東決定在民主改革中以叛與未叛為界限，實行區別對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緩改，對參加叛亂者采取沒收政策，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2]166這是西藏民主改革中區別于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政策，是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為爭取大多數農奴主接受或贊成民主改革對他們作出的最實質的讓步，是毛澤東關于照顧同盟者利益的統戰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創造性運用。

馬克思提出對大土地所有者實行贖買政策，列寧也主張對“文明的資本家”“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8]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曾先后兩次提出贖買的主張，但因得不到資本家的配合而未能實現。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贖買”方案，只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付諸實踐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首次把“贖買”政策運用于對內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踐中，實現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但當時全國范圍內絕大部分地區的土改并未運用贖買政策來解決，而是采用沒收辦法。鑒于西藏還處在封建農奴制社會，毛澤東創造性地把“贖買”政策運用于西藏的民主改革。

對于處在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西藏來說，毛澤東一貫主張和平改革。和平改革集中表現在對農奴主實行贖買政策。1956年2月12日，毛澤東接見在京的西藏參觀團成員時提出，西藏的土地改革要采用和平協商的辦法進行，但無論如何改革，都要維持上層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1]140-141接見后，毛澤東對陳毅等人交代中央代表團赴藏應注意的事項，談到西藏的民主改革時，毛澤東說：“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別于內地的做法，采用贖買的辦法。”[9]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西藏的改革可以實行贖買的政策。隨即，毛澤東同李維漢等談話，要求做好調査研究，統計岀西藏農奴主在老百姓手中拿多少錢，我們就給農奴主多少錢，叫他們把土地給老百姓，不再剝削老百姓。[10]這說明，毛澤東在1956年將土地改革提上議事日程時，就已開始考慮對西藏農奴主階級實行贖買政策。7月22日，毛澤東在聽取關于甘孜、涼山兩個自治州改革和平叛問題的匯報時，將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政策應用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中，指出：“對少數民族中的地主應該寬一些。我們對資本家都是贖買政策，對他們應該比對資本家更寬大一些。”[1]151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可以實行比對資本家的贖買政策更寬松的政策。

全面武裝叛亂發生后，中共中央即于1959年3月21日對《在西藏平叛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作出指示，確立了“邊平邊改”的平叛改革總方針，決定對“在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中表現進步并且政治上還有較大影響的進步分子可采取贖買的辦法，在他們放棄了封建剝削之后，在政治上加以適當安排并在生活上予以補助”。[5]204這說明，贖買政策被正式運用于西藏民主改革中，但最初還只適用于進步分子。

同年4月7日，毛澤東致信汪鋒，提岀要了解整個藏區的基本情況，并擬出了西藏人口、面積、農奴制度內容、宗教和階級關系等13個問題，要求汪鋒調查并著重研究平叛后對西藏上層的贖買政策。汪鋒經過調查研究，就西藏的基本情況以及在民主改革中應采取的方針政策、對上層人士贖買的對象和范圍、贖買金額和支付辦法等問題，向毛澤東提交了21份調查材料，為中共中央、毛澤東對西藏的民主改革作出決策提供了翔實可靠的重要依據。[11]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到西藏平叛問題時指出，對于“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間派”“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1]182這表明毛澤東考慮把實行贖買政策的對象范圍擴大到包括左派和中間派。

毛澤東作出對西藏未叛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的決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根據西藏歷史條件、自然環境、生產力發展水平、階級關系、封建農奴制政權的特點及解決西藏問題可能引起的國際反響等諸多因素，中共中央、毛澤東一貫主張用和平協商的辦法進行西藏的土地改革，而和平協商的集中體現是贖買政策。這對于我們爭取西藏上層的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1]210，以達到減少抵抗、減少破壞、減少民族隔閡的目的十分必要。第二，通過西藏和平解放8年來的統戰工作，中國共產黨團結了一批西藏愛國上層人士，他們反對叛亂，支持民主改革，愿意接受贖買政策。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10年，人民民主政權已經鞏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始全面社會主義建設，為實行贖買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有能力支持西藏實行贖買。正如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所說的，“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指未叛者，筆者注)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么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么一點”[1]182。1959年5月12日，周恩來在同班禪等談話中，更加明確地說，在西藏，“貴族不過兒百戶，連二地主也不過一千多戶，這是好安置的”[12]198。

1959年5月31日，中央批示同意西藏工委《關于當前在平叛工作中的幾個政策問題的決定》。批示指出，對于沒有參加叛亂的貴族和二地主的生產資料，一律仿照內地對待資產階級的辦法，實行贖買政策。對于未叛寺廟的一部分土地、農具、耕畜、房屋，也可考慮實行贖買。[2]98根據中央批示精神，8月27日，西藏工委制定了《關于西藏地區土地制度改革方案》。9月7日，中央批示同意該方案。《方案》規定：對于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貴族多余的土地、牲畜、農具、房屋，實行贖買。“為了有利于團結、教育和改造上層，贖買的價格既不宜偏高，也不宜偏低，以貴族和農奴的多數人，都覺得比較合理為宜。”[2]144根據上述原則，西藏工委提出了各項生產資料的具體贖買價格。

為了做好贖買工作，西藏工委對全區情況作了調查、統計和分析。全區總計應贖買的土地90萬克，占耕地總數的32%；牲畜82萬4千頭，占牲畜總數的29%；房屋6萬4千2百間，農具20000套。[13]上述各項應付贖買金6千萬元。其中由贖買辦公室直接辦理的，占有多余生產資料最多的23家被贖買戶，已有21戶辦清了贖買手續，贖買土地57000多克。對未叛寺廟和宗教上層人士占有的多余生產資料，也實行了贖買,1961年2月已將一張596萬元的贖買憑證交付給扎什倫布寺，并支付了贖買金。[13]

實行贖買政策，劃清了叛與未叛的界限，爭取、穩定、團結、教育了未叛農奴主和上層人土，有力地打擊了叛亂分子，分化孤立了敵人。在民主改革農奴主階級普遍的反映是：“不管錢多少，參加了贖買會議就放心了。”這有力地證明實行贖買政策對減少改革阻力、順利完成民主改革所起的重大作用。這一政策實行的結果，國家拿錢不多，政治收效卻很大。它使西藏大多數上層分子接受和支持民主改革或在改革中保持了中立，使西藏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順利進行，使西藏干部和工作人員在實踐中加深了對統一戰線方略在西藏特殊重要性的認識。

五、把組織發動群眾同團結愛國進步人士結合起來

把組織發動群眾同團結愛國進步人士結合起來的方法，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結合西藏區情的具體運用，是西藏民主改革取得勝利的重要方法。

在平叛改革中，中國共產黨主要采取三種方法來發動和組織群眾：一是在平叛的同時，抽調部隊和地方藏漢族干部一起組成工作組，進駐到農牧區，和農牧民群眾實行“三同”，向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平叛改革的方針、原則、政策和措施。二是通過算賬對比、回憶訴苦等方式，發動貧苦農奴和奴隸，在各種會上揭露農奴主的罪行，開展對農奴主面對面的斗爭，讓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自身的覺悟，增強組織起來摧毀封建農奴制度、消滅農奴主階級的決心和信心，形成一支有戰斗力的隊伍。三是按照中央有關指示及自治區籌委會制定的有關章程，陸續成立了以貧苦農奴和奴求中的積極分子為骨干的鄉、區、縣農(牧)民協會。在農牧區，實行一切權力歸農(牧)民協會的原則。

做好同愛國進步上層人士協商的工作，既是完成民主改革的要求，也是做好統戰工作的需要。1959年3月21日，中央指示，“有關平息叛亂和改革的政策，盡量與靠近我黨我軍的愛國進步上層人士進行協商”[5]204。這表明，中共中央在作出平叛改革決策的同時，就確定了同愛國進步上層人士協商的辦法。5月7日，毛澤東同班禪、阿沛·阿旺晉美、詹東·計晉美等就平叛后西藏的方針政策談話，明確提出，對接受民主改革的人，我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1]202。31日，中央再次就做好民主改革中同愛國進步上層人士協商的工作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明確指示西藏工委：“對于改革中的重要問題，要和上層中的進步人士和中間人士進行反復協商，盡可能取得他們的同意。”中央建議西藏工委，“在自治區和專區兩級建立政協的組織”[2]99，以便安置未叛上層人員及其家屬。這有利于分化瓦解叛亂分子，有利于減少改革阻力。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把班禪、阿沛·阿旺晉美、詹東·計晉美等請到北京。同他們坦誠交流，共商改革大計。10月22日，毛澤東明確對班禪說：“我們的方針是長期合作”“有些右派，我們也還和他們合作”，因為“團結起來”“對全國各族人民都有利”。[1]125

西藏工委堅決貫徹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在平叛改革過程中堅持與愛國進步上層人士進行和平協商的方針。一是在民主改革前，向他們調查了解有關情況，掌握他們對改革的意見和訴求。二是在民主改革中，西藏工委制定的關于民主改革的政策措施，都事先聽取上層愛國人士意見和建議。有關改革的政策和規定，都同上層人士經過充分協商后，再提交自治區籌委會討論通過，公布實行。三是在民主改革期間，西藏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還多次組織上層人士深入農牧區考察，讓他們加深對民主改革運動的認識，同時也請他們對民主改革提出意見和建議。四是成立了政協西藏委員會。西藏工委統戰部《關于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藏委員會的意見》中說：“政協西藏委員會一方面是與上層代表人物進行政治協商，實現黨的政治領導的機構，另一方面，也是團結教育和改造上層人士的主要陣地。因此，政協西藏委員會在黨的領導下，由各人民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代表人士組成。”[13]政協西藏委員會于1959年12月20日成立。它的成立，為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密切同各界人士的聯系、完成民主改革任務發揮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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