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望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的中國紀錄電影創作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頗有意味的文化現象：在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事業初創的階段，原本山高路險、時局動蕩的西藏，不但未因偏遠閉塞無人問津，反而成為紀錄電影拍攝的熱點地區。中國中央政府指示電影生產部門投入極大的人力、物力，用動態影像記錄的手段，書寫了一段史詩級的西藏現代歷史畫卷，在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反映西藏時事進展與社會變革的紀錄片絡繹不絕，幾乎串聯起自西藏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的整個歷史進程。其中，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解放西藏大軍行》（1951）、《光明照耀著西藏》（1952）、《春到西藏》（1956）、《珠穆朗瑪之歌》（1958）、《百萬農奴站起來》（1959）、《歡騰的西藏》（1960）；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1953）、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拍攝的《西藏農奴制度》（1961）等影片，均為兼具歷史文獻性、民族文化性與政治宣傳性的紀錄電影。這批以西藏歷史事件為創作主題的紀錄片，在中國現代電影史上，堪稱是濃墨重彩的時代大手筆，卻在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流逝中，逐漸為世人所淡忘，塵封于電影片庫的幽深之處。

一、行路高原：紀錄電影中的西藏和平解放

在從事西藏題材紀錄片拍攝的中國電影機構當中，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簡稱“新影廠”，今中央新影集團）入藏歷時最久，作品最多，并且擁有最早的一批藏族電影工作者。可以說，近70年來西藏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都被存錄在新影廠的電影資料庫里。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新聞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前身）派出的一支特派前線攝影隊隨軍出發，成員包括后來擔任廠長的郝玉生，以及攝影師徐彬、任杰、李秉忠、徐來等人。他們與進藏官兵同行，沿途記錄行軍途中發生的重要事件。經過一年多的拍攝與剪輯，一部名為《解放西藏大軍行》的紀錄片于1951年制作完成，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官方電影機構生產的第一部涉藏紀錄片。

紀錄片《解放西藏大軍行》主要以進藏部隊的行程為線索，表現了軍隊從受命誓師到昌都戰役期間的主要活動。在戰事準備階段，官兵集體學習藏語文與進藏注意事項，醫療隊準備藥品，宣傳隊制作宣傳品，工廠趕制餅干、膠鞋、被服等軍用物資，影片還展現了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劉伯承、鄧小平與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等人的視察工作。在進軍西藏過程中，影片主要表現沿途各地民眾——特別是康定、甘孜等地藏族僧俗人士對軍隊的歡迎態度，也用大量鏡頭展示工兵部隊逢山開道、遇水搭橋的繁忙施工場景。除了宏大的行軍場面之外，片中還刻畫了一些較為生動的細節：如流落甘孜的紅軍老戰士向進藏部隊獻旗、藏族同胞在歡迎儀式上表演黑牦牛舞與獅子舞、官兵為了適應高原生活積極學習吃糌粑和編織毛襪等，為影片增加了幾分情感色彩。影片在臨近結束時，簡要記述了入藏第一戰——昌都戰役的基本戰況：解放軍用迫擊炮壓制藏軍火力，士兵乘坐牛皮船強渡金沙江，吶喊著沖向敵方的陣壘，并未凸顯戰事的慘烈。創作者將更多的筆墨留給了戰后事宜：如繳獲英美物資、抓獲英美間諜以及遣散投誠的藏軍官兵，并以字幕形式宣告西藏地方政府將派遣代表團赴北京談判，以此彰顯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政治主張。

與《解放西藏大軍行》構成姊妹篇的紀錄電影，是展現解放軍入藏之后進軍拉薩的《光明照耀著西藏》（1952）。繼續執行拍攝任務并擔任本片導演的郝玉生回憶：“挺進拉薩的路是艱苦漫長的。英勇的進藏部隊以昂揚的斗志，翻越十多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趟過十幾條冰河激流，走過渺無人煙的草地；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高原缺氧、風雪冰雹、疲勞、饑餓、疾病等重重難以忍受的困難，硬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拉薩，讓五星紅旗飄揚在雪域高原。”[1]由于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了中央政府通知，派遣代表來北京舉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并于5月23日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進藏部隊沿途較少采取軍事行動，而是展開了一系列宣傳、醫療和慰問活動。《光明照耀著西藏》表現了西藏民眾和僧侶對進藏部隊的歡迎、醫務工作者為群眾診療治病、解放軍官兵參加農牧業生產、提高藏族女性社會地位，科學工作者研究土壤、進行水文地質測量等場景，以強調“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以后，帶動西藏人民改善了生活，鞏固了團結，更保衛了國防，從此，西藏在偉大的共產黨和英明的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逐漸地走向富裕、繁榮的道路”[2]之創作宗旨。

1953年，剛剛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制片廠決定拍攝一部反映康藏公路建設以及漢藏團結進步的彩色紀錄片，暫定名為《康藏公路》（后更名為《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由《解放軍報》胡奇擔任影片的總導演，電影創作骨干李俊擔任執行導演。為提高作品的藝術品質，八一電影制片廠還邀請了捷克斯洛伐克陸軍制片廠的團隊參與創作。在大多數國產電影都還在使用黑白膠片的時候，八一廠破例為本片攝制組提供了進口的法國、西班牙攝影機與艾柯發彩色膠片。

當攝制組出發的時候，康藏公路筑路大軍已經挺進到西藏昌都以西一帶。電影工作者沿途記錄了皮膚黝黑的戰士、紅旗獵獵的運輸大隊，以及屹立在世界屋脊上的筑路烈士墓碑，重點拍攝了施工難度極大、犧牲官兵人數眾多的雀兒山路段。此后，攝制組兵分兩路，胡奇跟隨筑路大軍拍攝工程進展，李俊率領另一組人馬向拉薩挺進，拍攝筑路之前的西藏自然風貌、歷史文物，以展示修路的意義。李俊曾著文《我愛藏族人民》，回憶這段創作歷程：“這一年中，我和修筑公路的藏族民工接觸的比較多。我喜歡他們艱苦勤勞的精神，開朗樂觀的性格，當我知道他們有人遭受領主老爺鞭打的時候，我在內心里向他們抱不平，表同情。那時，西藏還沒有實行民主改革，廣大的藏族人民仍然在殘酷、落后、黑暗的農奴制度下過著非人的生活。”[3]正是這段入藏拍攝紀錄片的經歷，令李俊導演長期難以忘懷，他于1963年重返西藏，帶著深厚的民族感情，拍攝了反映西藏農奴解放的著名故事片《農奴》。

由李俊等人組成的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組沿途記錄了藏族民工與解放軍官兵之間的深厚感情，在拉薩訪問了阿沛·阿旺晉美等西藏談判代表，也拍攝了珠穆朗瑪峰等地壯美的自然風光、薩迦寺收藏的唐代金印，以及山南某寺院收藏的相傳由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刺繡等珍貴文物。在結束一年多的拍攝工作之后，李俊等人赴捷克斯洛伐克進行電影剪輯，并邀請著名作家魏巍為本片撰寫了解說詞。“在四年多的時間里，11萬人民解放軍、工程技術人員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頑強的戰斗意志，用鐵錘、鋼釬、鐵鍬和鎬頭，劈開懸崖峭壁，降服險川大河，修筑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一代業績永垂青史。彩色紀錄片《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就見證了這段歷史，它記錄了川藏公路的修筑過程，也保存了一段如歌的歲月。”[4] 1955年，《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在國內公映，并于次年榮獲第九屆卡羅維發利電影節紀錄片獎，這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獲得國際影展大獎的彩色紀錄片。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現代史上濃墨重彩的篇章之一，中國的電影攝影師們記錄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拉薩進軍的全部歷程。《解放西藏大軍行》《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等影片延續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用電影手段進行隨軍拍攝、軍事報道的新聞傳統，以極大的政治熱情記錄下進藏部隊的戰斗與建設業績。從誓師出發到入城拉薩，從修建川藏公路到進藏官兵與藏族民眾的交往，無論是鏡頭采錄還是影片敘事，都帶有新聞攝影樸實、生動的特征，既忠實呈現入藏行程中的重大事件，也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點滴細節。特別是在高原地區篳路藍縷、甚至付出攝影師犧牲代價（新影廠電影攝影師關志儉在甘孜犧牲）的艱辛拍攝過程，客觀上減少了擺拍、補拍等影響影片真實性的“藝術再創作”環節，使西藏和平解放的歷史進程得以在紀錄電影中較為如實地呈現。

除了跟隨拍攝和平解放西藏、修筑川藏公路等歷史重大事件之外，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紀錄電影工作者長期堅守在雪域高原，持續關注和拍攝西藏的政治軍事活動、社會文化動態，留下了大批珍貴的歷史影像文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不僅培養了第一批藏族攝影師：澤仁、扎西旺堆、計美登珠、次登，并于1952年建立西藏攝影站。據西藏攝影站最早的成員之一孔令鐸回憶：“在這段時間里，主要是報道反映西藏各條戰線的新氣象，新變化。為此，拍攝了大量謳歌軍民關系、漢藏民族團結的新聞片，這些表現新西藏的新聞電影都及時地匯編在《新聞簡報》之中。由于這些新聞主題明確、取材新穎、表現生動、數量眾多，獲得了文化部頒發的1949年至1955年優秀新聞片銀質獎章。”[5] 1958年，新影廠攝制的《珠穆朗瑪之歌》詳細講述了西藏的地理、歷史文化、人民生活、宗教活動等，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藏族民眾生活的逐漸改善。攝制組還翻山越嶺，第一次來到不通公路的墨脫縣，拍攝了門巴族種植雞爪谷和叢林狩獵等生產生活情景。《珠穆朗瑪之歌》是第一部反映西藏風土人情的大型彩色紀錄片，具有較高的民族志價值，值得影視人類學界進一步研究。

二、農奴新生：西藏民主改革的影像戰歌

1959年3月，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國務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迅速平叛，并在整個西藏實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讓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這一西藏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國電影工作者用多部紀錄片作品留存于史冊當中。

最早記錄平叛斗爭的是來自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攝制組，李振羽、王喜茂、沈杰和趙民俊等新聞電影工作者及時趕到平叛現場，拍攝了新聞報道影片《平息西藏叛亂》。隨后，時任新影廠副廠長兼總編輯的丁嶠親自掛帥，帶領何鐘辛及攝影師澤仁、計美登珠、扎西旺堆等飛抵拉薩，深入西藏各地，進行廣泛而細致的影像拍攝，以展現西藏民主改革摧毀封建農奴制度，解放百萬藏族農奴的歷史性貢獻。曾經擔任《解放西藏大軍行》攝影師與《光明照耀著西藏》編導的郝玉生，由于“擅長編輯概括性的重大題材影片，善于組織各方面力量參與創作，注重影片的總體設計和構思，重視影片的綜合藝術處理，強調反映生活和歷史的深度”[6]，第3次入藏，擔任本片的編導，肩負起向中國和世界人民傳達西藏民主改革之聲的重任。

這部定名為《百萬農奴站起來》的紀錄片，以翻身農奴控訴舊制度為開篇，一張張悲憤的面孔，一排排揮動的手臂，烘托著一句句慷慨激昂的旁白：“枷鎖砸碎，牢門打開，千年奴隸要翻身！百萬農奴站起來！聽吧，聽吧，這是世界屋脊上一百多萬農奴的呼聲，這是西藏世世代代被壓迫人民的怒吼！”[7]影片首先展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興修道路、運送援藏物資、開通北京至拉薩航線、培養藏族技術工人、開辦醫院和學校、發放無息貸款和糧食、幫助農民進行生產勞動等，受到藏族民眾的擁護。影片繼而揭露與聲討西藏上層集團的分裂企圖：擴充藏軍兵源、運入外國武器、召開獨立會議、公開反對改革。

影片的主要篇幅用以描述和批判西藏的農奴制度，除了整體性地展現藏族農牧民的艱辛勞動與赤貧狀態，控訴封建政府、寺院、貴族三大領主的殘酷剝削和血腥統治之外，紀錄片創作者還以拉魯莊園、帕拉莊園等西藏貴族莊園為個案，將農奴制度之下，領主的奢華生活與農奴悲慘的生存境況進行了鮮明的對比。根據藏族攝影師扎西旺堆回憶，他們在帕拉莊園拍攝時，要求莊園管家用三皮口袋鑰匙逐一打開房門，拍攝到大量金銀財寶：“我們為了揭露上層集團的財產那么富有，而農奴的生活那么貧寒，一無所有，所以用這種對比方法來揭露農奴主的本質。”[8]《百萬農奴站起來》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收尾，在會議代表班禪·額爾德尼、張國華、阿沛·阿旺晉美等人的莊嚴表決與掌聲中，在百萬農奴的血淚控訴與歡呼聲中，徹底推翻農奴制度的西藏民主改革就此拉開了序幕。

繼《百萬農奴站起來》創作完成并獲得熱烈反響之后，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駐藏創作團隊再接再厲，于1960年完成了另一部表現西藏民主改革的紀錄片《歡騰的西藏》。這部影片雖然也以一定的篇幅控訴了農奴制度的黑暗殘酷，但主體內容更為歡快，展現出西藏農奴翻身做主人的喜悅情懷。影片的開篇是一位駿馬上的騎手一路奔行，在村莊和牧場歡迎的人群中，將民主改革的傳單撒向天空，活躍的電影藝術手法令人耳目一新。片中另一個動人場景，是拉薩郊區的翻身農民在翻身斗爭勝利的時刻，把高利貸債券和契約拿出來用火焚燒，萬民歡騰載歌載舞的場面。拍攝這一段落的攝影師扎西旺堆談起此情此景仍記憶猶新：“他們親眼看到把這些地契真正把它燒了以后，群眾完全就沸騰起來了，你看他們跳舞不是說跳的什么舞姿，他也不講究什么姿勢，完全是狂歡，完全是跳，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姿勢，就是發出一種農奴砸碎鎖鏈，翻身做主人的發自內心的那種喜悅的心情。”[9]

《歡騰的西藏》的電影敘事主線，是講述西藏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與貫徹：在農區，沒收叛亂領主的土地財富，對未叛亂領主的土地、牲畜、農具進行贖買，分配給農奴家庭；在牧區，執行不斗爭、不分配牲畜、不劃分階級和牧工牧主兩利政策，改善牧民生活條件。影片還通過幾戶農奴家庭在民主改革前后生活條件的鮮明對比，用具體事例表現出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為西藏民眾帶來的驚天巨變。《歡騰的西藏》于1960年獲得第三屆德國萊比錫國際紀錄片短片電影節第一主要獎，在世界影壇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除了上述3部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生產的帶有時政宣傳色彩的紀錄影片之外，1960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委托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拍攝了一部名為《西藏的農奴制度》的紀錄片，也是這一時期展示與批判農奴制度的多部電影作品之一。從1957年開始，根據國家決策層的指示，“要在幾年內把國內在社會制度、社會生活上正在迅速變化的少數民族的歷史面貌真實地記錄下來，便于科學研究”[10]。中國民族學者與電影工作者攜手合作，遠赴中國各少數民族聚居區，拍攝了一批展現民族歷史文化與當代面貌的紀錄片，定名為“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由康玉潔任導演，張世鴻、袁堯柱任攝影的《西藏的農奴制度》即是其中之一。

與新影廠的3部作品相比，成片于1961年的《西藏的農奴制度》在結構上較為完整，相對更注重影像表述的學術性。在影片開篇的前十分鐘里，簡要介紹了西藏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主要物產，以及拉薩、薩迦、江孜和日喀則等主要城市的景觀樣貌。這一組鏡頭畫面優美，節奏明快，具有較高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西藏農奴制度是本片主要講述的內容，攝影機在熙熙攘攘的拉薩街頭拍攝了豪華的貴族、討飯的乞丐、覓食的殘疾人、被貴族雇傭磕長頭的窮人、戴著鐐銬示眾的囚犯，以及橫行霸道的藏軍官兵，描繪出一幅“人間地獄的圖景”。本片的價值之一，在于較為詳細地展示了數件噶廈政府文書，如噶廈封給楚布寺的封地文書，并對文書內容進行了翻譯：“皇帝諭：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呾喇達賴喇嘛令：曉諭普天下僧俗人等，及各地宗本、管家、頭人，從達前達窮下面算起，戈波、德勒卡覺、帕波、沙錯山溝等地的土地、水草、山及百姓，封給楚布寺。初普寺在五世達賴時立有功勛，曾賜有封文，故仍按原封地封給，不得侵犯。遵照執行。鐵羊年。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呾喇達賴喇嘛之印”，[11]以及由攝政熱振活佛簽發，封給貴族拉旺貢布“將墨竹工卡宗的卡加谿卡、卡加再繞谿卡所屬土地、百姓均屬所轄，永傳子孫萬代，不得侵犯”[12]的土地文書等。這些文件對于理解西藏土地分封制度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西藏的農奴制度》以帕拉莊園為標本，詳細解剖西藏領主莊園制的組織結構與農奴的階層差異和生存狀況：“差巴”為領主支差，擁有部分生活資料和小農具；“堆窮”主要由破產逃亡的差巴變成，依靠打零工，從事手工業生產或臨時種少量的土地來維持生活；“朗生”是藏語家奴的意思，是奴隸制度的殘余。影片講述了農奴對領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年滿16歲須支差或繳納人役稅，農奴婚姻受限、子女歸領主所有，朗生在領主的眼里不如牲畜，毫無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支差作為勞役地租的主要形式，在影片中被細致地表現出來：為政府支差叫“外差”，包括運送貨物、修建工程、服兵役、接待政府信使與官員等；給貴族和寺廟支差叫“內差”，包括為領主耕種土地、背水、砍柴、磨糌粑等家務勞動等。與支差緊密聯系的另一條束縛農奴的鎖鏈是債務，沉重的高利貸讓農奴世世代代無法還清。

《西藏的農奴制度》也表現了藏北牧區的領主政治與經濟體制：“牧區一般是部落組織，部落中有頭人和牧主，依靠雇牧工、養牧奴放牧。牧工每天要從事十六到十八個小時的勞動，有微薄的工資收入，生活十分困難。牧奴沒有工資，也沒有人身自由。不管是刮風和下雪，晚上和牛羊睡在一起。”[13]影片展示了領主對牧民主要的兩種剝削方式：“吉美其美”——不管牛羊死活，每年按原數收取酥油、肉等；“協”——牛羊數量如增加則多交酥油和肉，牲畜死亡須拿頭和皮注銷，牧民往往會因此遭受毒打。牧區的商業也被三大領主把持，不等價交換相當普遍。每當天災人禍出現，寺廟乘機念經免災，索取費用，掠奪牧民僅存的財富。

影片繼而對三大領主之一的寺廟進行了描述與批判：“它除了剝削農奴以外，還從思想上麻醉人民。三大領主利用宗教作為自己的統治工具，把農奴制度給人們造成的災難說成是人們的命運，叫人們把幸福寄托于來世，以鞏固農奴主的統治。”[14]影片聚焦于西藏最大的寺廟哲蚌寺，講述其組織結構與權力核心，并揭批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副經師赤江洛桑益西“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廣大窮苦喇嘛則沒有任何權力和地位，“只不過是穿上一件袈裟的奴隸”。此外，西藏貴族的奢華生活以及對農奴的殘酷刑罰也再度成為影片表現的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農奴制度》并未以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或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作為影片的結尾，而是講述了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對波密地區的一次兼并戰爭，贊美波密的藏族人民“在深山密林中射擊敵人，殺死農奴主和他們的代理人，斗爭一直繼續到解放以前”。[15]這一略嫌突兀，且與“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體例頗不相符的片尾因何而定稿，有何特殊的意義，因影片的創作時代較為久遠，主創者都已過世，恐怕難以獲得釋疑的機會。

上述4部紀錄電影，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影音文獻，記錄了60年前發生在雪域高原的歷史性巨變。它們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召性與視聽震撼性，“影片的解說詞富有激情，鮮明，生動，富有戰斗性”，[16]如戰刀一般刺向西藏的農奴制度；影片的視覺語言也選擇了最能體現農奴制度黑暗性與翻身農奴喜獲新生、憤怒控訴的畫面，通過不斷地對比鋪陳，強烈刺激電影觀眾的情緒，使他們能夠與創作者的價值觀念產生共鳴，伴隨著影片的敘事進程，不時發出控訴的怒吼、悲傷的唏噓與歡樂的笑聲。這幾部影片是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經過多年淬煉后磨礪而成的政治刀鋒，充分體現了列寧的新聞電影主張：“這種新聞片要具有適當的形象，就是說它應該是形象化的政論，而其精神應該符合我們優秀蘇維埃報紙所遵循的路線。”[17]這種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志與創作者主觀意識的拍攝方法，運用到紀錄片創作當中，也成為1950年代以來中國新聞紀錄電影最主要的攝制模式。

三、結語

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期，大批中國紀錄電影工作者紛紛奔赴西藏，融入進藏大軍的洪流，伴隨川藏公路的修筑，更為西藏民主改革唱響光影贊歌。回顧中國紀錄電影史，這一時期有關西藏的紀錄片不僅數量多、篇幅長，而且質量精良，獲獎不斷，在國內外均產生過較大的影響。無論是《解放西藏大軍行》《光芒照耀著西藏》《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還是《百萬農奴站起來》《歡騰的西藏》與《西藏的農奴制度》，其時代使命便是宣傳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基本政策，控訴三大領主的殘酷統治，展現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是西藏發展的必由之路。盡管以當代紀錄片評價的學術標準，上述影片都有值得商榷之處，如高亢的旁白和激昂的音樂會過度刺激觀眾的情緒，一些搬演再現鏡頭也妨礙了觀看者對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判斷。但總體而言，即使是在世界范圍之內，運用旁白引領觀眾思維路徑，以電影為講壇進行宣教，仍然是20世紀50年代紀錄片的主要類型，而中國的新聞紀錄電影工作者用影片呈現出來的，也正是那一時期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于西藏的主流民意。

在西藏民主改革60年之際回望這批紀錄電影，除了重溫影片的時代意義之外，更應將這些來之不易的影像作品視為極其寶貴的西藏影音文獻，進行細致的文化解讀、人類學式的重訪拍攝與多元化的社會應用。正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藏族攝影師扎西旺堆所言：“半個世紀里，我們用我們的攝影機，我和我的同事們通過新聞電影，反映出了西藏五十年的歷史變遷，這就是我們新影廠對西藏，對我們的國家一個比較重大的貢獻。作為自治區或省份來講，新影廠可能西藏資料是最多的，最豐富的，這給后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財富，使我們西藏老百姓，使西藏千千萬萬新生的一代，可以永遠回憶、看到過去他們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后來慢慢怎么改變的，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18]西藏紀錄片的創作先驅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刻畫在電影膠片上的一道道歷史痕跡，更是我們認識和理解當代西藏，進而思考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一面光影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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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郝玉生：《三進西藏》，中央新影“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頁，http://www.cndfilm.com/special/hpjf60/20110523/106784.shtml.

[2]參見《光明照耀著西藏》宣傳頁。

[3]李俊：《我愛藏族人民》［J］，《民族團結》1964年第4期，第26頁。

[4]崔斌箴：《〈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拍攝故事》［J］，《檔案春秋》2011年第4期，第29頁。

[5]孔令鐸：《在西藏工作的日日夜夜》，中央新影“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頁，http://www.cndfilm.com/special/hpjf60/20110523/106882.shtml.

[6]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A］，載于單萬里主編：《紀錄電影文獻》［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第145頁。

[7]紀錄片《百萬農奴站起來》解說詞。

[8]扎西旺堆：“我用鏡頭記錄西藏往事”，央視《新聞會客廳》欄目2008年4月21日節目內容筆錄。

[9]扎西旺堆：“我用鏡頭記錄西藏往事”，央視《新聞會客廳》欄目2008年4月21日節目內容筆錄。

[10]齊燕銘: 《齊燕銘同志在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座談會上的發言》［A］，載于楊光海: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資料匯編》［C］，（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研究室，1982年，第2頁。

[11]紀錄片《西藏的農奴制度》字幕。

[12]紀錄片《西藏的農奴制度》解說詞。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載于單萬里主編：《紀錄電影文獻》，第144頁。

[17]同上，第139頁。

[18]扎西旺堆：《親歷西藏民主變革》，中央新影口述史內容筆錄，http://www.cndfilm.com/2013/09/03/VIDE13781759613423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