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公元1959年)，在號稱“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發生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舉世矚目的社會大變革——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百萬農奴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鏟除了三大領主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西藏歷史翻開了新篇章，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開辟了康莊大道。

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及其重大意義，是藏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不僅僅是對歷史前進的軌跡做出科學的解釋和說明，更重要的是對西藏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啟示和借鑒。

民主改革——西藏歷史發展的必然

人有生老病死，天有寒暑交替。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其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這是鐵的法則，亙古不變的真理。它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因時間、地點、事物的不同而改變。科學研究的任務就在于探索、發現、總結客觀規律，從而啟發、引導人們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以便為人類文明進步服務。

這些，也是我們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目的和出發點。

西藏的民主革命有兩大任務：一是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與統一。一是進行社會制度的民主改革，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基礎，為西藏的發展進步，走向繁榮開辟道路。民主改革作為西藏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劃時代社會大變革，它的發生和勝利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變革的真正動力來自西藏社會內部，是西藏社會矛盾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1959年以前，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西藏地方政府、貴族、上層僧侶(通稱為西藏的三大領主)，利用政權和宗教對廣大農奴和奴隸實行野蠻、殘酷的統治和剝削。他們(及其代理人)僅占西藏人口總數的不到5%，但卻占有幾乎百分之百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據統計，西藏原有耕地約330萬克，其中西藏地方政府占有38．9%，寺廟占有36．8%，貴族占有24．3%)；占西藏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做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變成被三大領主役使的“會說話的工具”，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當時的西藏地方上層建筑是“政教臺一”的三大領主聯合專政，有一整套的專政機器——軍隊、法律、法庭、監獄等。其法律和刑罰，大多是沿用古代的，且與封建迷信和原始“神判”相結臺，極為殘酷。舊西藏沿用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把人分成三等九級。貴族等上等人的命價是與身體等量的黃金，屬于下等人的鐵匠、屠夫等的命價則僅為。“草繩一根”。農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可以任意對農奴打罵和處罰，甚至割舌、挖眼、砍手、剁腳等極為殘酷野蠻的刑罰。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農奴，同時放高利貸等直接進行經濟剝削外，有的寺廟還設有監獄、法庭，以及各種刑具，可以隨意對農奴濫施酷刑、掠奪民財、奸淫婦女等。當時農奴們流行的諺語說：“能帶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腳印”，就是他們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基本法則之一。西藏的農奴和奴隸為生存、為爭取做人的基本權利，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有零星的個人拚博，也有成群結伙的反抗；有自發的，也有組織嚴密的；有的重在反對苛重的經濟剝削，也有主要是針對三大領主的野蠻統治。這些斗爭雖然形式不同，手段各異，力量有限，結果也不盡相同，但是，其斗爭的矛頭，都是對準三大領主的，客觀上都是對封建農奴制的沖擊，是加速這種腐朽制度衰亡的催化劑。

消極怠工是農奴們經常采用的一種反抗形式。他們被強迫為農奴主無償耕種土地時，偷吃種子；或者播種時故意疏密失當，使大片土地稀稀拉拉長幾棵苗，反之則使其密不透風，從而造成大量減產。在牧區，“協租”(封建牧主將牲畜和牧奴協定期約租佃，坐享其成，進行剝削，藏語又稱“結約其約”，即有生有死制)的牧奴，常偷殺肥壯的牛羊，換上瘦弱的充數，或者謊報狼吃和風雪災害，減少交回的數額。給三大領主支烏拉(差役)的農奴，則“消極怠工”。“出工不出力”，或以老弱病殘充數。

請愿和控告，是農奴和奴隸向三大領主斗爭的合法形式。其主要內容多為請求減少烏拉，更換管理莊園的農奴主代理人，以及裁減超越常規的掠奪等。例如，1939年，黑河千戶頭人巴烏占堆收債務時，搶走了阿巴部落的幾百頭牛，激起了廣大牧奴的憤怒。他們派出代表去拉薩向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控告。噶廈害怕因此激起更大事端，只好宣判牧民們只還本不付息。巴烏占堆害怕被激怒的牧奴“造反”，只好退出了11匹馬、90頭牛、200只羊、一頂帳篷和一些珠寶首飾作為賠償。同時．他也失去了世襲頭人的職務。

公開抗稅、抗債是農奴們比較普遍采用的一種斗爭形式。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差徭名目繁多，無奇不有，凡是農奴主所需要的一切，都以差稅的名義，向廣大農奴無償地索取。農奴只要耕種份地，就必須服兩種差，即外差和內差。以甘丹寺為例，其烏拉差役多達142種之多。舉凡撿糞、送糞、修渠、澆地、割馬草、牧放牲畜、磨糌粑、炸油餅、做鼻煙、碎辣子、掃地、擦地板、擦窗臺、掃廁所、背水、搞運輸等等，農奴都要無償去干；高利貸也是三大領主剝削、掠奪廣大農奴的一種殘酷手段。這種高利貸不僅利息高，而且帶有強制性，花樣不斷翻新，有驢打滾、利滾利的“吉來吉加”，有相互作保的“吉本吉右”，有鐵索連環的“加達哲”，以及不生不死制的“結美其美”，等等。西藏地方政府通常在每年春耕前把糧食放出去。秋收收回時．一般是借四還五(即春“借”4克，秋“還”5克)。農奴不“借”不行，不“還”更不行。到時不能償還就變成了還不清的子孫債，愈“欠”愈多，包袱越背越重。有的農奴負債數萬克，還“欠”二三百年之久。為了爭得最基本的生存權，農奴不斷進行抗差、抗債斗爭。1948年，攝政達扎活佛，派武裝人員到那曲地區，強派僧差。當地農奴聯合起來，軟拖硬抗，結果僅25人被強押支差，而他們又乘機陸續逃回。再如，洛巴拉章在森巴部落放過100頭牛租，由于牧租太重，森巴部落的牧奴集會抗議，并派出代表到拉薩控告。洛巴拉章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不得已在第二年收回了100頭租牛，森巴部落的牧奴也拒交一年的牧租。逃亡是農奴經常采用的另一種反抗形式。為了防止農奴逃跑，習慣法規定，誰能捉獲逃亡的農奴，即將逃奴所帶東西的一半獎給他，另一半則給予逃奴原來的主人，而逃奴則被鞭打甚至被處死。但嚴刑厲法阻擋不了農奴的逃亡。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墨竹工卡等4個地方的逃亡戶數達45％；昌都地區察雅宗4個村逃亡戶達39%；藏北三十九族尺牘熱代地區逃亡戶數則高達60%以上。

殺死農奴主和官兵，是民主改革前西藏農奴最高的反抗形式，也是在死亡線上拼命掙扎的農奴，為掙脫枷鎖，爭取生存權所采取的最激烈斗爭手段。1918年，三十九族尺牘宗150多戶牧奴，忍無可忍，群起反抗，殺死宗本(相當內地縣長)，駐地5名藏軍被迫繳械；1926年，西藏地方政府派藏軍開進波密，強派烏拉差役，奸淫擄掠，廣大農奴被迫揭竿而起．3000余農奴手持農具、石塊，包圍藏軍駐地，殺死代本(相當于團長)及其所帶30余人；1931年，山南隆子宗加堆地區30多個村莊聯臺，反對貴族才巴的殘暴統治(加堆地區原屬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轄，才巴利用賄賂手段獲取了統治這一地區的政治權利)，聚眾襲擊才巴，用棍棒、石塊、刀槍，送他上了西天。西藏地方政府雖曾多次派軍隊前往鎮壓，但被激怒的廣大農奴毫不屈服，斗爭持續20余年。

廣大農奴的反抗斗爭，雖然還沒有先進的思想作指導．沒有先進的政黨和領導群體進行正確領導，也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和嚴密的組織，從總體上來說，處于自發斗爭的歷史階段，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三大領主統治的根基，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農奴的反抗斗爭，畢竟表現了廣大農奴爭取人身自由和基本生存權的愿望和斗爭決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封建農奴制。當社會矛盾處于極端尖銳的狀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覺得自己已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生革命，導致社會巨變，這是中外歷史早就證明了的。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社會正是處于這種狀態。曾經身歷民主改革前后兩重天、深受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尊敬的阿沛·阿旺晉美，坦言切身感受說：“記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談過西藏舊社會的危機，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將毀滅”[2]。這深刻說明了西藏民主改革勢在必行，其最根本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存在于西藏社會本身。

眾所周知，早在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中就在藏區播種了希望的火種。這對西藏百萬農奴是一種激勵，增強了他們反抗“三大領主”的信心，使他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線光明。1931年12月，中央蘇區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其中第14條明確規定：我國境內漢、滿、蒙、回、藏、維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必須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使他們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上層僧侶)、土司等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這項方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都得到認真執行。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震撼世界的萬里長征。在萬里征途中，從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的一年多時間，三支紅軍主力分別經過了四川、云南、川西、甘肅、青海等省區的藏族聚居區，宣傳了黨和紅軍的民族、宗教政策，使藏族僧俗群眾對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有了初步了解，以實際行動支持紅軍的甘孜白利寺僧眾，在以愛國、進步的格達活佛為副主席的博巴政府動員、帶領下，踴躍交納“紅軍糧”，僅半年時間，就獻出青稞134石、豌豆22石，另有軍馬15匹、牦牛19頭。川西的藏族青年四五百人參加了紅軍。這些，都在西藏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使廣大農奴和奴隸開始覺醒．要求生存權和翻身解放。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進入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就開始籌劃和平解放西藏問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決策。這一英明決策立即贏得了各族人民特別是藏族人民的擁護。藏族中許多知名愛國人士自愿為和平解放西藏奔走效力，有的還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使在黑暗中苦苦掙扎和摸索的西藏廣大農奴，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最終結束了帝國主義侵略、控制西藏的歷史。西藏民主改革的第一項任務基本完成，改革西藏社會制度，就成了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務。

為了實現。“十七條協議”，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和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主要任務是開展以爭取團結教育西藏的上層僧俗、提高愛國主義思想為中心內容的反帝愛國統一戰線工作，貫徹執行以爭取達賴集團為主要對象，同時堅定地團結班撣集團和昌都上層集團的方針。與此同時進行影響群眾工作，啟發群眾覺悟。在這兩個方面作了艱苦的努力，付出很大的心血。例如，組織致敬團、參觀團到內地參觀訪問(從1952年至1957年，先后組織了13批、1000余人到內地參觀)；成立愛國青年聯誼會、愛國婦女聯誼會，選送上層人士子女到內地學習、培養教育；開展同上層人士的經濟統戰工作，同貴族、寺院、商人訂立購貨合同，建立貿易關系。進藏部隊指戰員和工作人員，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模范遵守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消除由于上層反動分子惡意歪曲、煽動而造成的對共產黨、解放軍的誤解，以事實影響群眾、爭取群眾，啟發群眾覺悟；實行社會救濟，以工代賑，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1954年，年楚河上游冰川暴發，日喀則、江孜地區發生嚴重水災，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及時發放了救濟糧、衣物和帳篷，中央還專門調撥了救濟款和物資(但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江孜官員卻趁火打劫，把存放幾十年、已霉爛變質的糧食以高利貸發放給受災農奴群眾)。1956年，黑河地區遭受雪災，有的部落牛、羊死亡過半，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立即組織發放救濟物資，解決了牧民的生活困難，同時，又用以工代豫的辦法，吸收大批民工修筑公路、機場，既解決了群眾生活困難，又使他們受到教育。進藏人員長期堅持平價供應藏族必需的茶葉，免費給群眾治病(解放軍進駐拉薩的10個月內，就為群眾治病52300余人次)，發放無息或無償農牧貸款(僅1952年就發放了30萬銀元的貸款)，給貧苦的僧俗群眾發放布施(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于1951年進駐拉薩，給拉薩三大寺的15000余名喇嘛發放了布施，又給乞丐和赤貧居民1500余人發放了布施。一份布施是藏銀20兩、約折合2個銀元。

中央還從財力、物力方面，給予西藏地方大力支持。據統計，從1952年到1958年，中央給予西藏地方的財政補助高達3．57億元。同時還撥給西藏地方大批無息貸款。另外，在中央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支援下，西藏開始有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現代工業和交通設施。1953年，西藏第一座工廠——拉薩地毯廠建成。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車；1955年，重新修建660千瓦的奪地電站；1956年，西藏到北京的航線開通；1957年，阿里至新疆公路通車。隨后，土門煤礦、班戈湖硼砂礦、更樟林場、納金電站格爾木磚廠等陸續建成投產，為西藏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使西藏廣大僧俗群眾感受到中央的關懷，祖國大家庭溫暖，同時，對本民族，本地區的發展，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從“十七條協議”簽訂、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西藏各國防要地到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為實現和平民主改革，中央爭取了八年、忍讓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萬農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而少數反動上層分子則陰謀策劃了八年，搗亂了八年。結果是廣大僧俗群眾思想認識和政治覺悟不斷提高，改革封建農奴制的要求日益強烈，他們說：噶廈政府壓迫我們、剝削我們，解放軍和干部處處為我們著想”，“我們給上層支烏拉還挨打，給解放軍運東西(不挨打)還給運費”，“藏軍打人罵人、奸淫婦女，又搶東西；解放軍不打不罵、買賣公平，還尊重我們的風俗習慣，尊重婦女”，“解放軍是菩薩兵”。不少地方的農奴把要求改革的信件用潔白的哈達卷著送給當地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訴說他們強烈要求改革的心情：“我們都是種地的農民，比任何人都更加焦急地盼望實行改革。我們聽說西藏要實行民主改革，不知用什么話來形容心里的高興。我們要求改革，并且要求越快越好。”1956年修筑當雄機場的數百名民工(都是農奴和奴隸)，聯名上書噶廈和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要求民主改革，有的甚至咬破手指在請愿書上按手印，表達決心。百萬農奴和奴隸強烈要求改革的心聲，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十七條協議”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這就是說，西藏腐朽、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必須改革是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早就達成了協議的既定方針，但是在改革的具體時間和方式上，則要“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

這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處理重大問題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又一光輝范例，也是堅持實事求是，從民族和地區特點出發，穩妥地處理民族問題的典范。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西藏貧窮落后的根源，不對其改革、廢除，廣大僧俗群眾將永遠在水深火熱之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進步、富強的康莊大道，更不可能實現民族間事實上的平等，所以必須進行改革，這是黨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但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沒有馬上在西藏推行改革，這是因為，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還心存疑慮，耽心政治、經濟利益受影響，不愿民主改革；不少僧俗群眾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也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過程；特別是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反動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系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所以，在實行改革的社會條件還不成熟時，中央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即對西藏的改革既“不加強迫”，也不消極等待，更不急燥冒進，而是積極創造條件，穩步前進。

但是，西藏上層中的少數反動分子則陽奉陰違，施展一切陰謀手段妄圖阻止民主改革。在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政府中掌握實權的魯康娃、羅桑扎西等，公然組織偽“人民會議”，破壞“十七條協議”的執行，唆使流氓、壞分子圍攻中央駐藏代表和解放軍駐地，襲擊反帝愛國人士，企圖挑起內亂。中央駐藏代表和西藏工委、西藏軍區堅持政治解決問題的方針，與之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堅決斗爭，揭露了他們的陰謀，面對大量被揭露出來的確鑿事實，達賴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撤銷了他們的司曹職務，宣布偽“人民會議”為非法，立即解散。

螳臂不能擋車，歷史照樣前進。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這是一個帶有政權性質的協商辦事機構。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預感到封建農奴制將被廢除，三大領主的政治特權，將會逐步消亡，于是又迫不及待地公開發難，偽“人民會議”死灰復燃。1956年下半年，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給各寺廟、宗(縣)發布命令．要他們盜用“僧眾”、“群眾”的名義發表“宣言”和所謂“意見書”，公然叫嚷。“我們要保持舊制度，不要分地”，并制造謠言，威嚇群眾：“哪個人要求改革，接近人民解放軍，就要割鼻、挖眼、抄殺全家”。并且在康區等一些地方公開進行叛亂。

1956年底，中央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同(1958—1962年)，西藏不進行改革。六年之后是否進行改革，到時仍由西藏人民和領導人員根據當時情況決定。但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把中央對他們的苦心爭取、教育和耐心等待，視為軟弱可欺，采取種種陰謀手段進行對抗。一方面制造輿論，鼓吹封建農奴制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一方面煽風點火，里通外國，策劃武裝叛亂。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縱容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崗”叛亂組織，不久又成立了叛亂武裝“衛教軍”。他們把中央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當做耳旁風，于1958年公然在山南地區建立起叛亂基地，武裝竄擾拉薩周圍地區，伏擊我運送物資的人員和車隊，破壞交通，劫掠財物、燒殺奸淫。1959年1月，叛亂武裝又圍攻扎木、丁青縣委機關和山南工委。1959年3月10日起，他們借口反對達賴到西藏軍區看文藝演出，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公然在拉薩發動背叛祖國、背叛民族的武裝叛亂，狂呼“趕走漢人”、“西藏獨立”等反動口號，他們武裝包圍西藏軍區機關和中央駐拉薩辦事機構，殺害解放軍官兵和反對叛亂的藏族官員和僧俗愛國人士，以及無辜的僧俗群眾，對僧俗群眾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危害。3月17日夜，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核心分子和武裝叛亂的主要頭目，挾同達賴及其家屬、隨員逃出拉薩，經山南逃往國外，開始了政治流亡生活，繼續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3月18日凌晨，叛亂武裝向西藏工委、西藏軍區和所有部隊、機關，發動了全面進攻，駐藏人民解放軍被迫還擊。在廣大僧俗群眾和愛國上層人士支持下，很快平息了叛亂，肅清了拉薩及其周圍地區的叛亂武裝，贏得了平叛斗爭的偉大勝利。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是一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派人物的必然結果。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也不可能逃脫這個歷史法則的懲罰，他們自以為發動武裝叛亂就可以挽救封建農奴制必然滅亡的命運，但卻受到歷史無情地嘲弄．他們的倒行逆施。使民主改革被迫提前進行。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為代理主任委員，帕巴拉·格列朗杰為副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撤銷了叛國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18人的籌委會委員等一切職務，任命了16位新的籌委會委員，至此，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實質上成了西藏自治區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改組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堅決貫徹中央“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團結帶領百萬農奴展開氣壯山河的民主改革運動。在民主改革中對參加叛亂或沒有參加叛亂的區別對待：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沒收其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并進行批判斗爭和法律制裁；對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由國家贖買，然后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他們保護過關，并且不降低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叛亂了的農耕區實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在沒有叛亂的地區實行雙反(沒有反叛亂任務)雙減；在寺廟開展三反(反對叛亂、反對奴役、反對封建特權)、三算(算政治迫害帳、算等級壓迫帳、算經濟剝削帳)；在牧區開展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兩利(牧工、牧主兩利)。經過二年多的斗爭與艱苦工作．民主改革終于取得了偉大勝利。

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必然走向滅亡；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百萬農奴，為了爭取生存的權利，不斷憤起反抗、斗爭，同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影響下，他們的民主革命意識開始萌芽。特別是“十七條協議”簽訂、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進藏后關心群眾疾苦的模范行動，使廣大農奴受到了啟蒙教育，民主革命意識逐漸增強，自我解放的覺悟不斷提高，終于，匯成了沖垮封建農奴制的滾滾巨流，這是西藏民主改革最主要的動力。

西藏的民主改革，從本質上來主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痛苦摸索、艱苦卓絕斗爭的歷史，不可辯駁地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才能把苦難而古老的中國，從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深淵中拯救出來，奪取新民主主義的勝利。當然，也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民主革命才能獲得徹底勝利，這是歷史早已證明了的。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歷史的必然!

民主改革——開創西藏歷史新紀元

四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西藏的民主改革，經過歷史的檢驗，越來越證明它對西藏社會發展產生的巨大歷史影響：通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萬惡的封建農奴制，掃除了西藏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鏟掉了外國侵略勢力同西藏少數上層分裂主義勢力相結合圖謀“獨立”的政治基礎——三大領主專制；建立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當家做主．極大地鞏固和加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在血淚中苦苦煎熬的藏族僧俗群眾，煥發了健康向上的勃勃生機，被束縛的生產力獲得解放，經濟迅速恢復發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實保障，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弘揚，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央為了加快西藏經濟建設，使西藏人民盡快富裕起來，先后三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西藏的發展問題，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作出了明確的戰略部署，動員各省、市、自治區大力支援西藏建設，有力地促進了西藏的穩定與發展，使西藏的現代化建設駛入了快車道。總之，從歷史和民族發展的角度看，民主改革確實是西藏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開創了西藏歷史新紀元。

正如一些正直、不帶偏見的外國學者所說的：這對西藏廣大僧俗群眾來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解放。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教授吳天威博士，全面考察了西藏民主改革后30余年的發展變化，深刻指出：“對廣大的西藏人民用委婉的術語‘解放’，比用于中國的其他民族更為恰當”[3]。

正確、客觀地評價、判斷任何重大歷史事件，都要有一個公正的標準、有大量的事實根據，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評價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意義，當然也應該這樣。

1987年6月29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先生時，關于西藏問題的一段談話，是高瞻遠矚、從宏觀角度揭示歷史本質的，他說，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這雖然不是專門講西藏民主改革的，但把它作為衡量、判斷西藏民主改革歷史意義的標準，也是很合適的。

就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來說，人民就是指的95%以上的農奴和廣大僧俗群眾，而不是5%的三大領主。由野蠻走向文明，由低級走向高級，由落后走向先進，是人類的共同愿望，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所以，我們評價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意義，就是要看它是否對西藏人民有利，是否有利于西藏很快發展起來，這是唯一正確的標準。在同一篇講話中，鄧小平同志又說：“看待這樣的問題要著重于實質，而不在于形式”[4]。這是黨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作風的體現，就是說，判斷任何問題．都要抓住其實質，以事實為根據，而不被其表象所迷惑，這樣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那末，我們就按上述標準，以事實為根據，考察一下民主改革在西藏歷史上所產生的影響吧！

通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嚴重阻礙西藏社會發展的封建農奴制，鏟除了三大領主實行專政的社會基礎，建立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為西藏向文明、進步、繁榮和發展掃清了道路，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社會基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后，1959年3月28日和4月20日，國務院先后發布命令，決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撤銷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取締解散了維護三大領主專制統治的藏軍，解散了維護封建農奴制的基層政權。建立了黨領導下的農牧民協會、平叛保畜委員會、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建立了縣、區、鄉各級人民政權。1961年7月9日國務院批準結束班禪會議廳委員會的工作。1965年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區政府。它標志著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永遠成為歷史的陳跡，標志著西藏各族人民真正當家做主時代的開始，標志著西藏各族人民真正享有了我國憲法所賦予的全部公民權利和民族區域自治權，標志著西藏的革命和建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后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正是由于有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祖國的西南邊疆安全才有了可靠保證，西藏的建設才有了日新月異的發展。

通過民主改革，鏟除了封建農奴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廢除了三大領主對全部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和農牧民人身的占有和奴役。廣大農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確立了農牧民的個體所有制，百萬農奴得到徹底翻身解放，成為國家、民族、社會和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藏族人民長期被禁錮、壓抑的聰明才智得到發揮，大批的行政管理和其他各類專門人才迅速成長起來，1965年出席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300多人，其中藏族出身的代表220多人，門巴族代表5人，回族、珞巴族、納西族、怒族代表11人，少數民族代表占代表總人數的80%，這些代表中除一定數量的上層愛國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外，很多都是翻身農奴，少數民族干部有1．6萬多人，其中已有1千多名干部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這是民主改革之后僅僅數年間的社會新景象。到1990年底統計，全區共有少數民族干部3.7萬人，占全區干部總數的66.6%，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在西藏自治區一級干部中占71.7%，在地廳級干部中占69．6%，在縣級干部中占74．8%，最可喜的是藏族專業技術干部迅速成長，1990年統計已達1.7萬余人，占全區專業技術干部的62%，他們挑起了工農、科技、文教、衛生等各個領域的重擔；近年以來，西藏的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和選拔更有了進一步發展。據1998年統計，全區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干部總數的74．9%。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中占71．4%，在自治區人大常委委員中占80%，在自治區主席、副主席中占77．8…%。

在西藏，廣大僧俗群眾，都可以根據法律規定，充分享有人身自由和行使民主權利。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據統計，在1993年進行的鄉、縣、市、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中，全區共有選民1311085名，占l8歲以上公民的98．6%，其中91．6%的選民參加了選舉，有些地方選民參選率達到100%。

這一年，全區鄉(鎮)、縣、市和自治區換屆選舉后，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占各級國家政權機關組成人員的93．2%，分別占當選的鄉(鎮)長和縣長的99．8%和98．6%，分別占自治區、市、縣三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96%和99%。

通過民主改革，打破了三大領主對土地和生產資料的壟斷，翻身農奴成了這塊古老土地的主人，從而為工業建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民主改革以前，舊西藏幾乎沒有現代工業。1950年的西藏僅有一座簡陋的鑄幣廠和一座125馬力斷斷續續發電的水電站。整個西藏工人總共才120人左右。民主改革以后，現代工業迅速建立，經過40年的建設，西藏目前擁有電力、采礦、建材、森工、毛紡、印刷、食品等十多個現代工業門類，國營企業職工5．1萬人。1998年全區工業總產值13．5億元，比1959年增長30倍

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從財力、物力、人力上給予西藏大力支持，為西藏的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國家給西藏的定額財政補貼每年都達12億元以上，從50年代至1997年中央政府向西藏累計投入高達400多億元。1959年至1996年調運西藏的物資674萬噸，其中商業物資110萬噸、糧食130萬噸、石油148萬噸。

1984年，由中央政府指導、動員全國9個省市援建西藏43個工程項目。1994年，中央政府和全國其他省市無償援助西藏建設62項工程，包括農業、水利、能源、交流、通訊、工業、社會事業、市政工程項目，總投資達36．6億元。近年來，全國14個對口支援省市還在西藏援建其他項目151個，總投資達4．9億元

舊西藏沒有一條正規公路。50年代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修通了川藏、青藏公路，西藏高原才有了正規公路。此后國家又陸續拔巨資投入西藏的公路建設，以確保西藏經濟命脈——公路運輸的暢道。目前西藏有干線公路15條、支線公路315條、建成公路總長21842公里，所有的縣和77%的鄉都通了公路，一個以拉薩為中心，以青藏、川藏、滇藏、中尼公路為骨架的公路網絡已經形成。繼1956年開辟拉薩—北京的航線后，40年多來，又相繼開通了拉薩至成都、重慶、西安、蘭州、西寧、上海、廣州等國內航線和拉薩至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國際航線。

西藏已建成和開通了7個地(市)衛星通信站和51個縣的程控電話交換機，98%的縣實現了衛星傳輸和電話的程控化，并進入國內國際長途電話自動交換網。

通過民主改革，長期被壓抑、禁錮的生產力得到解放，農牧業生產迅速發展。由于農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改革的第一年就獲得了豐收，糧食總產量1.6億公斤，比1958年增長了4.8%；1960年達到2.55億公斤，比1959年增長27．5%，l950年全區牧畜存欄頭數1050多萬頭(只)，比1959年增長10%；1966年，糧食總產量增加到3．15億公斤，牲畜從1959年的955.6萬頭(只)，發展到1817．5萬頭(只)，增長90．2%；到1991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8億公斤，1997年達到8．2億公斤

據統計，1998年西藏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8.55億元，年增長率為10%，連續五年保持高速增長，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經過40多年的艱苦奮斗，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顯著提高，1952年，西藏畝產糧食平均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糧食125公斤，而且這少得可憐的糧食，70%以上還都集中在三大領主手中，廣大農奴很難享用。1997年，人均占有糧食372公斤，在人口增長了約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占有糧食仍比50年代初增長了2倍，1997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達5130元，1998年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150元，城鄉居民年底儲蓄存款余額30．45億。彩色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照相機、摩托車、自行車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產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80年代中期，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時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拉魯先生，在考察了拉薩群眾生活之后感慨地說：“我看現在拉薩有四分之一的市民的生活超過了我當年做宗本(相當于縣長——引者)時的水平”[5]。這是從舊西藏過來人的親身體驗。十幾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又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

舊西藏教育十分落后，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西藏和平解放后，1952年拉薩小學建立，1956年拉薩中學建立，西藏有高原開始出現了現代學校教育。民主改革四十年來，為發展西藏教育事業，國家累計投資11億元，并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例如，實行免費教育，藏族學生自小學至大學畢業的學習費用全部由政府支付，從1985年起，在廣大農牧區學校推行寄宿制。各級各類學校招生實行“以當地民族為主”的原則，對部分藏族中小學生實行包吃、包住、包穿政策。據1997年底統計，西藏有高等院校4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16所、中學90所、完全小學和村辦小學4251所，在校小學生達300，453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78.2%。1998年底統計全區各類學校4365所，適齡兒童入學率81．3%。從8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撥出專款，在北京、天津、成都等內地一些省市建立了西藏中學，供部分西藏中學生到內地學習，他們的交通、食宿、服裝、醫療等日常費用支出均由國家承擔。

一大批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藏族專業人才，正在成為科研、教育和各個科技領域里的骨干。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只有三所醫療設備極為簡陋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從業人員不足百人，加上民間藏醫也只有400人。民主改革以后，國家對西藏群眾的醫療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在農牧區實行免費醫療，在城鎮實行個人醫療資金帳戶和公助相結合的醫療費用承擔辦法。40年來，西藏已初步建成遍布城鄉的醫療衛生保健網絡。1997年底，衛生機構發展到1324個，醫院床位總數6246張，平均每千人口醫院床位超過2．5張，專業衛生技術人員10929人，平均每千人口醫生1．84人、護士0．7人，鄉村醫生和衛生人員數已達4402人。從60年代起，西藏就消滅了天花病，其他一些危害較大的傳染病，地方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或被消滅。藏醫藏藥得到繼承和長足發展。

為了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環境，改善生活質量，西藏自治區根據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頒布了一系列地方性有關法律、法規、環境狀況保持良好狀態。大氣、水環境基本沒有受到污染。工業廢氣的消煙除塵率達到88%，工業廢水的有效處理率在50%以上。全區沒有出現酸雨，城市大氣中總懸浮微粒年日均值為340微克／立方米，大大好于國家大氣環境質量的要求。環境輻射在正常范圍之內，不存在任何人為造成的放射性污染。

由于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醫療衛生保健條件的不斷改善，西藏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從民主改革以前的36歲，大幅度提高到67歲。人口也有了大幅度增加。1953年，西藏地方政府申報的人口數為100萬，到1996年底，西藏人口已達244萬，其中藏族人口占95%，40年的時間，西藏人口增加了近1．5倍。

也正因為民主改革廢除了三大領主專制的封建農奴制，西藏廣大僧俗群眾才獲得了真正的信仰自由，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弘揚。

民主改革以前的舊西藏，有大量農奴和奴隸出家為僧尼，人數約12萬，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大多數是被迫去支僧差或為生活所迫，而并非出于個人信仰。掌握政教權力的上層集團，把不信仰佛教的人，視為異己力量，加以排斥和打擊的。人們只有信教的義務，沒有不信教的權利，根本沒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

民主改革后，在廢除上層僧尼的政治、經濟封建特權，實行政教分離的同時，中央政府再次重申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俗習慣”，廣大僧俗群眾才真正有了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嚴重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西藏重新全面地落實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寺僧尼和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受到應有尊重和保護。目前，西藏的藏傳佛教各類宗教活動場所全部開放，充分滿足了在寺僧尼和信教群眾宗教活動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已撥專款3億多元，以及大量的黃金、白銀等物資，用于寺廟的維修、保護。對布達拉宮的維修，國家即撥專款5500萬元，這是幾百年來耗資最多、規模最大、施工最為科學的布達拉宮維修工程。在第十世班禪親自主持下，國家資助專款670萬元、黃金111公斤、白銀2000多公斤，以及大量珠寶，修復了五世至九世班禪合葬靈塔、祀殿。第十世班禪圓寂后，中央派專使致祭，又撥專款6620萬元、黃金650公斤，為其建造靈塔、祀毆；又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于1995年經金瓶掣簽，完成了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靈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坐床、受戒等佛門盛事。1992年，根據宗教儀軌，國務院宗教局批準了第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坐床繼任。目前，在西藏各寺廟開辦的學經班中，有3270余名學僧們進行宗教經典的研習，一批高級宗教職業人士被選送到北京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進修深造。

藏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弘揚。大量文物古跡得到保護，經科學普查，西藏共發現各種文物保護點1768處，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處，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7處。拉薩、日喀則、江孜、昌都被公布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布達拉宮被聯臺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由國家投資近億元的西藏圖書館于1996年正式建成并開館，投資9000多萬元建設的西藏博物館也于1997年交付使用。西藏現有圖書、音像出版社4家，公開發行的藏文報刊有23種，無線電臺2座，電視臺2座，廣播發射或轉播臺35座，電視轉播(差轉)臺240座、衛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藝術表演團體、多功能群眾文化藝術館、鄉村文化室、電影發行單位等，形成了群眾文化活動網絡。寺廟的宗教活動、城鄉的群眾文化活動，匯成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交響曲，展現了古老的西藏在現代化建設的大道上奔馳的蓬勃朝氣。

1997年，在中國西藏做了一番認真的實地考察的德國聯邦議會副議長福爾默感慨地說：“西藏為藏族傳統文化的保護作出了很大努力，這是對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貢獻”，“這在世界上許多擁有少數民族的國家是不多見的”[6]。

但是，制造武裝叛亂欲圖阻止民主改革、失敗后叛逃國外，成為政治流亡者的達賴已經墮落為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集團的總頭子，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在西藏制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他們故意歪曲歷史事實，編造大量謊言，意欲否定西藏民主改革的偉大意義．否定40年來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兩個文明建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為其妄圖分裂祖國的陰謀服務，這是徒勞的。

西藏近四十年的社會發展實踐證明：西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民族才能獲得解放，社會才能發展進步，人民才能充分享受當家作主、建設自由幸福新生活的權利。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西藏發展進步，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保證。西藏人民只有團結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才能把自己的聰明智慧和勇敢頑強的精神同中央的幫助和全國的支援很好地結合起來，加快西藏的發展。

現在，我們引用江澤民主席的話為本文作個小結。他說：昔日的西藏和今日的新西藏相比，誰個黑暗誰個光明、誰個落后誰個進步、誰個專制誰個民主、誰個踐踏人權誰個尊重人權，凡是尊重客觀事實的人們都會作出公正評價。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說明，只有實行民主改革、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救西藏、發展西藏、繁榮西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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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文數字，分別引自：《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鄭汕主編：《西藏發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2年9月；《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8年2月；1999年1月《西藏日報》。不一一俱注，謹表謝意。

[2]阿沛·阿旺晉美：《西藏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紀念“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十周年》，原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3]見《中美論壇》1988年5月號，轉引自沈開運、達瑪等著：《透視達賴》，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4]鄧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

[5]轉引自《透視達賴》。

[6]見1997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7]轉引自斯塔：《江澤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原載《中國西藏》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