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西藏高原經歷了一場意義深刻、影響久遠的民主改革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站起來,廢除了粗暴踐踏人權的封建農奴制度,推翻了嚴重阻礙社會發展的政教合一的僧侶貴族專政,摧毀了封建領主生產資料所有制,廢除了僧侶貴族及寺院的封建特權,鏟除了分裂主義集團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建立了代表性廣泛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一步擴大了愛國主義戰線,有力地維護了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民主改革的勝利實現,特別是西藏自治區的建立,使階級關系及生產關系發生深刻變化,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古老的西藏社會從此獲得了生機和活力。進入80年代以來,西藏社會更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全面地發展進步。
四十年后的今天,西藏自治區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快速增長,人民安居樂業,百業興旺,蒸蒸日上。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正在崛起。
人們撫今追昔,回首往事,無不感嘆西藏方方面面所發生的歷史巨變!
一、昔日百萬農奴及奴隸翻身當家做了主人
西藏發生的滄桑巨變中,最根本、最深刻的變化是廣大的藏族勞動人民由農奴和奴隸成為國家的主人。他們感受最深切,最有發言權。
1、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權植根于西藏大地
1961年4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中共西藏工委、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開始組織進行西藏各地鄉一級的基層普選工作。在基層普選順利開展的基礎上,從1963年春季又開始了縣一級的選舉。
翻身農奴和奴隸,非常珍惜過去連做夢都不敢想的民主權利,嚴肅認真地參加選民資格審查和人民代表的選舉工作。在各地選舉的日子里,各選區的投票站喜氣洋洋,像過節一樣。選民們穿著鮮艷的民族服裝,成群結隊,手捧哈達,興高采烈地去投票站投票。當自己稱心如意的代表當選后,選民們紛紛向之獻哈達祝賀。選舉結束后,選民們抑制不住發自內心的喜悅,載歌載舞。全區各地的鄉、縣人民政權,就在這樣隆重熱烈的氣氛中普遍產生。
到1965年8月,全區鄉、縣選舉工作基本完成。有1359個鄉、鎮進行了基層選舉,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了正副鄉、鎮長;另有567個鄉、鎮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以上兩項合計,全區92%的鄉、鎮建立了以翻身農奴和奴隸占絕對優勢的鄉人民政權。全區有54個縣召開了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16個縣召開了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人民代表會議,選出了正、副縣長,建立了縣人民委員會。
在完成全區普選的基礎上,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65年9月在拉薩召開,西藏自治區正式宣告成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301人,其中藏族代表226人。各地各行各業選舉的藏族代表,絕大多數是農奴、奴隸出身;愛國上層人士的代表占人民代表總數的11%多。經過投票,選舉產生了由37名委員組成的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
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使西藏人民的民族權利得到充分實現
民主改革的另一項重要成果,就是為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民族區域自治掃清了道路。
1951年5月23日簽訂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即明確規定:“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根據上述協議,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65年9月正式建立西藏自治區。這標志著憲法賦予西藏人民的民族區域自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西藏人民從此同祖國各民族一道,走上了平等團結、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我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西藏自治區十分廣泛的自治權利。1965年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已制定了150多件符合西藏實際情況、維護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規、條例和決議,僅1980—1994年的十幾年時間,就制定各種變通條例和地方法規50多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各個方面。例如:《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西藏自治區地方性法規制定程序》、《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管理條例》、《西藏自治區森林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集體礦山企業和個體采礦管理辦法》、《關于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變通條例》等。這些地方法規的制定和實施,充分體現了西藏民族地區的特點,為西藏人民各項民族權利的實現、地方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及西藏一些特殊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法律依據,體現了民族區域自治權。
在司法活動中,西藏人民除了享有和全國其他地區的人民同等的法定權利外,還享有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規定的特殊權利。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規定:“各級人民法院與檢察院必須保障藏族公民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對藏族訴訟參與人,要使用藏語文檢察和審理案件,法律文書要使用藏文。”西藏自治區的各級檢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員均由藏族公民擔任。藏語的學習和使用也受到法規的保障。在全區范圍內,各機關下發的文件和召開的重要會議,都是藏漢文并用。
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以藏族為主的當地民族的代表占絕對多數。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至今已歷七屆。從第一屆到第七屆,以藏族為主的當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均在80%上下。1998年召開的西藏自治區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藏族和其它少數民族代表占79.9%。以藏族為主的當地民族直接管理本民族本地區事務,有效地保障了西藏人民的自治權利。
3、不斷壯大的民族干部隊伍是西藏人民當家做主的有力保證
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另一個事實是,昔日處在農奴、奴隸階層的一大批人以及他們的后代,現已被國家培養成為各行各業的行政管理干部、專業技術干部或專門人才,成了社會主義新西藏各項建設事業的棟梁之材。
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的一個標志,是大批民族干部的培養和使用。為了使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和民族區域自治權利,管理好地方事務,5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西藏地方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都十分重視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形式積極培養使用西藏各項建設事業所需的民族干部。通過堅持不懈的培養,西藏民族干部隊伍不斷壯大,整體素質明顯提高。不僅培養出了有較高參政議政水平的自治區各級人大代表和精明強干的各級政府官員,還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研究員、高級教師、高級工程師、高級農藝師、高級畜牧師、主任醫師、主任護師、高級記者、高級編輯、法官、檢察官、警官、人民解放軍將校、國家級運動健將,以及企業家、作家、翻譯家、音樂家、歌唱家、戲劇家、舞蹈家、民間文藝家、曲藝家、書法家、攝影家等。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新西藏培養成長起來的。
西藏自治區各級自治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均以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為主。1965年以來,自治區歷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是藏族公民。各級人大常委會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也都由藏族干部擔任。截至1998年,藏族和其它少數民族干部已達49851人,占全區干部總數的74. 1 %。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出身于貧苦農牧民家庭,在封建農奴制時期被視為下等人。像他們這樣在民主改革前后社會地位天壤迥異的人,在西藏比比皆是,隨處可遇。而在封建農奴制統治時期,他們是不可能受到高等教育,不可能參政議政,不可能走上領導崗位,因為舊西藏的法典中赫然剝奪了勞動人民階層的任何民主權利。
西藏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只有在進行民主改革后才得以實現。
二、經濟建設迅速發展
舊西藏經濟非常落后,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只有自然游牧業、自然農業和條件極為簡陋的手工業,商品交換方式在許多地方仍處于以物易物的階段,沒有現代工業,交通閉塞。自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藏自治區的現代經濟建設突飛猛進,具有西藏特色的現代工業初具規模,傳統的農牧業生產方式正經歷著革命性變化,以商業、外貿、旅游、運輸、郵電及個體私營經濟為主的第三產業已成為西藏經濟的支柱產業。西藏的產業結構已經發展成為多元化的正趨合理完善的現代經濟結構。西藏自治區的經濟增長率已連續六年實現兩位數增長,超過全國平均速度。1998年,全區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8. 55億元,比1959年增長47. 1倍。古老的雪域高原,已經從封建農奴制社會飛躍到現代文明社會。今日的西藏,百業興旺,一派生機。
工業 50年代以前,西藏的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僅有一座92千瓦的小型水電站、一個小型的軍械廠和一家小型造幣廠,職工總數100多人。如今,全區已經擁有電力、采礦、水泥、制革、機修、毛紡、食品、建材、印刷等10多項現代工業企業300多家,初步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現代工業的雛型。1998年,工業產值達到13. 65億元,比1959年增長了31倍。國家尤其注重西藏的基礎能源建設。1997年,全區發電量5. 78億千瓦小時。西藏的地礦資源優勢正在轉化為經濟優勢。利用畜牧業資源優勢,西藏以畜產品為原料的工業體系已經建立起來。
農業畜牧業在封建農奴制度長期束縛下的舊西藏,農牧業生產力水平低下,“二牛抬杠”耕地、耗牛踩場脫粒等農業生產方式相當普遍,有的地方還保持著“刀耕火種”的原始耕作習俗;農田里有了蟲子,莊稼生了病,唯一的辦法就是請喇嘛念經;整個西藏只有山南、日喀則兩地有少量自流水渠,大多數地方農業處于靠天吃飯的狀態;牧業生產基本上靠天養畜,只能聽天由命。據1952年統計,西藏耕地面積16萬多公頃,糧食總產量僅 15. 5萬噸,平均畝產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糧食僅125公斤;牲畜總頭數僅為974萬頭(只),人均占有牲畜不到8頭(只)。
如今的西藏己經走上了科技興農、科技興牧的道路。模式化規范化栽培、連片豐產示范技術等高層次的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在“世界屋脊”得到推廣,現代科技的高原農牧業已在西藏初步形成。有農業科技人員和農民技術員3萬多人,良種面積占耕地面積的近70%,接近內地農村的水平。農業生產已走向機械化。1997年,全區農業機械總動力達77.45萬千瓦,農民人均水平超過內地農村;機耕、機播面積也與內地農村水平大致相當。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碩果累累,截至1997年底,全區有效灌溉面積近15.7萬公頃,占全區耕地面積的68.5 %。
農牧業近十一年來連續豐收。1998年,糧食產量達到82萬噸,牲畜總頭數達2178萬頭(只)。農牧業總產值43.80億元,比1959年增長30.4倍。
逐水草而居的傳統游牧方式,正經歷著革命性的變化。民主改革以來,各級政府組織牧民大力開展草原建設、畜種改良、畜病防治,畜牧業生產有了快速發展。西藏的絕大多數牧民現已實現定居或半定居。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多種經營、鄉鎮企業成為西藏經濟最有生機的新增長點,不僅改變了單一的農牧經營結構,提高了西藏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還帶來了較好的經濟經濟收益,給農業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1993年以來,西藏農牧民收入中來自多種經營、鄉鎮企業的達到40%以上。
商業舊西藏的社會生產基本上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商品經濟很不發達,農牧民購進日用品、出售農牧產品,更愿意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如今,西藏商業空前繁榮,昔日那種商業蕭條的景象已不復存在了。市場上不僅有國營、集體和個體商業,而且還有工業自銷,手工業自銷、工商聯營、農商聯營等多種商業形式存在;自治區商業系統機構及經營機構計有6000多個,各縣鄉都有批發和零售網點。1998年,全區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接近32.6億元,其中,國營商業系統銷售額超過9.7億元。
私營經濟繁榮的私營經濟已成為促進西藏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1998年,數萬家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網點遍布全西藏,其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已占到全區的57%以上,上交稅收占西藏稅收的25%左右。西藏個體經濟行業領域已從商業、手工業、建筑業發展到工業、交通運輸及信息、技術服務、科技開發等,豐富了西藏社會經濟結構,加之政府實施的較為寬松的經濟政策,私營經濟將會更加促進西藏經濟的發展。
旅游業在西藏第三產業中,旅游業備受世人青睞。有關專家認為:西藏的旅游業將在振興西藏經濟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1986年,西藏自治區旅游局正式成立,拉薩假日飯店、日喀則飯店、江孜飯店等旅游涉外飯店建成開業,當年接待游客3萬多人。西藏自治區不斷開發利用自己獨有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現已形成具有各自不同特點的拉薩、藏西、藏西南、藏南四個旅游區。目前,西藏自治區擁有各級各類旅行社45家,旅游涉外飯店47家,其中星級飯店7家。1998年,西藏自治區共接待國內外游客38萬多人次,營業收入2.7億元。
對外經濟貿易合作西藏是中國的沿邊地區,綿延數千公里的國境線上有普蘭、吉隆、亞東、樟木四大傳統對外貿易口岸。實行民主改革后,尤其是自治區成立以來,西藏對外貿易迅猛發展。西藏自治區運用國家賦予的特殊優惠政策,積極擴大以民族手工業產品為主的工業品和畜產品的出口,努力將西藏建設成中國對南亞貿易的窗口。截止1994年初,除四大口岸外,西藏共開辟各類邊貿市場28個,在邊境地區10多個縣設立了邊貿區,邊民互市貿易、口岸貿易、對外經濟合作貿易等都頗具聲色。部分口岸的輻射功能日益擴大,已逐步由區內輻射到內陸省區,成為中國對東南亞的一個貿易窗口。1997年,全區外貿進出口總額超過1.18億美元。目前,西藏對外貿易正從以往小規模、簡單的易貨為主的階段向大規模、多形式的方向發展。西藏出口商品已由過去以畜產品為主的初級產品向深加工產品發展,出口市場從歷史上的印度、尼泊爾等擴大到日本、韓國及東南亞、歐美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貿易空前發展。
交通運輸業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只有布達拉宮至羅布林卡之間一段約兩公里的大路能通行汽車,僅有的從國外購進的兩部小汽車,也是把零部件拆運到拉薩后組裝的,沒用幾年就變成了一堆廢鐵。經過幾代建設者的努力,一個以拉薩為中心,青藏、川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為骨架的公路網現已形成。而今,西藏全區有干線公路15條,支線公路315條,公路通車里程超過2.2萬公里,四通八達的公路連接著西藏所有的縣和77%的鄉。日益便捷的交通運輸,有力地促進了西藏的現代化建設事業。
青藏鐵路一期工程西寧至格爾木段于80年代初完工并交付使用。經鐵道部批準進行的進藏鐵路選線論證工作現已完成。規劃中的進藏鐵路將自青海格爾木經由那曲直抵拉薩。幾代人乘坐火車進藏的夢想,不久將成為現實。
西藏地方的航空事業也從無到有。繼1956年建成當雄飛機場后,又修建了貢嘎、邦達等飛機場,如今已經開通了拉薩至北京、成都、西安、蘭州、上海、廣州、重慶等地的國內航線和拉薩至尼泊爾加德滿都的國際航線。拉薩貢嘎機場經過改擴建,可以起降波音767等大型客機。投資2.5億元修建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昌都邦達機場,也于1991年9月竣工。
能源建設與交通建設比翼齊飛的是西藏的能源設施建設。
在舊西藏,30年代曾有過一座僅僅92千瓦的小水電站,但沒多久便廢棄了。50年代以來,西藏先后興建了500多座水電站,其中包括中國最大的地熱發電試驗基地——羊八井第二電站、世界最高的抽水蓄能電站羊湖電站,全區的電力裝機容量目前發展到17萬千瓦。在利用水能、地熱能資源的同時,太陽能、風能等能源資源的開發利用也已取得可喜進展。
郵電通信直到50年代,古老的驛站傳遞依舊沿用,被稱作“阿仲”的信差,馬掛鶯鈴身背黃包在駱道上疾馳。和平解放初期,諾大的西藏只有區區50架搖把電話。而今的西藏,移動電話、移動尋呼、程控直撥電話、特快專遞、傳真電報等反映當今郵政電信發展水平的通信手段和通訊工具,已得到廣泛應用。西藏自治區擁有郵電局(所)120多處,郵路及農村投遞路線單程長度為7. 3萬公里,航空郵路650公里;拉薩對國內近200個大中城市開辦有郵政快件和特快專遞等業務。國際郵件多經樟木口岸和亞東口岸通往鄰國。近年來,拉薩程控電話局、郵政樞紐大樓、900兆蜂窩移動電話及5個地區無線尋呼系統相繼建成;有41座郵電通信衛星接收站;直撥電話已達2.8萬門,基本實現地市城鎮長途電話和市話合一。以拉薩為中心的、擁有現代化通信手段的、遍布城鄉的西藏郵電通信網已經形成。地市城鎮和50%的縣實現了衛星長途傳輸,已進入國際、國內自動電話網,程控電話可直撥全國各地和世界180多個國家及地區。
科學技術研究由于西藏獨特的自然地理的影響,地質、生物、氣象、醫學、農牧業科學等都具有顯著的高原特色。50年代至80年代,國家先后幾次組織科學家對西藏高原進行大規模多學科綜合考察和單項考察,涉及地質、地理、地球物理、大地測量、氣象、水文、生物、交通等十幾個學科。經過多年的考察與研究,建立了關于高原形成、發展的基礎理論,這一理論體系在國際上保持了領先的水平。在應用技術的研究方面,側重于與公路交通、農業、畜牧業、森林、氣象、水力、能源、建筑工程、醫藥衛生等相關的領域,還包括傳統的紡織品制作工藝、建筑技術、銀器及其他手工制品的制作技術等。現有22個科研院所,59個三級農業科技推廣站,專業科技人員2.8萬人,以立足西藏實際,引進、推廣實用技術為中心的科技事業有了顯著進步。與十多個國家在太陽能、風能、地熱、鹽湖礦產資源開發、農牧業、天文、地理、氣象研究、冰川、泥石流、滑坡考察等領域開展了學術交流和科技合作。
六十二項工程中央政府于1994年決定,除在建項目之外,再計劃投資23.8億元,建設62個對于西藏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進步有重要意義的工程項目。62項工程項目,包括13個農業和水利項目,15個能源項目,7個交通、通信項目,6個工業項目,21個社會事業和市政工程項目。這些工程“項項功德無量”,對改變西藏基礎設施落后狀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為21世紀西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環境保護西藏自治區政府一貫重視貫徹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一基本國策,并認真執行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的方針。近年來,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和自治區政府還陸續頒布了《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森林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草原管理暫行規定》、《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保護水產資源的布告》、《西藏自治區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等一批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其中僅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規章就有20多件。西藏自治區政府的環境保護機構設立于1975年;1990年成立了自治區的環境保護委員會。從70年代起,西藏自治區加大保護野生動植物資源的資金投入,并在珍稀動物棲息地、繁殖區劃定禁獵區。1982—1985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先后批準建立墨脫、察隅、波密崗鄉、林芝巴結、聶拉木樟木溝、吉隆江村、珠穆朗瑪峰等7個自然保護區,其中墨脫自然保護區和珠穆朗瑪峰自然保護區被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993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又批準建立了羌塘、申扎、芒康鹽井、林芝東久、類烏齊長毛嶺、林周澎波等6個以保護野生動物為主的自然保護區。上述自然保護區面積共32.53萬平方公里,占全區土地面積的26.5%。西藏的工業和其他污染的程度都是相當輕微的,從未發生過環境污染事故,也沒有酸雨現象。在西藏自治區,對所有可能影響環境的建設項目,堅持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治理污染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的制度,部分原有的污染源也得到治理。全區燃料燃燒廢氣消煙除塵率為80%。城市建設實行合理規劃,強化園林綠化,拉薩市綠地覆蓋率為17.6%,人均綠地12平方米。近年來,技術和研究部門完成了西藏自治區工業污染源、野生植物資源和野生動物資源調查等重要課題。在拉薩、日喀則、昌都建有環境監測站。根據調查和監測,目前西藏的環境狀況總體上基本處于原生狀態,沒有受到污染。
三、西藏人民的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
西藏的民主改革,使西藏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40多年的努力,隨著經濟的發展,西藏的人均收入、消費水平、居住條件、人口質量、醫療條件、社會保障水平都有了顯著提高。
目前,農牧民純收入已由1978年的人均約200元提高到1998年的1150元,絕大部分農牧民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一部分農牧民已經富裕起來。
農牧民家庭已經擁有數量可觀的生產資料,平均每戶擁有生產性固定資產價值6021元,牲畜75頭(只);每百戶擁有汽車9臺、大小拖拉機6臺、機動脫粒機3臺、馬車12輛。據統計,舊西藏90%以上的人沒有自己的住房;而今天,除了極少數牧民外,所有的家庭都有了固定的住房。1998年,拉薩居民人均住房面積超過17.3平方米。農村牧區的住房情況變化更大,如江孜縣人均住房面積達40平方米,全縣80%以上的群眾住進了新房。特別是過去群眾普遍住破爛帳篷的藏北牧區,自60年代末以來,牧民開始普遍修建住房。目前,絕大多數牧民已經住進新房,從而變游牧為定點放牧。這是從原始社會以來牧民居住條件的一次根本性的改善,是他們生活上的一次歷史性飛躍。
自治區政府對貧困地區和貧困戶一直實行扶持生產、救濟生活的政策,列有專項資金用于扶貧和抗災救災。80年代以來,已撥出扶貧款9000萬元、糧食4000多萬公斤和大批衣被、住房、帳篷、生產工具,發放救災款5000萬元,還建立了2000多個鄉村救災扶貧儲金會。政府對孤寡老人、孤兒提供完整的生活保障,已建立10所福利院和50多所農牧區敬老院,有7000多名喪失勞動能力的孤寡老弱病殘者成為“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對象。
1959年至1998年間,西藏的藏族人口增加了123.36萬人,增長193.98 %,是千年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西藏的農牧區是中國唯一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地區。1998年,西藏的人口出生率是18.4‰,自然增長率為10.9‰,明顯高于全國同期的自然增長率。平均期望壽命也從舊西藏的35.5歲增加到67歲。目前西藏人口中藏族占96.5%。藏族育齡婦女平均生育4.2個孩子。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牧民的生育觀正在發生變化。
西藏人口增加、壽命延長得力于西藏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解放后,西藏醫療設施和醫療衛生條件明顯改善。一些嚴重危害藏族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在和平解放后不久就基本得到控制。從60年代開始,西藏就消滅了天花病,各類傳染病、地方病發病率大幅度下降。與此同時,縣及縣以下醫療衛生機構逐步建立。現在,西藏各縣都有醫院、衛生防疫站,部分縣建立了藏醫院、婦幼保健院(所);70%以上的鄉建立了衛生院;30%的行政村建立了衛生室,遍布城鄉的醫療衛生網業已初步建立起來。1998年,全區擁有衛生機構1300多個,比1959年增加了20倍;醫院床位6700多張,較1959年增加了16.6倍;專業衛生工作人員1萬余人;平均每千人口擁有病床2.3張,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為3.57人,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醫療條件的改善,有效地保障了西藏人民的健康。
40多年來,國家直接用于西藏發展衛生事業的經費共十多億元。實行免費醫療,并逐年增撥免費醫療專款,用于提高農牧民的免費醫療水平。現在,農牧民每人每年可享受的免費醫療費用平均約為15元;重病住院的醫療、手術費用均由政府承擔,農牧民個人根據不同的經濟狀況承擔一部分醫療費用。一直享受免費醫療政策的對象是:自治區廣大農牧民、僧尼;戶籍在城鎮無固定收入的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居民;農牧區民辦、代課教師,鄉鎮事業單位聘用的本地人員;自治區各中等專業學校的在校生。對貧困戶、救濟戶、五保戶、無業殘疾人等實行更優惠政策。
西藏自治區政府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加強對傳染病和地方病的普查、普治和普防。醫學科研機構對危害人們健康的高原病等疾病加以重點研究,獲得突破。計劃免疫工作從80年代開始。兒童計劃免疫率為85%。實施計劃免疫之后,傳染病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現在,西藏自治區設有衛生防疫中心和衛生防疫站80多個。婦幼保健工作同樣得到加強,較之1959年,孕產婦死亡率由萬分之五百下降到現在的萬分之七十左右,嬰兒死亡率則由430‰。下降到36.77‰。
四、廣大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真正實現
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策。這項政策的實質,就是要使宗教信仰成為公民個人的自由選擇,成為每個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
1、昔日的全民信教是一種不真實的表象
舊西藏的所謂全民信教,實際上是政教合一制度造成的一種畸形的社會現象。
藏族人民和許多貧苦僧尼處于一種身不由己的狀態中,根本無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多子女農奴家庭不得不支應強制性的僧差,被迫按例抽送子女入寺做僧尼;有的封建領主因自己所建寺廟中僧人太少,往往在所屬百姓中強行攤派甚至抓丁為僧;一些生活貧困的農牧民出家,常常是迫于生計、為求生路;廣大貧苦僧尼尤其是幼僧幼尼,實際上在寺院中并無多少時間學習、修行,他們主要擔負各種繁重的雜役,并經常遭受上層僧侶的打罵凌辱。例如,據本世紀50年代初期對哲蚌寺的兩個康村287名僧人的調查,其中因年歲小被父母送來當僧人的有124人;因生活逼迫,逃避差役、債務來當僧人的有126人;被寺院勒令拉差來當僧人的31人;自愿來當僧人的只有6人,占調查人數的2%。
2、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通過民主改革,廢除寺院及上層僧侶的封建特權,實現了政教分離,使廣大貧苦僧尼和信教的勞動人民獲得宗教信仰自由成為可能。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后,即設專門機構,負責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宗教界人士,做好宗教事務工作。不久,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以協助自治區籌委會宣傳貫徹宗教政策,維護僧眾開展正常宗教活動的合法權益。
在民主改革中,愛國守法的寺廟受到切實保護,各地寺廟都實行了民主管理。對于在民主改革后仍然留寺的僧尼,人民政府不僅尊重其宗教信仰自由權利,還采取多種措施照顧他們的生活。信教僧俗群眾的宗教活動,在民主改革以后仍然受到保護。人民政府根據上層愛國宗教人士、廣大僧俗群眾的意愿和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活動需要,保留了一批寺廟。其中一些著名寺廟被定為國家級或區級文物保護單位,予以保護和維修。
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嚴重破壞。十年動亂之后,西藏自治區大力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全面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繼恢復和新成立了宗教工作機構,恢復了一批傳統的宗教節日,修復了眾多宗教場所,滿足了信教群眾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廣大僧俗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受到充分保障。
藏傳佛教特有的活佛轉世制度,也作為全面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項內容得以恢復。1992年,中央人民政府批準認定藏傳佛教噶舉派第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在排除了達賴喇嘛多方干擾的情況下,1995年,按照歷史定制和藏傳佛教的儀軌,經過金瓶掣簽并經中央政府批準,認定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如今,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十七世噶瑪巴活佛等一批經人民政府批準認定的轉世活佛,正在愛國愛教的道路上健康成長。
愛國愛教的高僧大德受到人民群眾的敬仰和信任。約600多位宗教界人士當選為西藏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佛協理事或行政領導,積極參政議政,為西藏的各項建設事業獻計獻策,發揮力量。
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在落實宗教政策方面中央和西藏自治區財政先后撥專款3億多元,另外還撥出巨額專款維修了布達拉宮及一大批寺院。1984年由中央資助專款670萬元、黃金111公斤,白銀2000多公斤及大量珠寶,在十世班禪大師主持下,修復了扎什倫布寺五至九世班禪的靈塔、祀殿。1989年1月十世班禪大師圓寂后,中央又撥專款1000萬元保護法體,辦理尋找轉世靈童事宜。1990年,中央再次撥款6620萬元,黃金1300多斤,為十世班禪大師修建金質靈塔和祀殿。
西藏各寺院和宗教團體自主地組織各種宗教活動。各寺院普遍建立了由僧眾大會選舉產生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對寺務實行民主化管理,貫徹以寺養寺的方針,按照各自的條件和特點,開創自養的新門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自治區政府資助下,中國佛教協會西藏自治區分會于1983年開辦了西藏佛學院,并在一些寺廟開辦了學經班,現有學僧近3000名,除平時的研習之外,每年都集中安排若干次較大規模的講經和辯經活動,每年還推薦一定數量的活佛、學僧到北京,進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深造。1984年西藏自治區佛教協會開辦了拉薩印經院。1990年,自治區佛教協會在拉薩木如寺開始刻制十三世達賴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諸實施的《丹珠爾》藏文大藏經拉薩版。1985年,西藏自治區佛教協會創辦了《西藏佛教》刊物。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和一些寺廟,還組織了宗教人士出國進行友好訪問、參觀、考察和學術交流;接待了幾十個國家前來西藏朝佛、參觀、考察的團體和個人,共計1萬多人次。
五、藏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發揚
在舊西藏,優秀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受到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三大領主不僅實行愚民政策,剝奪了廣大農奴和奴隸接受教育的權利,而且控制著藏族文化的發展導向,使藏族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部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處于畸形發展或難以為繼的困境。
和平解放以后,尤其是實行民主改革以來,西藏優秀傳統文化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藏自治區在積極保護、繼承的同時,堅持弘揚、發展,不斷推陳出新,創造了既保持西藏優秀傳統文化濃郁風格,又富有時代氣息和西藏新風貌的社會主義民族文化。
1、民族教育事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在舊西藏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桎梏下,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權利。1951年以前,西藏僅有“僧官學校”、“俗官學校”和屈指可數的私塾,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簡單、古板而片面,學生也少得可憐,每處招生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最多時全藏只有不到3000名。僧俗群眾中,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文盲、半文盲占西藏總人口的90%以上。據統計,1949年在哲蚌寺洛色林扎倉的僧人中,文盲占80%。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視發展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和學校教育,相繼在昌都、拉薩、江孜、日喀則等地建立了小學。1956年9月,在拉薩創辦了西藏第一所現代中學。各地區都開辦了多種訓練班、師資班及初中班等。實行民主改革以后,特別是自治區建立以來,西藏教育事業迅速多方位發展,包括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眾多層次的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族特點的現代教育體系現已基本建立。為推動西藏教育事業的發展,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并逐年增加對西藏的教育投入。
西藏的現代教育,培養出的是大批接受過現代科學文化教育、德智體全面發展、能夠為西藏各項建設事業服務的新型人才。截至1998年,西藏擁有各級各類學校4364所,在校學生37萬多人;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1.3%,而1959年僅為3.3%。15歲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比和平解放前的95%下降了41%。今日的西藏,從小學到大學都實行免費教育,國家還對邊遠、偏僻地區的小學實行“三包”(包吃、包住、包穿)。
西藏自治區在大力發展民族教育的工作中,方向明確,重點突出。在學校招生中,優先錄取藏族等當地民族考生;在教學上,各級各類學校普遍把藏語作為學生的必修課,絕大多數小學和部分初中以藏語文授課為主。中小學教育的要求,就是學生在高級中學畢業時能夠兼通藏、漢兩種語文。建校已有40年歷史的西藏民族學院,一直把藏語文作為全院各個系科專業的必修課。1980年,西藏大學創建伊始即設立了藏語文系,此后,西藏自治區在多數大中專院校建立了藏語文系,藏語文、藏醫藥、藏族藝術、藏族歷史等系、科、專業和專門學校的興辦,也得到了政府的鼓勵和扶助。自治區還成立教材編譯局,組織編寫了數百種藏文版教材,在自治區各地統一推廣使用。
1984年,中央決定在內地辦學,為西藏培養人才。全國20多個省市先后辦起了西藏中學或西藏初中班。在初級中學階段均開設藏語文課,由西藏自治區選派的藏語文教師授課;他們根據全國普通中學教學大綱,考慮藏族學生的實際情況,單獨制定教學計劃。1985年至1998年,共招收西藏學生2萬余名,已培養大中專畢業生5800人。目前,有1.3萬余名西藏學生在內地25個省市100多所學校學習。
藏文教育在西藏得到迅速發展,藏文教育質量穩步提高,藏語文的使用范圍也隨之擴大。如今西藏實行“藏漢語文并重,以藏語文為主”的原則。自治區各級自治機關下發的文件都是藏、漢兩種文字,廣播、電視等都使用藏、漢兩種語言。全區編輯出版的圖書中,70%以上是藏文;50余種報刊中,藏文版占50%以上。自治區在招工、招干、招生中,平等對待使用不同語言文字者,并盡力優先照顧藏語文使用者。各種大型群眾集會都使用藏語文。所有機關單位、街道、路標和公共設施的標牌一律使用了藏、漢兩種文字。自治區電影放映公司藏語譯制科,借助現代化裝備,現在年譯制25個節目、500多個拷貝。
2、民族文化藝術事業空前活躍繁榮
(1)傳統文化藝術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實行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的民族文化藝術,主要圍繞宗教之需,或供達官貴人消遣享樂。廣大農奴和奴隸以及民間藝術家們社會地位低下,生活凄苦,難得開心。民主改革使西藏的民族文化藝術事業獲得了新生,傳統文化藝術與現代文化藝術交相輝映,有機結合,展示出現代西藏文藝事業繁榮發展的景象。借鑒現代文化藝術,使深深植根于雪域沃土的傳統文化藝術之花異彩紛呈,而從傳統文化藝術的寶庫中汲取營養,又使現代文化藝術之樹枝繁葉茂。民間舞蹈、宮廷樂舞、宗教舞蹈三類風格不同的舞蹈形式和昔日在露天草臺表演的藏戲,如今已打破封建農奴制時期的種種禁錮,可以同臺演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化的舞臺布景、數字化技術控制的燈光音響效果,使這些古老的藝術大放光彩。
西藏現有的專業表演藝術工作者中,藏族占90%。廣大專業和業余的文化工作者們,在繼承和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藝術創作活躍興旺,生機勃勃,創作和演出了大量具有濃郁民族特色和強烈時代氣息的優秀作品和節目,不少在全國性比賽中獲獎,有的還獲國際獎項。改革開放以來,西藏有十余個藝術團體應邀出國演出,尤其是近幾年,西藏自治區的歌舞團、藏劇團、少兒藝術團等先后赴美、英、法、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等國,藏族藝術家用音樂、歌聲和舞蹈展示了一系列具有西藏特色的傳統文化藝術舞蹈和音樂,使廣大西方人士欣賞到了藏族古老而優秀的音樂舞蹈藝術、感受到了西藏人民在新時代的精神風貌。
表演藝術的發展繁榮,只是西藏民族民間文化藝術發展變化的一個縮影。40年來,西藏各專業的文化藝術工作者不斷從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藝術中汲取營養,并不斷創新,產生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優秀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戲劇、美術、攝影和影視制品,以及用壁畫、塑像、唐卡、雕刻、酥油花、面具等傳統藝術形式推陳出新的各類作品。
為保持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全方位地開展搶救、保護民間文化遺產工作,取得顯著成績。1986年以來,自治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深入到西藏7個地市和60%的村、鎮、寺,搜集到大量的資料。搶救整理了大量民間說唱藝術資料、各民族民間舞蹈及不同教派的宗教舞蹈。作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西藏卷》、《中國民間諺語集成·西藏卷》、《中國民歌集成·西藏卷》、《中國戲曲集成·西藏卷》等志書業已完成。史詩《格薩爾王傳》是世界上最長的英雄史詩。西藏自治區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研究課題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1979年以來,共收集不同目錄的說唱版本180多個,木刻本、油印本55種,錄制藝人說唱錄音70部;整理出目錄共174部;發現民間傳說的格薩爾遺址多處,格薩爾民間故事30多條。
西藏的傳統民間體育是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獨特的民族生活習俗的產物。傳統的體育項目與娛樂活動及民間傳統節氣時令相聯系,既是比賽,又是表演。主要傳統體育項目有賽馬、馬術、馬球、射箭、摔跤、雙人拔河、賽牦牛、抱石等。現在,部分傳統民間體育項目已被國家正式列入現代競技體育比賽項目中。
(2)有民族特色的現代文化生活多姿多彩
在傳統的民族文化活動蓬勃開展的同時,有民族特色的現代文化也得到空前普及。
外觀體現藏式建筑風格、內部設施現代化的西藏自治區圖書館、西藏自治區博物館、西藏自治區群眾藝術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在拉薩遙遙相對。全區440余座群眾藝術館、圖書館、文化館(站室)及1000多處各類體育場館配套發展,相互促進。全區650多個電影發行放映單位,構成了城鄉電影發行放映網絡,每年發行新影片(包括藏語譯制片)近200部,在農牧區一律免費放映。全區10個專業藝術表演團體、23個烏蘭牧騎演出隊、160多個群眾業余歌舞隊、藏戲隊的演出交相輝映,已經成為農牧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有西藏特色的新聞出版事業,自1956年4月創辦《西藏日報》以來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在,在西藏正式出版發行的15種報紙、37種期刊中,主要的報紙、期刊均以藏、漢兩種文字出版發行。《西藏日報》藏文版日發行2萬余份。全國現有8家藏文出版社中,就有兩家在西藏。70年代初成立的西藏人民出版社,遵循“以藏文為主,以普及通俗讀物為主”的方針,出版了一批藏文科普讀物,還重點整理出版了一批藏文古典名著,包括佛經、藏醫、藏歷、歷史典籍、人物傳記、民族民間文藝書籍和文物志叢書。僅藏文版《格薩爾王傳》,就出版了近30種,文物志叢書有9種。該社出版的《四部醫典系列掛圖全集》曾獲首屆中國圖書獎。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成立于80年代末,專門從事藏文古籍手抄本和木刻本的整理、校訂。該社編纂的大型藏文古籍叢書《雪域文庫》,已整理出版40多種、2萬余冊。據不完全統計,西藏70年代以來出版的2萬多種圖書中,藏文讀物占85%左右。現在,激光照排技術、電子出版系統已進入藏文書報刊編輯出版領域,一個多層次的藏文讀物出版、印刷、發行網絡已經初步形成。然而,四十年前的西藏,依然盛行古老的雕版印刷術。
廣播電視事業從無到有,發展迅猛。目前,全區已建成電視臺8座、廣播電臺2座、衛星地面接收站700余座、電視錄像轉播臺或電視差轉臺240座、廣播發射臺35座,構成了覆蓋全區的衛星傳輸、無線傳輸和有線傳輸相結合的廣播電視網。廣播、電視的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65%,55%。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堅持“以藏語為主”的方針,10個播出頻率中的6個頻率用于藏語廣播。西藏電視臺也定時播出可通過衛星向國內外回傳的藏語新聞節目、播放用藏語譯制的國內外影視節目。
3、古老的藏醫藏藥學煥發出勃勃生機
藏族醫藥學在中國民族醫藥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歷史悠久,別具特色。舊西藏只有三所設備簡陋、規模很小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平均每千人口不到0. 4名醫務人員。天花、霍亂、性病、斑疹傷寒、猩紅熱、破傷風等疾病時常流行。
民主改革以來,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十分重視藏醫的發展。根據繼承、發揚、整理、提高的方針,先后建立了自治區藏醫院和6個地區藏醫院,增設藏醫病床350多張;部分縣建有藏醫院,大多數縣醫院內設藏醫科,有專門的藏醫病床。
為繼承和發展傳統的藏醫藥學,自治區新建了藏醫學院和藏醫研究所,并在西藏大學設有藏醫系,自治區藏醫院也多次舉辦培訓班,培訓新一代藏醫工作者。西藏自治區藏醫院和山南地區藏醫院目前已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杏林計劃”,共投資550萬元進行重點建設。政府支持有名望的老藏醫著書立說,及時整理了一批年事已高的藏醫藥專家的寶貴經驗;出版發行了藏醫名著《四部醫典》,編寫出版了《四部醫典系列掛圖全集》、《醫學百科全書·藏醫分卷》、藏醫《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飲食學》、《新編西藏中草藥》、《新編藏醫學》等數十種藏醫學、藏藥學專著。現在,西藏自治區擁有3家規模較大的藏藥制藥廠,部分地縣藏醫院、藏醫科也可自制一些藏藥。傳統的名貴藏藥“然納桑培”兩次榮獲國際傳統醫藥大會金獎。藏藥“坐臺”獲國家專利。
古老的藏族醫藥學正借助現代醫學科學積極發展完善。如今,現代醫學的化驗分析設備、診斷技術設備、常用醫療器械,如顯微鏡、體溫計、X光機、心電圖機等的使用,使診斷快捷準確,便于對癥治療,深受廣大藏醫工作者和患者的歡迎。臨床實踐中對許多常見病、疑難癥具有的獨特療效的藏成藥“珍珠七十味”、“珍珠達西”、“玉寧二十五味”、“常覺”等,借助現代科學手段化驗分析,已經得到現代藥理學的證明。各族醫藥學專家共同努力,對藏醫所用1000多種藥用植物的名稱種屬、藥理成分、功能作用、用法用量等作了定性定量檢測分析,不斷改進藏藥劑型及加工工藝,使藏醫藥的生產和使用正在走上標準化、科學化軌道。1993年,衛生部在拉薩召開中國藏藥標準研討會,完成11種藏藥材、40種藏成藥標準的制定工作,為藏醫藏藥逐步擴大國內國際市場拓寬了渠道。
4、傳統民族手工藝得到空前發展
傳統手工藝術是體現藏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領域。制作精細典雅、富有濃郁民族風格、代表著藏族傳統手工藝發展水平的手工藝品,包括金銀首飾、建筑裝飾、民居陳設、日常生活用品、種類繁多的宗教用品和宗教藝術品,無不出于各種手工藝匠之手。然而在舊西藏,這些能工巧匠被僧侶貴族歧視為下賤人。而今,他們享有與其它社會成員完全平等的民主權利。
國家對西藏民族手工業實行特殊政策和保護措施。自治區對生產銷售民族必需品的集體、個體工商企業免征工商稅。此外,國家還每年撥出專項資金270萬元用于扶持民族手工業的發展,并培養了3000多民族手工業技術骨干。
由于國家的大力扶持,西藏傳統的民族手工業取得了空前的發展,形成了可觀的規模。現有10多個行業的百余家重點民族手工業企業,生產地毯、壁毯、氆氌、圍裙、靴帽、金銀首飾、藏裝、墜飾、銀碗、佩刀、酒壺、馬鞍、土陶制品等民族特需用品或旅游紀念品約2000多個品種。一批民族手工業輕紡企業異軍突起,產品銷往國際市場。西藏地毯行業年生產極富濃郁民族風格的地毯2萬多,其中大部分出口國外,出口產品合格率均達100%。目前西藏地毯已遠銷美國、日本、德國、香港等十余個國家和地區。
5、藏學研究事業方興未艾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西藏藏學學會等10多個有關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有一支由藏、漢等民族學者組成的藏學研究人員隊伍。這些機構及研究人員,與國內、區內有關單位合作承擔或獨立承擔了大量研究課題,如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西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究、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元以來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研究、簡明西藏通史、梵文貝葉經的整理研究、西藏宗教源流與教派研究等項目,撰寫了一大批學術專著和論文,整理出版了大量藏漢文文獻資料,使一大批積封多年、鮮為人知的珍稀藏文古籍和藏文歷史檔案等,得以重見天日。自治區有關部門創辦的《西藏研究》、《西藏社會發展研究》、《西藏藝術研究》、《西藏佛教》、《雪域文化》、《西藏大學學報》、《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等刊物,組織發表了大量有關藏學的學術文章,對于促進藏學研究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下設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語言文學研究所、文獻資料研究所和藏文古籍出版社等機構。西藏的藏學研究人員與國內外同行間的學術交流活動也廣泛開展。
6、文物保護與考古發掘成績顯著
民主改革之后,豐富的西藏文物,受到了國家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全面的保護。為了保護珍貴的文物,先后確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處,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處。除撥出大量款項用于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正常維護外,據不完全統計,10多年來,中央和西藏自治區財政先后撥專款2.2億多元,維修了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倫布寺、桑耶寺等一批全國或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還撥專款5500萬元,歷時五年維修了我國歷史遺產中輝煌的瑰寶——布達拉宮。這些維修工程,對于保護文物、弘揚祖國文化、開發旅游業等,都有重要的意義,受到西藏僧俗各界的熱情贊揚。目前,經過維修整理的重要文物保護單位和名勝古跡已全部對外開放,供國內外游客參觀。屬于宗教活動場所的文物保護單位對朝佛的信教群眾常年開放。西藏文物保護部門還多次應邀赴歐、亞、美國家和地區舉辦西藏文物展覽。
7、對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躍
80年代以來,西藏自治區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日益活躍。通過人員互訪、圖書資料交換、舉辦各種形式的藝術活動和學術研討活動,加強了與國外文化界、科研機構和國際組織的合作。西藏自治區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相繼組織歌舞團、藏劇團赴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瑞士、荷蘭、尼泊爾、新加坡等國家和香港、澳門、臺灣地區訪問演出,組織文物、電影、攝影、美術等項目到日本、意大利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舉辦展覽和展映活動。西藏自治區宗教界、文化界的專家、學者多次應邀前往奧地利、法國、泰國、挪威、斯里蘭卡等國講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西藏自治區還就藏學研究事宜同匈牙利、加拿大、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的學術團體簽定了科研合作、文化學術交流協議書,并接待了14個國家和地區的130多名學者來西藏參觀訪問,進行學術考察和洽談科研合作項目。在自然科學研究、藏學研究和某些邊緣學科的研究方面,西藏自治區正在進一步擴大與國外同行、國際組織的合作。
結語
四十年的歷史實踐證明:不廢除封建農奴制,不實行民主改革,不建立人民民主政權,西藏就不可能有像今天這樣社會經濟文化事業全面發展進步、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全面顯著提高、社會安定團結、人民安居樂業的升平景象。在西藏實行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完全符合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的抉擇。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實現,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民族地區社會改革的成功范例。
西藏社會的歷史性進步,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對西藏人民的眷注之情,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多方關懷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私支援。西藏四十年發展進步的事實再一次雄辯地證明,以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為基礎的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基本保障。
西藏的興衰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自古而今,歷來如此。西藏四十年來的發展大勢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有高潮也有低谷,經歷了一些曲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西藏同全國一樣,經過撥亂反正,落實各項政策,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曲折和失誤只是時代進行曲中的一段插曲,西藏社會在過去數十年間所發生的歷史性進步,則是有目共睹的鐵的事實。
由于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特殊、經濟基礎薄弱等因素的制約,西藏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時還趕不上內地一些發達地區,少數地方還相對貧困落后。西藏自治區正在實施聲勢浩大的扶貧攻堅計劃,扶助尚未徹底解決溫飽問題的少部分群眾脫貧致富,現已取得顯著成效。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困難和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對比今昔,最有發言權的是西藏人民。他們切身感受到,西藏今天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舊西藏相比,已經是天壤之別。從封建農奴制度的野蠻統治下翻身得解放的廣大西藏勞動人民,依然一往情深地崇敬著他們的恩人毛主席,始終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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