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駐足高原到7世紀走向一統，西藏的早期歷史跨越了約5萬多年，斗轉星移，轉瞬之間便是滄海桑田。

煌煌巨著《西藏通史》，以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國、當代8卷13冊900多萬字之巨，為讀者一一展現西藏歷史從洪荒時代始至“三個高潮”、“兩個低谷”的依次更替。而在這8卷本《西藏通史》中，早期卷作為第一“序列”，必將引來更多的關注，畢竟作為通史，必然要從最初的源頭講起，所謂追本溯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從一般人的角度講，歷史學家，尤其是撰寫通史著作者，多數人通常會被指責為“厚古薄今”，畢竟歷史、歷史，寫過去的事，總是典籍多多、材料多多、研究多多。但是尷尬的是，通常我們所“厚”的古，是相對近現代而言的，比如秦漢三國，隋唐元明，而真正意義上的古，遠古史、史前史，其實做不到想象中的厚，因為可據的材料相對有限，但時間跨度卻又絕對的久遠。具體到西藏歷史，系統的記史傳統基本就追溯到松贊干布，之前聶赤贊普至松贊干布之父囊日論贊之間的歷史，我們當前掌握的只是比較清晰的歷史脈絡，要全面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信息，難度仍然很大。而聶赤贊普之前的“小邦時代”“十二王澤”（???????）乃至更為久遠的時代，流傳下來的只有神話和傳說，對此如何分析，如何判斷，實為難上加難。因此，西藏早期史的研究，一直是一塊等待更多的人去探索和發現的領域。

鑒于文獻記載的撲朔迷離，在這個探索祖先故事的過程中，考古學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那些藏在腳下的墓地、散落在荒原上的石器、刻畫在巖石上的圖案、封閉在石縫中的骨殖等，一個個都像圖文并茂的畫卷，將史前生活的某些重要畫面展現給了我們。正是有了已具相對規模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做基礎，再結合已有的文獻記載，使我們系統梳理西藏早期史成為可能。

“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自然環境具有顯著的‘高’、‘寒’特征，由于其極端的自然環境，與地球南、北極并稱為世界第三極。在晚更新世人類占據了除南極洲之外其它各大陸，在青海小柴旦湖、西藏色林錯和青海湖附近發現的古人類遺跡，表明晚更新世末期，人類開始進軍高原。”這是《西藏通史?早期卷》的開卷第一句，也是整部《西藏通史》的開篇。由5萬年前人類踏上高原這片堅實的土壤開始，《西藏通史?早期卷》用上下兩編共16章的篇幅，不僅梳理了西藏早期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和西藏史前文化與周邊文化的關系，還就西藏遠古時代的農牧業科技、紡織技術、天文醫學、采礦冶煉、建筑等領域的科技成就，早期的巖畫石刻、音樂舞蹈、詩歌謎語、神話傳說等精神文化成就，以及軍事藝術和體育活動等諸多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

可以說，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這部《西藏通史·早期卷》，應該算是迄今為止全面梳理西藏早期歷史和系統回顧史前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無論從時間跨度、視野寬度、結構維度、資料厚度以及研究深度都體現出了國家級重點課題應有的水平，而其本身的創舉和承擔的使命，亦有目共睹。

1、時間跨度之“早期卷”卷名的由來

如上所述，《西藏通史?早期卷》時間跨度之大，為8卷《西藏通史》之最，上迄5萬年前青藏高原發現人類足跡，下至公元7世紀初葉囊日論贊遭毒弒、松贊干布繼位。與這種時間的長度和跨度相反，傳統藏文史籍對這段時期的記載通常較為簡略，而當今出版的西藏通史類著作，對這段時期的論述亦相對單薄，倒是以考古學為基礎的西藏史前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部《西藏通史?早期卷》，從最初設計到初稿整理階段，卷名一直使用“史前卷”，其本意是貼合歷史學的分期傳統，即把沒有明確的文獻資料記載以前所經歷的歷史階段歸入史前階段，比如中國史學界將夏代以前，包括原始社會及堯、舜、禹所處的傳說時期的歷史稱為史前史一樣。以此而論，基于藏文創制于松贊干布時期這個傳統觀點，將帶有傳說時期特征的“前吐蕃史”（即雅隆部落崛起史）甚至更早的“小邦史”的書寫，歸入“史前”階段似也不失合理之處。

全書初稿形成后，課題組開始廣泛征求意見，并召開了多次專題審稿會。從反饋的意見來看，“史前卷”這個卷名引起的爭論最大，這也使編委會不得不重新考慮卷名問題。《西藏通史》自“吐蕃卷”之后均以朝代分期，不存異議，唯有此“史前卷”涉及時段長，不同時期的社會性質復雜，加上研究基礎相對薄弱，一些重要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所以只用一詞將這一時段完全概而括之確有難度。針對以文字記載為標準的分期法，反方提出的疑問也自有道理：如何認定雅隆部落蓬勃發展及雅隆、象雄、蘇毗三足鼎立時期西藏的歷史和社會？如何理解“確切的文字記載”的標準，松贊干布繼位后可以算，早幾年、十幾年的囊日論贊時期就不算？等等。總結專家們的意見，就是雅隆部落即“前吐蕃”階段，特別是6世紀之后達日年賽、囊日論贊時期的歷史應和新舊石器文明為代表的原始社會有所區別，而“史前”一詞容易讓缺乏歷史分期專業知識的讀者認為是往后“延長”了西藏史前史。根據該卷實際的時空界定和史實內容，參考專家們的意見建議，編委會幾易卷名，諸如“遠古卷”等也曾被考慮，最后選定為“早期卷”，雖稍顯模糊，但爭議也相對較少。

2、視野寬度之多元一體雛形的形成

總主編拉巴平措和陳慶英曾如此評價《西藏通史》的編撰價值：“中國的歷史是由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共同締造的，藏族是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上，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區經濟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關聯、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風俗習慣上相互吸收、相互借鑒。元朝西藏地方納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轄之后，歷代中央政府一直對西藏地方實施著有效的管轄。總結歷代西藏地方發展穩定和社會治理的基本規律與成敗得失，發掘中國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既有助于繼承和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增強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向心力，更好地為實現把西藏建設成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的宏偉目標，并與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而在“總結歷代西藏地方發展穩定和社會治理的基本規律與成敗得失，發掘中國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過程中，“早期卷”所承擔的，就是奠基任務。

我們常說全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了我們偉大的祖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西藏通史·早期卷》恰恰通過梳理西藏早期史的方式，較為全面地展現了多元一體雛形的形成。竊以為這種展現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上溯藏族先民開拓邊疆高原歷史之悠久，從青藏高原的形成及古環境和古氣候講起，重點談到人類遷徙高原，比如引用布蘭廷漢等提出的“三部曲”解釋西藏高原早期人類的移居模式，幾乎是精確地指明各個時期和各種經濟類型的族群進入西藏高原的時間。二是探索中華民族文化體系形成之多元，重點探討了西藏史前考古文化特征及其與周邊文化的聯系，指出西藏早期文明和周邊地區一直有著密切地聯系、交流和互動，一方面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形成自身的文化特點，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吸收來自周邊地區先進的文化因素。這在該卷下編的專題部分亦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3、結構維度之史志分述與主題突出

《西藏通史》在結構上的一大嘗試，就是從內容上將各卷分成兩編，其中將縱向的歷史發展脈絡和史實梳理作為上編，將橫向的專題史志和分類綜述作為下編，力爭做到史志合一。本卷的上編共分11章，基本縷清了從遠古時代至松贊干布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前西藏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下編共分5章，分別為經濟與社會、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軍事與體育，盡管章數略少，但內容豐富，篇幅占到全書將近一半。早期西藏社會發展的梳理于以往研究相比更加全面和深入，而在系統化的努力方面也初見成效。比如第十二章經濟與社會，其中分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青銅器四個時代討論當時西藏的經濟與社會，比如從隨機性食物搜尋到季節性食物搜尋，再到以農業為主的混合經濟，以及農牧向游牧轉化的生產發展歷程。總體而言，這一章可以說是主要以考古研究為基礎，重點展現早期西藏社會的物質文明。

4、資料厚度之文獻考古互證和最新材料補充

早期歷史的研究特征，決定了這部“早期卷”在資料的引用上更多的是傾向于考古材料，而這恰恰是本卷區別于其他卷的主要特征之一。從“早期卷”的資料構成來看，主要為漢文、藏文和外文3個部分，其中包括考古資料、古史典籍、研究專著、學術論文、調研報告，以及藏英漢三種文獻資料的互譯材料等，學界研究多數納入其中，數量質量均有保證，可資廣征博引、述之有據。

隨著新資料的發現，歷史研究在不斷的推翻和更新中前進，這也是歷史研究的規律。《西藏通史》的編撰歷時十幾年，期間隨著考古新發現和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早期卷”初稿的修改也是反反復復，期間多有新資料的補充。甚至在定稿后，編輯委員會仍然關注學界研究態勢，同時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進去。比如2012-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在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聯合開展發掘工作，其中出土的黃金面具和疑似茶葉，為進一步了解西藏早期文明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證明，“早期卷”也及時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并做了積極的吸收，只為做到更加全面、系統。

5、研究深度之集諸路大家之大成

《西藏通史》的編撰隊伍，集中了全國藏學屆的頂尖學者和中堅力量，通過各民族學者同心協力，老中青專家各顯本領的優良傳統，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才有了眼前這個沉甸甸的果實。參與這部《西藏通史·早期卷》編撰的，按章節先后梳理有侯光良、張云、湯惠生、石碩、霍巍、白麗娜、巴桑旺堆、才讓太、趙萍、謝繼勝、何峰、丁玲輝等人，其中既有一直以來關注和推進西藏考古研究的專家，又有西藏歷史、宗教和文獻研究領域的權威，更有長期以來在特定研究領域堅守并取得顯著成就的專家學者。

筆者僅為一學界晚輩，雖然之前出于學習和寫作需要也常常翻閱早期考古資料和藏漢文獻，但本質上仍是西藏早期歷史研究的門外漢，故何德何能敢去評價這樣一部專業而又厚重的“早期卷”？之所以有此一文，是想借此機會紀念一下參與《西藏通史》尤其是這部“早期卷”的難忘歷程。

作為本卷的編務和特邀編輯，筆者不僅是其中大事記、參考文獻、專用名詞對照和索引的整理者，也是這部“早期卷”的第一位讀者，同時也是“重讀”次數最多的讀者：從最初零散的章節，到之后成型的初稿，再到后來不斷的修訂、調整、補充、完善，全程參與，幾經寒暑。在一個個白天和黑夜，我通過專家老師們精心組織的文字和圖片與幾千年乃至幾萬年前的先民對話，當時的感覺像極了那句話：“自人類最后一次駐足你身處的這方土地以來，三四千年已經過去了。然而，放眼四周，處處盡是鮮活的生命跡象--放在門口的半碗灰泥漿，熏黑的油燈，壁畫上新鮮的指印，遺落在門檻上的告別的花環--讓你感覺恍若昨天……如此這些的小細節頓時令時間消弭于無形，你覺得自己竟像個闖入者。”就這樣，誠惶誠恐又熱血不減，最幸不辱使命。

這部“早期卷”提供給我們的，可能不僅僅是西藏歷史書寫由此可稱完備，《西藏通史》終可涵蓋所有歷史階段，更是通過追溯最初的源頭，去掌握西藏歷史發展的規律，從而去探索未來的方向，就像德國著名考古學家西拉姆說的那樣：“我們需要了解過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來的100年。”

（說明：以上為節選內容，全文即將刊登于《中國藏學》2018年第3期或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