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通史》（8卷13冊）榮獲中國新聞出版領域最高獎——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和中國藏學研究領域最高獎——第四屆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特等獎。《西藏通史》獲得如此殊榮，是對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十多年來辛勤努力、編撰完成《西藏通史》這部完整、全面、系統介紹西藏歷史通史著作的充分肯定。

歷史研究所現有科研人員10人，包括漢、藏、蒙古、回、納西、達斡爾等6個民族，其中8人擁有博士學位。目前歷史所正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發展時期，學術隊伍整齊，青年學者成長迅速。應該說，歷史所青年學者的成長與國家重大科研課題《西藏通史》的編撰是分不開的。

《西藏通史》集中體現了中國西藏歷史研究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于我們這些青年藏學工作者而言，能夠參與這樣一項重大的研究工作，確實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和珍貴的工作經歷。

我是從2005年7月進入歷史研究所工作，截至2016年《西藏通史》正式出版，一直參與通史編撰工作。從2005年8月起的一年多時間里，在通史總主編陳慶英研究員指導下，我參與編輯了《英國外交部涉藏檔案選譯》（1-5輯）、《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1-6冊）目錄》《關于藏族歷史的相關論著摘編》等3種共7本資料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我剛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學專業畢業，既沒有受過系統的史學訓練，對藏族歷史更是知之甚少。一進歷史所就參加《西藏通史》資料編輯工作，其實多少有點懵，并不十分清楚這些工作的意義。然而，正是在陳慶英研究員等歷史所前輩學者的指導下，通過參與這些基礎資料的編輯工作，使我對呂思勉、范文瀾、白壽彝、翦伯贊、王鐘翰等著名歷史學家、民族史專家編撰的《中國通史》《中國民族史》等著作中有關藏族歷史的內容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為我開始藏族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尤其使我具有了從中國歷史的整體視角認識西藏地方史的基本觀念；也讓我對英國外交部涉藏檔案、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等近現代涉藏歷史檔案有了初步的認識，為我此后選定以近代藏族歷史為主要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礎。

2008年起，歷史所根據《西藏通史》編撰工作的需要，結合新進所的梁俊艷（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白麗娜（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碩士）、孟秋麗（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等年輕同志的專業特點，做了初次分工，協助各分卷主編聯絡撰稿人，收集通史初稿。宣布分工那天，原以為會分配我負責《民國卷》，畢竟此前的三年多時間里我做的資料工作主要與民國西藏歷史有關；而梁俊艷和孟秋麗都是人民大學清史所畢業的博士，更熟悉清代歷史，更適合負責《清代卷》。未曾想，時任歷史所所長周源研究員竟宣布由我負責《清代卷》，梁俊艷負責《民國卷》。或許正是應了這個“美麗的錯誤”，為梁俊艷和我都開辟了一條更廣闊的學術研究之路。尤其對我本人而言，因為負責《清代卷》的編輯工作，在近十年時間里，反復閱讀、修改文稿，對清代西藏歷史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為我此后開展民國西藏史及近代藏族歷史研究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而梁俊艷博士這些年在藏族近代史尤其民國西藏歷史研究領域的成績更是有目共睹，先后出版論著《英國與中國西藏（1774-1904）》《清末民初亞東關稅務司研究》、譯著《中印涉藏關系史（1904-1914）——以麥克馬洪線問題為中心》《中印涉藏關系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等。

2012年，嚴永山博士（班瑪更珠，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由《中國藏學》編輯部調入歷史所；2013年，魏文博士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畢業，進入歷史所工作。歷史所青年學者的隊伍進一步擴大，科研力量進一步增強。

為加緊推進《西藏通史》編撰工作，培養青年人才、鍛煉隊伍，在征得總主編拉巴平措研究員和陳慶英研究員同意后，執行總編、歷史所所長張云研究員根據通史工作的需要，由歷史所青年學者擔任各分卷特邀編輯，直接參與編撰工作，根據原計劃《西藏通史》（十卷本）進一步明確分工：梁俊艷負責吐蕃卷、民國卷、當代上下卷，邱熠華負責清代上、下卷，嚴永山負責早期卷、元代卷，白麗娜負責宋代卷，魏文負責明代卷。根據總編室的要求，我們開始協助各分卷主編進行文稿的編輯、修改，撰寫大事記、編制索引等工作。

自2008年至2014年，各卷初稿陸續收齊。我們發現，很多初稿的引文沒有出處，而且學術界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吸納。為了進一步提升《西藏通史》的學術性和權威性，根據總編室的要求，我們開始對各卷文稿進行全面細致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改寫、補寫部分章節，甚至對個別分卷進行重寫。如梁俊艷博士補寫《宋代卷》“西藏與南亞的交往交流”一節、改寫《清代卷》“西藏外部環境的惡化”“英國人對西藏的考察”等章節；嚴永山博士重寫《吐蕃卷》“軍事”，補寫《宋代卷》“文學”、《明代卷》“語言文字與教育”等章節；邱熠華改寫《清代卷》“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與西藏政局變化”一章，重寫“清代史學”一節；魏文博士補寫《宋代卷》“藏傳佛教對西夏的影響”等。《當代卷》補寫內容中，下編的政治（梁俊艷撰寫）、社會保障（邱熠華撰寫）、醫療衛生（邱熠華撰寫）、社會生活（嚴永山撰寫）、文化體育（邱熠華撰寫）、社會科學（梁俊艷撰寫）、文學（嚴永山撰寫）、藝術（魏文撰寫）、軍事與國防（梁俊艷撰寫）、外事外宣（梁俊艷撰寫）等11章，均由歷史所青年學者重新撰寫。大致統計，歷史所青年學者撰寫的《西藏通史》正文部分約有86萬字。

二是逐條補充、核對引文注釋。有時候，為了補寫一條注釋，需要查閱諸多書籍、論文，并反復向專家們請教。如《清代卷》第十八章“軍事制度”第三節“駐藏兵制”中有一條注釋涉及后世對琦善改定二十八條章程的評價問題，即“后人批評琦善以兵權‘盡付番官’，導致清朝中央對西藏地方的部分兵權被削弱”。為了求證這個問題，我再次細讀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琦善等奏藏兵一切操防事宜擬責成噶倫經理片》（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5）第2245-2246頁）等檔案史料，查閱了國內有關這個問題的多篇專題論文，如《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問題》（鄧銳齡，《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駐藏大臣琦善改定西藏章程考》（周偉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琦善在藏舉措對清后期治理西藏的影響》（金雷，《西藏研究》2015年第2期）等，并就此多次向歷史所的前輩學者鄧銳齡先生請教，逐步對這一問題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前輩學者認真治學、謙虛求真的態度更是令我受教終生。鄧先生在1985年的論文中，依據當時所見的材料，曾提出“琦善奏請藏軍兵丁以鳥槍、刀矛各五成，并非若聯豫所論‘以兵權盡付番官’”的觀點，而后來公布出版的《琦善等奏藏兵一切操防事宜擬責成噶倫經理片》等檔案則清楚地表明，后人批評琦善放棄兵權并非毫無根據。為此，鄧先生在2012年1月26日的來信中專門寫道：“當年我看不到一史館所藏的奏折，故于琦善擬將藏兵操防事宜責成噶倫經理一事，茫然不知。文集（即《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照原文刊出，確應補一后記以糾正”，鄧先生承認自己當時對這一問題認識的局限，并希望通過補寫后記等方式予以糾正。鄧先生在信中還囑咐我：“此事的前前后后望你隨時注意”。此后，我又根據這一番討論、考證所得的認識，結合鄧先生和周偉洲老師的研究成果，對《清代卷》第十章第三節“琦善改定西藏章程”的最后一段做了如下修改：“總的說來，《裁禁商上積弊章程二十八條》重申、補充舊有章程，整頓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以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又對藏軍、駐防清軍的若干弊端奏請改革。這一切均有助于清朝中央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和軍事力量的增強。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之下，以上這些措施收效不大。而且，琦善還奏請放棄對商上財政的審核權、奏罷訓練藏軍成例及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區（哈喇烏蘇），有損于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權，弱化了駐藏大臣的權力。”雖然只是短短200字的評價，卻是做了諸多考證、討論得出的結論，也是一次教學相長的生動實踐。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通史》責任編輯季垣垣老師作為極富責任心、具有豐富經驗的老編輯，不放過一處細小的引文，盡職盡責地帶領著我們審閱、修改、核對全書的引文注釋，為通史順利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是按照學術規范，編寫各卷大事記、專有名詞對照表和索引，盡可能提升《西藏通史》的學術質量，更方便讀者閱讀、使用。編寫大事記、索引、漢藏對照表等，看似簡易，實在繁瑣，確是極有益于讀者的。為此，我們幾個年輕人通力協作，在各卷主編的指導下，盡可能準確、完整地編寫了各卷大事記、索引等附錄部分。初步統計，歷史所青年學者參與編寫的附錄部分大事記、藏漢專有名詞對照等，共約72萬字。

參與《西藏通史》的編撰、修改，不僅使我們對各自負責的那一段西藏歷史的史料、史事，以及海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有了較全面的認識；更為可貴的是，在專家學者的引導下，在一次次的思考討論中，使我們樹立了正確的歷史觀，真正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為指導，從整體上理解和思考西藏歷史及其發展規律。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在2012年11月29日的《西藏通史清代上卷》審稿會上，總主編拉巴平措研究員強調指出：“在整個《西藏通史》編寫過程中，應該充分地說明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的歷史過程，也應該突出地反映西藏地方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所作的歷史性貢獻。這個基調應該貫穿始終，著力強調。如《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頒行后，八世達賴喇嘛有一個表示擁護的文告；而掣簽用的金瓶送到拉薩時，西藏僧俗百姓隆重迎接等史料，都應該盡量使用，凸顯其歷史意義。”這樣深刻又具有示范意義的教導，無疑令我們這些青年藏學研究者受益匪淺。

我們還集思廣益，創新了課題管理和審改稿的方式。每次舉行分卷審稿會，并不請專家通讀文稿，而是根據各審稿專家的研究專長，分配兩至三章的審稿任務，請專家提出有針對性的修改意見，避免了由于整部書稿長、任務重出現的泛泛而談或敷衍行事的可能。因此，在我們先后舉行的幾十次各卷審稿會上，專家們都非常認真地審讀、修改文稿，提出了眾多符合實際、有可行性的修改意見，為《西藏通史》的編撰、修改、出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藏通史》的最后修改階段，我們還得到了全國眾多專家學者的指導、支持，如陜西師范大學周偉洲教授認真通讀了8卷13冊全稿，并寫來了一萬多字的修改意見。其中有對整體內容及關鍵問題的看法，如對《早期卷》有關如何解析、論述西藏古史傳說的問題。周偉洲老師寫道：“我可能是‘疑古派’，對傳說中的歷代贊普（至少在松贊干布祖父之前的歷代贊普）應如何認識？可參照內地對‘黃帝’等古史的研究和分析，不能將傳說當作信史……卷中竟肯定‘聶尺贊普’實有其人，誤導讀者，可能不一定妥當”。南京大學蒙元史專家陳得芝教授雖已80多歲高齡，還認真審讀了75萬字的《元代卷》，發來了細致的修改意見。這些年逾古稀、已近耄耋之年的前輩學者嚴謹求真的精神、勤奮踏實的學風，更是給我們以極大的激勵與啟迪。

歷史所的年輕人有幸參與了《西藏通史》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研究課題，在十余年時間里，與全國近百位專家學者合作共事。在藏族歷史研究各位前輩學者的支持下，尤其是歷史所陳慶英、周源、張云等歷任所長的指導和鼓勵下，靠著扎實的學術訓練和認真的工作態度，在實踐中鍛煉和提升了自身的學術研究能力和科研工作能力，為《西藏通史》的編撰出版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說明：以上為節選內容，全文即將刊登于《中國藏學》2018年第3期或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