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藏族與祖國各兄弟民族間的關系，從遙遠的古代開始，經歷了漫長的漸進過程。近幾十年來，通過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人類遺傳學、民間文學、宗教學等學科眾多科學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藏學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圍繞西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及至古代藏族的許多謎團正被逐漸破解。例如，歷史上曾甚囂塵上的藏族先民來自外國、西藏人不能被稱作中國人等臆說，都已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的對比數據和研究成果所無情否定。20多年來，通過研究血型、蛋白質等多種遺傳標記，并從分子遺傳學角度對比分析基因結構，人類遺傳學家已經證實：現代漢族和現代藏族的先民，同出于共同的遠祖。語言學家通過對詞匯、語法、語音等重要語言要素的大量比對分析，認為藏語和漢語之間內在地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因此在世界語言學研究上，將它們共同劃歸為漢藏語系。考古學家通過對西藏的出土文物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得到多學科研究成果有力支持的結論認為：西藏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與黃河流域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共同文化因素；西藏古代各期考古文化與中原地區、西南地區、特別是與西北地區的同期文化之間，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西藏與西北地區、中原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史前時期。

漢文史籍中，曾長期將包括西藏高原在內的中國西部各古代部族泛稱為“羌”或“西羌”等。根據大量記載來看，從夏商周時期，即中華各民族起源、形成、發展初期開始，羌人就與華夏族等許多民族和部族一同活躍于中國歷史舞臺。秦漢時期，華夏族、匈奴和羌人不斷發展蕃息，相互間展開了長期的激烈競爭。繼秦代大統一之后，以漢族為主體，聯合包括西羌在內的各個族群部眾，擴大了祖國的統一。漢代，一部分羌人西出河曲，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后來與該地區原有的羌人部族自然融合。自漢至唐，尤其是經過魏晉南北朝中國各民族的大混戰、大遷徙、大同化、大融合，西藏與祖國內地之間經濟文化交流愈加頻繁，延傳至今的歷史記載越來越多，較翔實地記載了青藏高原腹地眾多部族的風土人情、地理概貌、物產資源等基本情況，表明西藏的古代居民與內地以及臨近內地諸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日益增多。

公元7世紀初，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唐王朝建立，中國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在更高階段上趨向新的統一。以漢族為主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達到高度發達的階段；吐蕃、突厥、回紇、靺鞨等民族的社會獲得很大的發展和進步。藏族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松贊干布在完成了統一吐蕃的大業之后，通過王室間的聯姻、會盟，與唐朝（公元618-907年）在政治上形成了團結友好的親誼關系，藏族和內地各族人民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系更加密切。唐蕃之間“社稷如一”的藏漢文合璧的會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薩大昭寺前。此后，歷經五代十國和宋遼夏金時期，藏族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愈發活躍，與各兄弟民族的關系更加緊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運，將藏族和各兄弟民族緊緊地聯到了一起。

13世紀中葉，如同水到渠成，西藏正式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管轄。自那時以后，歷各朝各代，在政治隸屬關系的有力保障之下，在經濟和文化上互為余補的利益機制驅動下，西藏民族與祖國內地各族之間的關系全面發展，領域之廣，形式之多，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大大超過以往，其史證繁多，難以盡述。略舉其要者，不論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及其政權的變遷、活佛轉世制度的建立以及達賴喇嘛世系和班禪額爾德尼世系的脫穎而出，還是以茶馬互市為代表的西藏與祖國內地間持續不斷的各種經濟貿易交往，以八思巴為代表的西藏高僧和貴族在歷代中央政權體系內的任職，以及中央王朝官員、軍隊之駐藏，或是《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及金瓶掣簽制度的頒布與實施，“永樂版”、“萬歷版”及“北京版”等多種版本的藏文《大藏經》的刊刻與流通，八思巴文在元朝中央的使用和清朝乾隆皇帝親自主持將藏文大藏經譯成滿文和蒙文等等，無不深刻揭示著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之間的互動關系日益全面和密不可分。

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以共生互補的經濟文化聯系和根本趨同的政治利益為紐帶，通過悠久的頻繁交往，各民族之間形成了親密的文化、血統關系和深厚情誼，形成了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感和依賴感。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擴張運動和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漸次展開以及現代國家意識的逐漸普及，在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中國各個民族都已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已經結合成為相互依存、和同一家而不能分割的整體。藏族人民已經理所當然地將自己視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祖國其他各族人民也都順乎自然地將藏族人民視為兄弟姐妹。中華民族是中國56個民族的總體認同，是高層次的民族實體；在中華民族內部，56個民族都同屬一個基本層次，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員。

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與其他55個民族一起共同締造了我們偉大的祖國。西藏是我國藏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是我們偉大祖國神圣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近現代歷史學家從悠久的中國歷史進程中得出的基本結論之一。如果我們把時間回溯到18世紀下半葉，定格在英國殖民者武裝砸開鎖閉著的中國對外貿易大門之前，則會發現原來這些歷史學結論早已就是當時西藏民族的自覺意識和接待外國來人的處事原則。1774年，充當英國在南亞地區拓展殖民地重要工具的東印度公司派出了一位叫做波格爾（GeorgeBogle）的代表來到西藏，要求“開辟一個西藏與孟加拉人民平等通商的聯系”[1]。對此，后藏的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和前藏的拉薩官員都以“西藏是中國屬地，屬于中國大皇帝管轄”給予了回絕。

“西藏是中國屬地，屬于中國大皇帝管轄”的閉門羹消弭不了英國殖民主義者進行殖民擴張與經濟掠奪的強烈欲望，繼續在西藏進行滲透，直接向清朝政府吁請和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走私貿易，直至武裝侵略與強行通關，一步步把在封建主義道路上日趨沒落的中國拖下了被人欺侮、險遭肢解的半殖民地深淵。面對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反帝愛國，是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的歷史選擇，也是西藏民族的必然選擇。藏族人民與中國其他各族人民之間歷史形成的患難與共的親密關系，從此進入新的階段。藏族人民傾心內向、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愛國主義傳統從此得到了充分展現。1888年和1904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采取一致行動，共同領導西藏抗英戰爭。西藏僧俗軍民在隆吐山、曲米辛果、江孜等地浴血奮戰，英勇抗擊滅絕人性的英帝國主義侵略軍，用滿腔鮮血和寶貴生命，鑄就了捍衛祖國的豐碑。

在公開掠奪、武裝侵略失敗之后，自20世紀初葉起，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為實現其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險惡目的，又玩起了新的手法，竭力在西藏民族內部豢養英帝利益的代言人、培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各種歷史資料充分證明，近代以來以西藏名義發生的所有危及到中國主權的陰謀和事件，莫不與帝國主義勢力從中作祟有關。與帝國主義勢力針鋒相對，藏族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始終鍥而不舍。

從民國初期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及至1959年，帝國主義勢力極盡造謠蠱惑、軟硬兼施、顛倒黑白之能事，并唆使親帝分裂分子興風作浪，百般阻撓中國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權，竭力離間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系，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在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西藏的反帝愛國力量為維系、促進、發展西藏地方與祖國、與中央政府的關系進行了異常艱苦的努力，至少有數千人在這場殊死斗爭中舍身取義，為捍衛祖國和民族的利益而光榮捐軀。

歷史的潮流不可抗拒。民族的利益是一個民族進行歷史選擇的根本動因，西藏民族根本利益的制衡作用和最終取向，不是帝國主義勢力所能左右的，也不是親帝賣國分子所能任意擺布的。有著深厚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的西藏反帝愛國力量，代表著西藏民族的根本利益，決定著西藏社會歷史選擇的方向，恰恰是這種選擇，注定了親帝賣國勢力的必然失敗，而忠實代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則加速了他們的滅亡。

在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家庭里，西藏人民同國內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樣走上了幸福的康莊大道，獨立自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日見繁榮昌盛，這是一直心存肢解、削弱中國幻想的帝國主義者們所最不愿意看到的現象。為了打壓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一方面公開支持一中一臺、阻撓和限制中國大陸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正常交往，一方面又秘密將西藏一部分分裂勢力帶到了境外，以關心所謂“西藏問題”之解決的姿態，在臺前幕后不斷變換手段進行各種企圖分裂西藏的行為。

歷史的真實不是心懷叵測者所能隨意歪曲和改變的。一首歷史久遠的藏族民歌，貼切地形容藏族與漢族等兄弟民族的關系像茶、鹽、酥油溶合而成的酥油茶一樣，相互交融，缺了誰都不行，誰也離不開誰。當代藏族人民則用更為直白的語言唱出了這樣的歌：“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媽媽叫中國。”聽了這些充滿深情的歌，對于藏族之與中華民族的內在關系，還會再是一個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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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奇遜：《印度及其鄰國的條約、協定和證書集》（C.U.Aitchison,“A Collection of Treaties，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Neighboring Countries”,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Central PublicationBranch）,加爾各答：印度政府中央出版社分社，1929年，第51－52頁。轉引自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爭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