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舉行紀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學術報告會，與藏學界的同行和各方面的朋友們共聚一堂，探討西藏的發展和藏學的有關問題。

下面，就我國藏學50年的發展和對未來的展望，談一點個人的看法。

當代中國藏學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建立、繁榮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伊始，黨中央、中央政府和毛主席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一批藏學家加入了進軍西藏的行列，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調查、研究西藏問題，撰寫了一批調查報告和學術專著，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政策建議，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組織中國科學院及一些高等院校的科學工作者，組成“西藏工作隊”，首次在西藏進行了歷時兩年，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眾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和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先后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社會歷史調查，對西藏和各藏區的社會現狀、歷史沿革、語言文字等基本情況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為西藏民主改革、開創社會主義新時代提供了歷史借鑒和科學依據；同時，這也標志著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具有嚴格科學體系的當代中國藏學開始確立和形成。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7年，鄧小平同志批準編撰出版《藏漢大辭典》，這標志著藏學研究春天的到來。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國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藏學研究也更加生機勃勃、繁榮興旺。回顧中國藏學五十年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振奮和鼓舞。總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機構相繼創建，專業隊伍形成規模

改革開放以前，藏學依托于歷史、語言、民族等相關的科研單位，開展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對藏學事業高度重視，先后建立了一批現代化的研究機構，到目前為止，已達50多所。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西藏社會科學院相繼建立。此后，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區，又先后建立起一批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雖然分屬于社會科學研究、高等院校、國家各級文化部門和民族工作部門等不同的系統，但是圍繞著黨的中心工作和西藏及其他藏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在學術戰線、理論戰線和對外宣傳方面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西藏社會科學院屬于綜合性的學術研究機構，其專業隊伍具有一定規模，研究范圍較寬、涉及學科較多，機構設置較為完善，并且擁有專業出版機構；在各個藏族聚居地區所建立的一批藏學研究機構的特點是：專業隊伍比較精干，研究活動具有很強的區域性和應用性，主要依托當地的地利條件和學術資源豐厚的優勢，重點研究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歷史、宗教等問題，在區域研究中具有突出的優勢，為當地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獻計獻策，是為當地黨政部門服務的智囊和參謀；還有一些研究機構，學科重點突出，研究方向專一，在一定的研究領域里特色鮮明，他們的研究工作是我國藏學事業的重要基礎，是我國藏學研究的堅實根基。

必須看到，在我國的藏學機構中，還有一批專業的出版機構和學術刊物。如中國藏學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和各級民族出版社等；學術刊物有《中國藏學》《中國西藏》《西藏研究》《西藏大學學報》《西藏民族學院學報》《西藏藝術研究》《藏語文工作》《西藏教育》《西藏科技》《西藏地質》等等。他們為我國的藏學工作者搭建了施展才華的舞臺，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發表和出版成果的園地，為我國藏學研究培養了人才、壯大了隊伍。

此外，在我國的一些省區還先后成立了群眾性的學術團體，如：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會，西藏自治區藏學學會、四川省藏學書院、甘肅省藏學研究會、云南省民族學會藏學研究會，以及有關省區的藏語文研究會、《格薩爾》研究會、藏醫研究會、民族語文翻譯協會等。

以上這些，構成了我國藏學研究的主體。

經過五十年的積累和建設，在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具有較高的專業修養、梯隊結構相對合理的研究隊伍。目前，從事藏學研究的專業人員約在千人以上，其中，藏族學者約占半數；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專家約占三分之一。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央民族學院等一些民族院校開設了藏學專業，大量招收培養本科生，80年代中、后期，陸續招收藏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8年，西藏大學第一次招收碩士研究生，填補了西藏培養碩士研究生的空白。從1987年至2000年的22年中，全國培養了一大批藏學研究人才，其中碩士近200名，博士數十名，藏學研究隊伍空前壯大，形成了老、中、青結合，藏漢等各民族學者團結協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員為骨干的藏學研究隊伍的新格局，顯示出中國藏學的勃勃生機。

二、學術研究碩果累累，研究領域不斷擴大

根據《中國藏學書目》和《中國藏學書目續編》的統計，從1949年至1995年的46年間，全國共出版藏學圖書2200余種，其中1992年至1995年4年間出版的圖書就達到700余種；另據統計，1996年至1999年的4年中，藏學圖書的出版已超過1000種。

從1950年至1998年，在全國各類報刊上發表的藏學研究論文或文章約24000余篇，其中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間為3700篇，每年平均120余篇；1980年至1990年的11年間為10300余篇，每年平均940余篇；1991年至1998年達到10100余篇，每年平均1260余篇。這些統計數字所反映出來的是我國藏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和進步。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我國藏學家撰寫和公開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質量的學術著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國藏學在各個領域里的最新研究水平。《西藏佛教發展史略》《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國藏族部落》《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藏族簡史》《藏族歷史年鑒》《西藏歷史地位辨》《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西藏經濟簡史》《青藏高原環境與發展》叢書等等，它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都有所創新或具有獨到的見解，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漢文文獻的發掘，整理和出版，是改革開放以來藏學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領域。據不完全統計，出版了《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西藏歷史檔案薈萃》《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等重要成果約200余種，其中不乏孤本、珍本或首次刊布。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組織編輯的多卷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甘肅、青海、四川、云南省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也已陸續出版，為藏學研究提供大量準確而翔實的檔案文獻信息，使那些沉寂多年的學術資源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掘和利用。

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同樣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已收集到藏文古籍珍本200余部，一批珍稀藏文古籍陸續整理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社整理出版了一批藏文古典名著和歷史檔案叢書。公開發行的藏文古籍已有200多種、100多萬冊。數百年來只有手抄本、木刻本，被禁錮、埋沒的藏文典籍，第一次有了各種裝幀精美的印刷版本。《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漢藏史集》《青史》《紅史》《賢者喜宴》《薩迦世系譜》《多仁班智達傳》《頗羅鼐傳》《噶倫傳》《喜饒嘉措文集》《薩班全集》《根敦群培著作》《布頓佛教史》等藏文古籍出版，在國內外藏學界都引起了強烈反響。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工程浩大的《中華大藏經》（藏文版）的對勘、整理工作進展順利，目前已經出版發行了55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藏學界加強了與國際同行的聯系，積極開展學術交流。翻譯出版了《現代西藏的誕生》《喇嘛王國的覆滅》《西藏的貴族和政府》《西藏中世紀史》《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與西藏》《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國外藏學著作，使中國學者拓寬了思路，學習和了解國外藏學家的科研成果、研究方法和動態，互相取長補短，推動了國內外的學術交流。

對藏族民間文化藝術遺產也進行大規模、系統地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中國戲曲·西藏卷》《中國歌謠集成·西藏卷》等藏族民間藝術和宗教藝術的總共十大部的文藝集成志書將陸續出版。《格薩爾王傳》連續幾個五年計劃期間，被國家列為重點社科研究項目，設立專門機構，搶救、收集流傳在民間的文字和說唱資料，已經整理出4000多萬字的文字資料；發表學術論文1000多篇，出版研究專著30多部。通過藏學工作者的努力，使這一長期零散傳唱的口頭文學變成了一部系統、完整的文學巨著。

西藏的考古和文物研究的進步，推動了藏學研究的深入。考察發現的60余處石器時代遺址、20處古代崖畫、240余處古墓葬，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價值和學術意義。昌都卡若遺址、拉薩曲貢遺址、古格故城，以及大批吐蕃墓葬等的發現，為藏學研究增添了大量實物史料，彌補了文獻資料的不足。《古格故城》《昌都卡若》《拉薩曲貢》《西藏布達拉宮》等一大批以文物考古和古建筑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相繼面世，為藏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研究領域。

近年來，藏醫、藥研究方興未艾，成為我國藏學研究的一個極具魅力的領域。一批藏醫學院和藏醫研究所相繼建立，整理出版了一批古藏醫文獻資料，名老藏醫專家的寶貴經驗得到了及時整理、研究，一批中青年專家開始嶄露頭角，在短短的時間里藏醫學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藏醫名著《四部醫典》和《醫學百科全書·藏醫分卷》《藏醫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飲食學》《新編藏醫學》等數十種專著出版問世，推動了學科的形成與發展。已經成為國際藏學界關注的熱門學科之一。

三、學術交流更趨活躍，推動科研不斷深入

近年來，各藏學研究機構積極開展交流活動，加強協作，舉辦了涉及西藏歷史、語言、宗教、民族、哲學、文學、藝術、教育、天文歷算、藏醫藏藥等單學科或多學科的學術討論論會60余次；組織完成了300多個重要的合作研究課題。全國性和區域性的藏學討論會，與港、臺地區的學術交流，跨學科的學術研討會，學術界與黨政部門的交流等，各種不同形式的學術交流極大地促進了藏學研究的發展。

在改革開放大環境的推動下，國際學術交流與日俱增、不斷加強。我國主辦了若干次國際性藏學研討會，如：《格薩爾》國際研討會、北京藏學討論會、拉薩藏醫藏藥國際研討會等等；我國藏學家出席了第六、七、八屆國際藏學討論會。生動活潑的藏學研究局面逐步形成。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網絡信息技術異軍突起，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可避免地也將進入到藏學研究領域。國外起步較早，與藏學相關的網站已具規模；我國藏學專業或非專業網站也在陸續開通或籌建。網絡信息技術已經成為學術成果表現形式的一種新的載體和形態，開始引起我國藏學界的重視，這個新的技術手段，加快了信息溝通和成果交流，拓寬了藏學研究的表現方式和交流手段，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四、科研領域不斷拓展，學科框架基本形成

古代藏學是以神學占主導地位，以大、小五明為學科體系，有相對完備的理論和方法。近、現代以來，現代科學知識引入、新興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借鑒、運用，特別是在西方人文思想的影響下，藏學研究逐步脫離宗教神學范疇，開始走向社會，貼近現實，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宗教學等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引入和運用，產生了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藏學。這是我國近代藏學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轉折。

建國50年來，我國藏學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學術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繼承了老一輩藏學家的優良傳統，吸收和運用當代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方法、手段，大膽探索，勇于創新，不斷前進，藏學的學科領域逐步擴展，發展成為研究西藏及藏族社會各個方面的綜合性科學。

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宗教學等一些原有的基礎性學科的研究繼續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加強，學術成果不斷推陳出新，研究逐漸由廣度向深度發展。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一些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語言學、法學研究等學科應運而生，快速發展，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體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藏學領域里充滿活力的新生力量。此外，近年來還相繼出現了一些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他們在西藏的建設和穩定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時，也使我國藏學研究體系得到不斷的補充和完善。

概括來說，新中國成立50周年來，我國藏學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我國的藏學工作者堅持學術研究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服務，為西藏及其他藏區的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站在理論和學術的前沿，把握歷史前進的脈搏，作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為21世紀中國藏學的發展繁榮，開拓了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中國藏學任重而道遠。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著眼于國際格局新變化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實踐，提出了新世紀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戰略發展目標。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為藏學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國外藏學研究的新發展、新進步，也使我們不斷面臨著新的挑戰。這就是21世紀的中國藏學所面對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機遇與挑戰并存，耕耘和收獲同在。我們必須奮發圖強，以豐碩的成果，交出一份讓國家和人民滿意的答卷。

（一）藏學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定不移地貫徹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制定的方針、政策

新中國成立以來，藏學領域每一個時期所取得的成就都離不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先后召開了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了不同時期西藏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政策原則，西藏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等各項社會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這一切充分說明，西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祖國大家庭里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這些都有利地促進了藏學研究的繁榮發展。也為藏學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我國藏學將一如既往地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高揚愛國主義旗幟，以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為己任，是我國藏學研究的一個優良傳統和重要特點。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過程中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當前，我們與達賴集團的斗爭，是帝國主義入侵西藏以來長期存在的統一與分裂斗爭的繼續。這場斗爭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大量不可辯駁的事實證明，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目，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制造西藏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

嚴酷的現實斗爭，不可能不反映到藏學研究中來。藏學研究領域始終是與反分裂斗爭相聯系的，藏學研究工作者必須肩負起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歷史責任。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新世紀藏學研究的神圣使命。

圍繞著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主權隸屬關系，我國藏學家做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充分說服力的學術論著，贏得了世界公眾輿論的贊同。針對達賴集團和國際反華勢力散布的“西藏人權被踐踏”的謬論，藏學家運用長期的、深入的社會調查資料，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正本清源，用事實充分說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級政府為保障和促進西藏地區人權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西藏的人權事業在不斷進步。

在新世紀，我們的藏學家將繼續牢牢抓住“兩權”這個主題，不斷取得優秀的成果，推出高質量的新著。

（三）中國藏學研究要始終堅持為西藏及其他藏區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為西部大開發戰略服務的科研方向

黨中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這是面向二十一世紀全國發展的大戰略，大思路，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繁榮有著重大的意義。

藏學是一門實踐性和應用性很強的科學，科學只有深深植根于火熱的現實生活和歷史發展潮流，才會永葆青春。中央的決策，為藏學研究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我國的藏學應該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高度總結歷史、探索未來，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和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科學的依據。

（四）藏傳佛教對藏族社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加強對西藏宗教問題研究，是我國藏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對藏族宗教方面的研究，古已有之，成果顯著。然而，對藏傳佛教的許多現實問題和深層次研究工作相對薄弱。在這個方面，達賴集團利用宗教，編造謊言，欺騙世界輿論。因此，加強對宗教的現實課題和深層次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這對于“全面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充分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維護西藏的社會穩定、揭露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分裂活動，使世人了解真實的西藏，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五）繼承和弘揚藏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如何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是中國藏學研究的一項長期任務

在整理、發掘、保護和研究藏族優秀傳統文化遺產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這些，不僅展現了藏學研究的成果，也為西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結合的研究，開辟了途徑。在新世紀，我們對藏族傳統文化的整理和研究，無論是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還是在學習借鑒其他民族乃至全人類現代文明方面的研究，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方面的研究，都必須大大加強，以便更好地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西藏服務。

（六）努力提高藏學科研人員的總體素質，開創藏學研究工作新局面，這是全國藏學研究工作者的共同任務

加強科研隊伍建設，全面提高研究人員的素質，同時還要拓寬途徑，加大培養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高學歷、高層次、高素質的藏學研究專門人才的力度。從根本上說，科研工作就是不斷創新，因此，觀念更新、方法更新，手段更新，是不斷提高藏學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藏學繁榮的重要階梯。

必須努力探索和逐步構建適應時代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藏學理論和研究體系，重視基礎，加強應用，爭創一流，勇攀高峰，使藏學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上，建立在現代化的科研手段上。２１世紀是信息時代，電腦化、網絡化已經引起科研手段的革命。我們必須迎接這一挑戰。

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為學術研究不斷注入新的活力，使我國的藏學研究永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把我國的藏學研究再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中國藏學工作者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