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的來源問題，一直是少數民族史研究中比較復雜的一個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研究又不能離開少數民族自身的、充滿神秘色彩的早期歷史文獻記載與族源傳說，藏族“四氏族”、“六氏族”傳說即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在古代藏族歷史研究中，對于這樣一些問題，如果不能正確理解其形成背景、真實文化內涵，往往會誤入歧途。本文試圖就藏文史書中比較流行的“四氏族”、“六氏族”傳說略作分析，期有裨益于藏族古代民族形成傳說問題的研究。

一、藏文史書中有關“四氏族”、“六氏族”繁衍吐蕃人種的說法

關于西藏地區人類起源，以及藏族來源的問題，在學術界至今仍然是一個聚訟未決的問題，“四氏族”、“六氏族”繁衍吐蕃人種的說法，在公元十世紀以后，也就是藏族佛教史書所說的“后弘期”的藏文史書中，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由于吐蕃時代的藏文資料十分匱乏，而《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這樣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對早期傳說缺乏更詳細的記載，要了解上古時代的民族起源傳說，后弘期的資料盡管存在很大疑問，卻依然是人們不能忽視的資料。而要使用這些資料，毫無疑問，必須先做甄別資料真偽的考證工作，只有對傳說資料進行批判地分析，才能從中看到一些閃亮的火花，給我們探索藏族上古歷史提供新的希望。

“四氏族”和“六氏族”的說法均見于藏文史書記載，而且相互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漢藏史集》記載了“四氏族”的說法，該說稱：“內部四族系為東氏（stong）、董氏（ldong）、塞氏（se）、穆氏（rmu）等。據說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人……。”（1）同書還說：獼猴和巖魔女結合生出子孫后，因為爭奪谷物而產生不和，“人類分成四個部落，即塞（se）、穆（rmu）、東（stong）、董（ldong）四個族姓。吐蕃人大多都由這四大族姓分化而來。”（2）這里講的都是“四氏族”，由此我們知道，一般所說的“四氏族”是指：東氏（stong）、董氏（ldong）、塞氏（se）、穆氏（rmu）。

《漢藏史集》同時還引證了當時一些學者有關吐蕃原始氏族組成的說法，文謂：“孫康巴（son－khams－pa）等人說，吐蕃最初的姓氏為查（dbra）、祝（vbru）、董（sdong）三姓，加上噶（lga）成為四姓，再加上兩個弟弟韋（dbas）和達（rta、brdav），成為吐蕃的六族姓。然而，在觀世音菩薩沒有以慈悲鼓動圣猴和巖魔女結合之前，吐蕃地方并沒有人類存在，因此所謂的六族姓也是由上述的四個族姓派生出來的。還有塞、瓊、查氏與穆、察、噶氏的后裔等多種說法，也是同一道理。”（3）所謂吐蕃地方在觀世音菩薩鼓動圣猴與巖魔女結親之前沒有人類的說法之荒誕不稽，我們姑且不論。而作者肯定“六氏族”是由上述四氏族派生出來的說法，無疑道明了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可以說，“四氏族”就是“六氏族”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加上“韋”、“達”兩氏族構成“六氏族”（當然“四氏族”本身的構成也出現新的分歧）。

有關“六氏族”的說法更為流行，《朗氏宗譜》記載，高原人類是由土、水、火、風、空五大元素之精華形成的卵生成的，先在天界，后來來到人間。其中恰爾達·達查阿魏是天神世系的末代和人間世系的初祖。傳若干代后，有赤吉唐年（khri－rje－thang－snyan）出，他的兒子阿聶木思赤多欽波（a－nye－mu－zi－khri－to－chen－po）娶妻年莎夏米瑪（snyan－za－sha－mig－ma），生三子：長子波秋董（spos－chu－ldong），第二子是塞瓊查（se－khung－dbra），第三子阿夏祝（a－lcags－vgru）。阿聶木思赤多欽波又娶穆薩拉姆（dmu－za－lha－mo），生子穆查噶（dmu－tsha－dgav）；再娶扎桑冬瑪姆（brag－srin－gdung－dmar－mo），生子魏（dbal）和達（zla）二昆仲。（他們）是原人的祖宗。

在六兄弟中，長子波秋董傳出十八貴人，繁衍為董氏十八大氏族，其中膚色紫黑的是董氏顯貴六族和尊者六族。第二子是塞瓊查，查氏種姓有黑、白、花三個支系。查氏最初有九大偉人；有膚色紫黑的十昆仲；有古朋查（dgu－vbum－dbra）六昆仲。第三子阿夏祝。祝生九子，他們擁有堅不可摧的解脫地八處。第四子穆查噶傳出達瑪（dar－ma）七昆仲。第五子魏和第六子達二人居住在大區之交界處。這就是吐蕃六原人產生的情況。（4）依照這一說法，吐蕃的原始人種分別由：董（ldong）、塞（se）、祝（stong）、穆（rmu）、魏（dbas）、達（bsdav）組成的，由他們分別形成了六個大的氏族，并不斷繁衍，形成了藏族。（5）

《漢藏史集》關于六氏族的記載與此略異，該書稱：“吐蕃人的族系又分為六支的說法是：最初，在瑪卡秀雅許地方的上部有什巴（srid－pa）之王子，名叫亭格（thing gi），生有三子，分為漢、吐蕃、蒙古。吐蕃人名叫赤多欽波，他生有六個兒子，即查（dbra）、祝（vgru）、董（ldong）、噶（lga）四位兄長及韋（dbas）、達（bsdav）兩位弟弟，共計六人。”四位兄長各娶本族女子繁衍后代，“韋”和“達”兩個弟弟在漢藏交界地方，娶了當地的達塔貢瑪（mdav－dar－gong－ma）為妻，分別繁育后代，形成吐蕃的部眾。（6）

“六人種”的具體內涵也有多種表述方式或者不同內容：《漢藏史集》記載為：董（ldong）、噶（lga）、查（dbrav）、祝（vgru）、韋（dbas）、達（bsdav）；（7）《朗氏家族》、《漢藏史集》記載為：董（ldong）、塞（se）、祝（dbra）、穆（rmu）、韋（dbas）、達（bsdav）；（8）《如意寶樹》等記載為：塞（se）、穆（rmu）、董（ldong）、東（stong）、查（dgra、dbra）、祝（gtsug）；（9）苯教文獻還記載了另一種說法：世界最初的“六大使者”為恰、祖、年、益、嘉木、穆神，他們是古代藏族的祖先部落。（10）這樣，所謂“六氏族”至少有四種不同的版本。《漢藏史集》中就有兩種稍有差異的版本，一種是：董（ldong）、噶（lga）、查（dbrav）、祝（vgru）、韋（dbas）、達（bsdav）；另一種是：董（ldong）、塞（se）、祝（stong）、穆（rmu）、韋（dbas）、達（bsdav）。吐蕃王族的祖先鶻提悉補野，據說即是恰族的后裔，敦煌古藏文寫卷P.T.126Ⅱ提及了穆族，恰和穆還存在著緊密的聯姻關系。（11）筆者認為，要考證出“四氏族”或者“六氏族”究竟是由哪個四個，或者六個氏族組成，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吐蕃民族是由許多部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其具體成分也決不止于“四氏族”或者“六氏族”，可以肯定的是，文獻中涉及的諸部落都是吐蕃民族的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從加入吐蕃民族的高原諸部進入吐蕃共同體的時間，來分析這些傳說形成的背景，從而確定其真偽與緣由。

“四氏族”或“六氏族”形成西藏地方民族的說法和吐蕃時代藏文史書的民族來源傳說存在一定的差異。《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所記載的民族起源傳說，在地區上只涉及雅隆河谷地區，在民族上主要只涉及吐蕃悉補野等部。該說謂：神猴和巖魔女在成親后，他們最早的活動地方就是今山南乃東的澤當地方，改食谷物后耕耘的第一塊農田在雅隆索塘，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贊普，第一座城堡雍布拉康，以及第一座城鎮瓊瓦達孜都沒有離開山南乃東和瓊結兩縣地境。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吐蕃時代的藏文文獻所記載的吐蕃人類、民族，乃至王族來源，都與山南地區有關。

和早期的人類和民族來源傳說相比較，“四氏族”和“六氏族”的記載完全屬于不同時代、不同系統的另一種傳說。目前能夠看到的材料顯示，這類傳說出現在公元十世紀以后的藏文史書當中，所反映的主要是吐蕃王朝時期的史實或者人類的認識。如果對這些部落的地理分布進行一番分析，還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

二、“四氏族”、“六氏族”的地理位置及其與吐蕃王族關系的分析

對于雅隆河谷吐蕃人的傳承，以及他們擴大后的活動范圍，《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也有記載，這就是活動在吐蕃本部地區的十二小邦，它們的活動范圍大致如下：

象雄--在今后藏西部及阿里、拉達克一帶，漢文史籍稱為大、小羊同地區，其都城為瓊隆銀堡壘，在今阿里扎達縣境內的曲龍地方。藏--在娘若切卡地方，即今后藏年楚河流域地區。羅昂--在娘若香波地方。森波--在巖波，即今天拉薩河以北林周縣的彭波，囊日倫贊時改名。吉--在吉若，即今拉薩河流域。工--在工布地方，即今林芝地區境內。娘--在娘地方，即今林芝地區的尼洋河流域。達--在達地方，在今林芝地區境內。亞松--在松地方，即后來的蘇毗，在今那曲、唐古拉山南北一帶地區。（12）除了工布、達布（今拉達克）和蘇毗等地區稍微遠離吐蕃早期文明中心（或者悉補野家族發祥地）之外，其他各部都在前后藏地區。在時間上說，它反映了吐蕃王朝中期，或者離開山南地區逐漸占據青藏高原廣大地區，并建立統一王朝之后的一個時期的情況。同更早時期，只限于記述山南地區雅隆悉補野一部活動范圍的情況有所不同，也與后來的“四氏族”、“六氏族”說存在差異。

“四氏族”、“六氏族”組成高原地區人類或者藏族先祖部落的說法，是對吐蕃王朝統一青藏高原地區各部，勢力極盛時期藏族部落組成的描述或者構擬。該“四氏族”或“六氏族”地理位置，經過法國著名藏學家石泰安先生的考證，可能存在著許多問題，即被認定為原始祖先的這些部落，并不活動在吐蕃核心部落的發祥地山南地區，而大多是在藏東、川西民族走廊地區。（13）目前可以確定的六氏族之一的“董氏”（ldong），即是在今西藏東部、青海南部、甘肅南部和四川西部等地區活動頻繁，影響巨大的“黨項”部落；而“塞氏”（se）則是藏文中的“阿夏”（A－zha），也就是漢文史書記載的“吐谷渾”；“東”（stong）主要是指蘇毗。史料記載：“蘇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澤部落，數倍居人。蓋是吐蕃舉國強授，軍糧兵馬，半出其中，……”（14）說明吐谷渾和蘇毗在吐蕃軍隊擴張中的重要作用。“穆”（rmu）在很多情況下是指象雄。（15）

《舊唐書》和《新唐書》“東女傳”記載：“貞元九年七月，其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侄薛尚悉囊、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悉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附。……”（16）這里的“悉董國”就是“董”（ldong或sdong），而“湯立悉”，疑即“東”（stong rigs），而“哥鄰國”則是“噶”（lga）。它們大多都和“董”有關系，如哥鄰國王是董臥庭、弱水國王是董辟和、咄霸國董藐蓬，說明它們都是“董氏族”的一個分支，也就是說，它們都和“黨項”有關聯。這和藏文史書中關于“董氏族”有十八分支的說法可以相互印證。

《漢藏史集》在記述江孜法王的世系時這樣描述旦麻地區：“在北方的蒙古與吐蕃交界處的附近，有一塊象牦牛形狀的大磐石。牛嘴朝向東方。從牛背后流出來一條河，叫做察杰藏布(tsha-skye-gtsang-po)。它在西面流。從牛前面流出的一條河，叫做牦牛河(vbri- chu，長江上游的通天訶)，它在東面流過丹瑪 (1dan-mavi-yul)。它的北部流域是丹寧(即丹瑪的河陽)。南部流域是丹斯布(即丹瑪的河陰)。這條大河谷的偏下部分。有漢地蒙古的一條大驛路將其分為兩部分。上部即是上丹瑪。叫做噶巴域(lga-pavJ-yuJ)。在丹瑪河口的部分叫做哉務域（tre-bovi-Yul），有一統治噶、丹瑪、哉務三部分的王族。最初，法王赤松德贊的時期，有一個名叫丹瑪則孟的大譯師。另外還出過名叫丹瑪·卻吉絳曲的法王和丹·絳赤、絳瑪等瑪桑神的化身。其血統高貴的來歷是，吐蕃地方最初的人類的族姓有四大族姓、六大族姓的說法。而他們是其中的穆察噶氏的后裔。”（17）這里清楚地說明，作為西藏“六氏族”之一的“噶氏”位于長江上游通天河流域玉樹稱多地區。元朝時期八思巴的弟子，噶（lga）·阿尼膽巴貢噶扎巴（1235－1303）即是這里人，也是噶氏的后代。

我們可以看到，在“六氏族”中，除了本教文獻記載的一組“六氏族”構成中大多在今西藏本部地區之外，（18）其他各組中諸氏族大多都不在西藏本部地區，也就是不在雅魯藏布江兩岸，即前后藏地區。塞（se）、穆（rmu）、東（stong）、董（ldong）四個族姓，全不在西藏本部地區，只有穆與吐蕃贊普祖先有密切的血緣關系，其他都無瓜連。而“六氏族”中，活動在吐蕃本部地區大概只有“韋氏”（dbas）一部。此外，“六氏族”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相互聯系十分緊密，在其中穆又和象雄聯系在一起，合稱穆象雄，祝又和阿夏（吐谷渾）聯系在一起合稱祝阿夏，東又和多彌聯系在一起，合稱東多彌，董氏又和黨項聯系在一起，合稱董木雅，盡管如此，這些部落或者族群卻都不是原始吐蕃人的核心部落，也不居住在雅隆河谷地區，把他們說成是吐蕃原始部落的核心部分，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四人種”和“六人種”的說法無法反映吐蕃地區人類來源的全貌，在沒有包含雅隆吐蕃部落的情況下，也很難說它是準確和全面的描述。

三、“四氏族”、“六氏族”構建吐蕃人種說產生的年代與目的

毫無疑問，有關西藏人類來源，或者部落起源的諸種說法都不是憑空捏造的，事實上它們都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四氏族”、“六氏族”的說法是吐蕃王朝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個階段依照我們的看法，就是吐蕃王朝勢力擴張到整個青藏高原地區之后逐漸形成的。由于吐蕃時代的文獻保存下來的很少，我們無法探知其初始見諸史籍的情形，但是公元十世紀以后的藏文史書開始大量談論“四氏族”、“六氏族”的問題。從藏文資料有關族源的記述來看，我們已經知道它反映了三個時代歷史，并包含內容越來越多的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主要反映吐蕃王族祖先雅隆悉補野部落來源及相關歷史問題的傳說，可信的資料主要見于《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的有關記載。第二種說法主要反映吐蕃王朝建立前后，以雅隆河谷地區部落為核心的各個相關部落活動情形的傳說，有關本階段事實的記載，既見于《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又見于公元十世紀以后藏文資料的記載，這就是所謂“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或“四十小邦”。（19）這一時期，除了雅隆吐蕃部落之外，象雄、工布、達布等地區均已納入吐蕃治下。第三種說法就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四氏族”、“六氏族”構建吐蕃人類或民族說，它是在吐蕃王朝占領整個青藏高原地區之后出現的，以吐蕃吞并白蘭、吐谷渾、黨項、多彌眾多民族部落為歷史背景而產生的。

“四氏族”、“六氏族”說反映的史實是吐蕃王朝建立，并將勢力擴張到整個青藏高原地區之后的歷史，由于統一的現實需要，在吐蕃王朝時期業已開始了對這種統一的自我認同，它首先是從政治層面開始的。吐蕃在唐朝的交往中一直以“大蕃”（bod－chen－po）自稱，以便和“大唐”對應。所謂“大蕃”就是包含著吐蕃和被吐蕃征服的各民族和部落的吐蕃王朝。可以確認的是，“四氏族”、“六氏族”的認識要晚于吐蕃對青藏高原地區黨項、白蘭、吐谷渾等各族的征服及融合，大致形成與吐蕃王朝統一和鼎盛時期，與吐蕃強烈的政治需要相適應而產生的。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文獻資料，有關“四氏族”、“六氏族”形成藏族的說法見諸公元11—12世紀前后的文獻記載。

公元十世紀以后的所謂“掘藏文獻”開始記載所謂“四氏族”、“六氏族”的傳說。《柱間史—松贊干布遺訓》記載，吐蕃祖先是由猴子和羅剎女后裔形成并分化為“四氏族”，即董（ldong）、東（stong）、塞（se）、穆（rmu），而且分別管轄衛藏四如：董（ldong）部族管轄玉如（gyu－ru），東（stong）部族管轄耶如（gyas－ru），塞（se）部族管轄云如（gyon－ru），穆（rmu）部族管轄烏如（dbu－ru）。該書還提到，當時存在贊普后裔的分類和其他諸族的分類等多種劃分方法。（20）也有一些著述，并非全部接受有關“四氏族”、“六氏族”的說法，而是忽略漫長的中間環節，直接把吐蕃的王統直接和印度王族聯系起來，薩迦·索南堅贊的《西藏王統記》即是。（21）吐蕃民族起源的說法，不僅充滿神話彩色，而且也存在很大的歧異。

當代關于藏族形成的時間問題，學術界也存在不同說法，主要有兩種：一種說法認為，藏族形成于吐蕃王朝時期；另一種說法認為，藏族形成于公元10－11世紀。這里主要涉及的是認定標準問題。按照傳統標準（也就是斯大林有關“民族”的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里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22）這一標準劃分，依然有不同理解：如果把雅隆吐蕃作為古代藏族的話，那么它的形成時間至少應該在公元7世紀以前；如果把吐蕃的核心部落，也就是雅隆吐蕃、象雄、蘇毗的統一與融合作為藏族形成的時間，則藏族在吐蕃王朝時期業已形成；而如果除考慮共同地域、經濟、語言等因素之外，還充分考慮民族文化心理與思想意識因素，把高原地區諸多民族和部族融入吐蕃作為形成標志的話，則藏族的形成時間還會晚一些，也就是公元10－11世紀前后。本文所討論的西藏人類起源問題傳說，實際上也涉及到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問題，應該說，作為一種理論“四氏族”、“六氏族”它主要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因素，而不僅僅是一段歷史的重新認識問題。應該說，“四氏族”、“六氏族”說，就是對上述后一種民族劃分的諸多確認形式之一，也就是文化心理素質的認同問題。

“四氏族”、“六氏族”構建吐蕃人種的說法，既反映了藏族是在融合青藏高原地區各個民族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這一客觀事實，又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即通過構擬人類來源的理論（實際上應該是藏民族來源，這里被擴大了，追索到遠古時代）來宣揚高原民族本屬一家的思想，也有為吐蕃在青藏高原地區的一統服務的功能。毫無疑問，無論“四氏族”，還是“六氏族”的哪一種組成，以及其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后來不斷壯大的藏族的祖先來源之一，說它們是藏族的來源并沒有什么不對，只是反過來說它們是高原人類來源的幾個分支，卻有不夠確切的地方。

此外，如果藏文史書有關“四氏族”、“六氏族”組成的說法不誤，而這些部落又都基本是古代西羌人的部落，那么誠如石泰安先生所說的那樣，漢文史書說吐蕃來自西羌的說法并沒有錯，（23）至少其基本部眾應該是漢文史書中記載的西羌，這樣《新唐書·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的說法也許是抓住實質的一種藏族來源說法。

本文探討了藏族古代傳說中的“六氏族”或者“六人種”的形成與民族走廊各族之間的關系問題，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一）藏族古代的“六氏族”是隨著雅隆河谷吐蕃部落不斷擴大而逐漸形成的，而不是像傳說中所展示的那樣，是由一個氏族或家族分蘗出來的，六氏族中的大多數不在山南，以及許多古老的山南部落不在“六氏族”中就是鮮明例證。（二）“六氏族”組成青藏高原古代民族基本成分的說法，反映了藏族古代史家對高原地區非雅隆吐蕃人歷史地位的重視，以及對他們在吐蕃民族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之認定。（三）民族走廊古部族都是青藏高原地區的原住民，他們的歷史十分悠久，而且都和古羌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是華夏古文明的創造者之一，也是古代青藏高原地區各族與內地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橋梁與溝通者，在西南西北地區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國古代民族文化交流與發展史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四）“六氏族”的說法很可能形成于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是吐蕃王朝大一統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為了維護吐蕃的統一，以及把新征服的以古羌人部落為主的各個部落或者民族融合起來，統治者需要，事實上也制造了與青藏高原統一相適應的理論，這就是“六氏族”理論，它在后弘期的文獻中保留了下來，對于認識藏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注釋：

（1）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頁；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頁。

（2）阿底峽發掘，盧亞軍譯《柱間史—松贊干布遺訓》，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頁；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頁，第126－127頁；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頁，第80頁。

（3）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6—127頁；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頁。

（4）大司徒·降曲堅贊著《朗氏家族》藏文本第6－7頁；贊拉·阿旺、佘萬志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3－6頁。

（5）大司徒·降曲堅贊著《朗氏家族》藏文本第5－7頁；贊拉·阿旺、佘萬志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6頁。

（6）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14頁，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3頁。

（7）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6－127頁；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頁；松巴·益希班覺《松巴佛教史》藏文本，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88—289頁。

（8）大司徒·降曲堅贊著《朗氏家族》藏文本第6－7頁；贊拉·阿旺、佘萬志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3－6頁；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第12—13頁；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3頁。

（9）松巴·益希班覺《松巴佛教史》藏文本，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88頁。

（10）桑木旦·噶爾美著，耿升譯《“黑頭矮人”出世》，載《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五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249頁。

（11）褚俊杰：“吐蕃遠古氏族‘恰’‘穆’研究”，載《藏學研究論叢》第2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參閱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民族出版社 1992年等。

（13）石泰安著，耿升譯《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40—149頁。

（14）哥舒翰《奏蘇毗王子悉諾邏降附狀》，《全唐文》卷四百六。

（15）石泰安著，耿升譯《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86—90頁。

（16）《舊唐書》卷197列傳147南蠻·西南蠻·東女國；《新唐書》卷221列傳第146上西域上·東女。

（17）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72－373頁；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頁。

（18）石泰安著，耿升譯《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40—149頁。

（19）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173頁。

（20）阿底峽發掘，盧亞軍譯《柱間史—松贊干布遺訓》，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頁。

（21）薩迦·索南堅贊《西藏王統記》（或作《王統世系明鑒》），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54—55頁；劉立千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頁。該書引證《柱間史》、布頓《佛教史大寶藏論》等書，省略了獼猴和羅剎女四百后裔形成諸部族的環節，而認為吐蕃王族祖先聶赤贊普來自印度。

（22）斯大林《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1929年3月18日），曹葆華、毛岸青譯，人民出版社1951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 1955年第286-305頁。

（22）石泰安著，耿升譯《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年第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