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活動于中央朝廷的藏族僧人中，除大元帝師八思巴之外，地位最高、聲名最顯赫、對元朝宮廷影響最大的當數生前受封為國師、去世后被追封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的膽巴。漢文史籍《元史》、《歷代佛祖通載》中對他的事跡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元代書法家趙子昂所書《大元敕賜龍興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之碑》(簡稱《膽巴碑》)[1]，字體秀美、神采煥發，于規整莊重中見蕭灑超逸，被推崇為趙體行楷書法的代表作，因此件碑文拓片久為我國研究金石及書法的學者所重視，膽巴的聲名也隨之廣為眾多學者所知曉。1955年，斯里蘭卡佛教徒為紀念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要求各國佛教學者給予支持和合作，中國佛教協會遵照周總理指示組織編寫的條目中，元代藏族僧人收有膽巴、八思巴、布敦·仁欽珠等三人，其中張建木先生所撰的膽巴一條已收入中國佛教協會編的《中國佛教》一書的第二輯，由此可見我國佛教學者對膽巴的重視。但是，因為在藏文史料中發現的有關膽巴的記載很少，所以迄今一些文章和書籍中對膽巴的記敘還不夠詳細準確。近年來，隨著對元代藏文史料的處理以及在青海玉樹和四川甘孜兩個藏族自治州的社會歷史調查的開展，我們對膽巴的生平事跡有了一些新的了解，鑒于膽巴在元代藏族史及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依據這些資料和漢文史籍的記載，對膽巴國師再作一番考察，錯漏之處，尚請指正。

一

關于膽巴國師的生年，各種資料中沒有直接的明確記載。《元史·釋老傳》說：“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只是說膽巴約與八思巴同時。因此，我們只能依據膽巴的卒年來推算其生年，《元史·釋老傳》在敘述膽巴事跡后說：“大德七年夏，卒”。《歷代佛祖通載》卷三十五載：“大德七年，膽巴金剛上師歿”，“癸卯夏，師示寂”。《膽巴碑》說；“大德七年，師在上都彌陀院入于涅槃，現五色寶光，獲舍利無數”。可見各種史料一致認為膽巴卒于大德七年即公元1303年。《歷代佛祖通載》又稱膽巴“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六十二”，由此推算，膽巴當生于1230年，比生于1235年的八思巴年長5歲。

至于膽巴的出生地，《元史·釋老傳》和《歷代佛祖通載》都說他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膽巴碑》也說：“師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突甘斯亦作朵甘思，為藏語 mdo-khams的音譯，是指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專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在藏族傳統的地理劃分上稱為康區。有的學者認為旦麻即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鄧柯縣，因此膽巴即是鄧柯人。但是旦麻（亦作丹瑪）在歷史上是指長江上游通天河流域的廣大地區，鄧柯只是它的一部分。《漢藏史集》在記述江孜法王的世系時這樣描述旦麻地區：

“在北方的蒙古與吐蕃交界處的附近，有一塊像牦牛形狀的大磐石。牛嘴朝向東方。從牛背后流出來一條河，叫做察杰藏布(tsha-skye-gtsang-po)。它在西面流。從牛前面流出的一條河，叫做牦牛河(vbri chu，長江上游的通天訶)，它在東面流過丹瑪 (1dan-mavi-yul)。它的北部流域是丹寧(即丹瑪的河陽)。南部流域是丹斯布(即丹瑪的河陰)。這條大河谷的偏下部分。有漢地蒙古的一條大驛路將其分為兩部分。上部即是上丹瑪。叫做噶巴域(lga-pavi-yul)。在丹瑪河口的部分叫做哉務域（tre-bovi-yul），有一統治噶、丹瑪、哉務三部分的王族。最初，法王赤松德贊的時期，有一個名叫丹瑪則孟的大譯師。另外還出過名叫丹瑪·卻吉絳曲的法王和丹·絳赤、絳瑪等瑪桑神的化身。其血統高貴的來歷是，吐蕃地方最初的人類的族姓有四大族姓、六大族姓的說法。而他們是其中的穆察噶氏的后裔。”[2]

這里所說的察杰藏布即發源于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的扎曲。它南流至西藏昌都專區后稱瀾滄江，經云南流至老撾、泰國稱湄公河，再經柬埔寨、越南入南海，它與長江源頭的南源即發源于雜多縣的當曲確實只有一山之隔。因此，《漢藏史集》所說的朵甘思旦麻的區域，包括通天河、扎曲河兩河流域。即玉樹藏族自治州的稱多、玉樹兩縣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鄧柯、石渠兩縣。其中，稱多縣一帶屬于上丹瑪，即噶巴域，稱多縣的南部(今歇武鄉)及玉樹縣的東部即哉務域，鄧柯、石渠兩縣屬于下丹瑪。這樣，依據膽巴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的記載，只能確定膽巴是這一區域的人，要確定具體地點還需要參考別的資料。

1988年人們在玉樹地區進行社會調查時，發現玉樹廣泛流傳著關于八思巴和他的弟子噶·阿年膽巴·貢噶扎巴的故事。據稱多縣稱文鄉尕藏寺的活佛和僧人歷代相傳，當八思巴受封為國師從大都返回薩迦，途經今天稱多縣的噶哇隆巴地方時，在該地舉行了盛大的法會，聚集僧俗信徒達一萬多人，八思巴升座講經說法，傳授灌頂，自此以后，噶哇隆巴就得名為‘稱多’（khri-vdu，意為萬人聚會），近代在稱多地方設縣，稱多又成為縣名。由此可以推知，今稱多縣即噶哇隆巴，也即是《漢藏史集》所說的噶巴域。

與此有關的另一個例證是至今玉樹民間仍稱“稱多”為“噶稱多”，稱多縣城所在地周均北面的東程寺的全名即是“噶稱多東程散丹群科林”，即“噶稱多地方的東程靜慮法輪洲”。另外，稱多一帶藏族有許多人的姓氏即為噶氏(lga)，也證明稱多即“噶巴域”，也就是噶氏居住的地區。另外，尕藏寺的傳說還稱，八思巴還在噶哇隆巴的上莊接受了兄弟二人為弟子，帶往薩迦，讓他們在薩迦寺學經、受比丘戒，八思巴給他們兄弟二人分別起法名為噶·阿年膽巴·貢噶扎巴、噶·阿年仲巴·貢噶扎巴。過了3年，兄弟二人按八思巴之命返回稱多，修建了一座寺院，寺名為八思巴所賜，為“尕藏班覺楞”(賢劫富足寺)。他們還在八思巴講經說法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名為“白瑪噶波”(白蓮臺)的法座作為紀念。此時八思巴奉旨回京，又經過稱多，他賜紿尕藏寺釋迦牟尼十二歲身量的佛像唐卡一幅(此唐卡現今仍存寺中)。在藍紙上用金銀汁書寫的《大藏經》1套、1尺5寸高的鍍金佛塔1座、九股金剛鈴杵1個。八思巴還頒給尕藏寺一道法旨，以蒙、漢、藏三種文字書寫在錦緞之上，內容大意是要求當地居民向尕藏寺交納酥油、青稞、黃金、牲畜等，并規定任何人不得侵擾寺院。八思巴還賜給噶·阿年膽巴主管當地政教事務的象牙章和白檀香木章各1枚(白檀香木章現今仍存)。在八思巴的關注和扶持下，尕藏寺發展很快，成為元代玉樹地區的一座大寺，寺僧相傳，該寺在元代最盛時其建筑從仲松莊直抵峨來山下，長約1公里，僧人達1900多名。后來噶·阿年膽巴跟隨八思巴到朝廷，八思巴逝世以后，他曾擔任元朝的帝師，云游過薩迦、五臺山等佛教圣地。尕藏寺僧眾的說法本源于該寺歷代收藏的藏文典籍和文物，但是這些典籍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殆盡，致使噶·阿年膽巴的詳細生平難以稽考。但是僅從上述的傳說。就可看出噶·阿年膽巴在以下幾點上與漢文史籍記載的膽巴國師相符：

1、他們的名字相符。《歷代佛祖通載》說：“師名功嘉葛剌思，此云普喜名聞，又名膽巴，此云微妙”，從音義兩方而考查。“功嘉葛剌思”和“貢噶扎巴”是藏文 kun dgav grags pa的對音，只是古今漢文記音有所不同而已。漢文翻譯時省去了姓氏“噶”字和名字中的“阿年”兩個字以及作為人名詞尾的“巴”字。類似的漢譯藏人名字古今存有差異者例子很多，不在此贅述。

2、他們的出生地相同。如前所述，稱多一帶屬于丹瑪的噶巴域，即上丹瑪，因此大略地說，噶·阿年膽巴也完全可以算作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

3、他們的時代相同。都是約與八思巴同時，而且都是在八思巴去世后還在元朝活動了較長時期。

4、他們的事跡相同。《膽巴碑》說：“至元七年，與帝師八思巴俱至中國。帝師者，乃圣師(指薩迦班智達)之昆弟子也。帝師告歸西蕃，以教門之事屬之于師，始于五臺山建立道場，行秘密咒法，作諸佛事。”噶·阿年膽巴也是隨八思巴到朝廷，曾在五臺山等地活動。《元史·釋老傳》說：“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應為慈)廣照無上膽巴帝師”。而噶·阿年膽巴相傳也在八思巴去世后擔任過元朝的帝師。當然，膽巴生前實際上只當過國師，帝師之號是去世后追封的，但傳聞稱他當過帝師，也并不算大的差錯。

依據以上幾點，我們認為玉樹地區廣泛傳說的噶·阿年膽巴·貢噶扎巴即是漢文史籍記載的元代藏族名僧膽巴國師，也就是說，膽巴國師是今玉樹藏族白治州稱多縣人，家族姓氏為噶氏(藏族古代四大姓中的穆氏的一個分支)，他的名字叫貢噶扎巴，通常人們稱他為噶·阿年膽巴。

明確這一點之后，則可發現《漢藏史集》在前面摘引的那一段描述丹瑪地區的文字之后，直接提到了膽巴的事跡：“在上部丹瑪噶巴域地方出了一個名叫噶·昂年膽巴(lga ang snyen dam pa)的人，他富有而又虔信佛法，在噶(巴域)、丹(瑪)、哉務地方修建了108座飾有大鵬鳥頭飛檐屋頂的佛殿，每座佛殿中供有珍奇佛像及全套的大藏經，以及明妃、侍從、弟子像和五部供養等，儀軌齊全，功業巨大。”

在這里附帶提及，據《漢藏史集》記載，元末明初興起于西藏江孜的與薩迦關系十分密切的江孜法王家族的始祖丹瑪溫波、桑布堅贊(即本益桑布貝)也是噶·阿年膽巴的親屬后輩[3]，可見元代以來薩迦派在玉樹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并非偶然。

二

《膽巴碑》說：“童子出家，事圣師綽理哲哇為弟子，受名膽巴。梵言膽巴，華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繼游西天竺國，遍參高僧。受經、律、論。由是深入法海，博采道要，顯密兩融，空實兼照，獨立三界，示眾標的。”《歷代佛祖通載》則稱膽巴“幼孤，依季父，聞經止啼，知其非凡。遣侍法主上師，試以梵咒，隨誦如流。曰：‘此子宿積聰慧，異日當與眾生作大饒益’。年十二，訓以前名。自是經科咒式壇法明方，靡不洞貫。年二十四，講演大喜樂本續等文，四眾悅服。上師命膽巴至西天竺國參禮古達麻室利，習梵典，盡得其傳”。這里的‘綽理哲哇’為藏文chos rje ba的對音，意為法主，是薩迦派人對薩迦班智達的稱呼，類似的例子屢見于八思巴的書信和文章中。膽巴生于 1230年，他12歲時從薩迦班智達出家應是在1241年，此時蒙古將領多達那波已率軍入藏，但闊端尚未邀請薩迦班智達去涼州，因此膽巴應是被他叔父送到西藏薩迦去跟從薩迦班智達出家的，他幼年學經，應是在薩迦寺，因此他與薩迦派的關系應該是很深的。1244年8月，闊端邀請薩迦班智達到涼州會見，薩迦班智達即攜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動身，膽巴是否隨行到涼州，沒有明確記載。他24歲時受上師之命去西印度學佛，此時已是1253年，薩迦班智達已于此前的1251年年底在涼州圓寂，臨終時傳衣缽給八思巴，命其繼任薩迦派教主，統領諸弟子，因此命膽巴赴西印度的“上師”，也有可能是八思巴。1253年時蒙哥汗已即大汗位，闊端亦已去世，薩迦派的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領先地位也隨之發生動搖，八思巴本人也應召去忽必烈軍中，尋求忽必烈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年輕的新教主八思巴派才學使四眾悅服的膽巴遠去印度，膽巴也欣然接受比他小5歲的八思巴之命遠行，說明他們兩人都是有遠見的宗教活動家。八思巴追隨忽必烈之后，大受信用，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隨即封八思巴為國師，領天下釋教，賜玉印，1264年忽必烈定都北京，設立總制院，掌管全國佛教及藏族地區行政事務，由國師八思巴領總制院事，也就是明確規定八思巴為掌管藏族地區行政事務的最高官員。當年八思巴與其弟白蘭王恰那多吉一起返回西藏，途中在稱多受到已由印度返回家鄉的膽巴的迎接。正是因為膽巴與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原來就有師徒關系，所以膽巴受到八思巴的特別重視，把他帶往薩迦。不久又派他返回稱多建寺，1268年八思巴奉詔回京路過稱多時，不僅賞賜膽巴建立的尕藏寺，還賜給膽巴主管當地政教事務的象牙印和白檀香木章，也就是以主管藏族地區行政的國師的身份，承認了膽巴在稱多一帶的政教權力。看來八思巴對擴大薩迦派在朵廿思地區的勢力也是有周密的考慮和計劃的。除膽巴外，八思巴還派其弟子興卻仁仲到稱多南部歇武地區的多干寺，將該寺改宗薩迦派，主持其寺務，還規定以后從薩迦寺派遣一名“薩迦喇根”(意為薩迦長老)住多干寺，傳授教法和協助管理寺務，以后成為定制。此外。八思巴還派其侍從秋林多杰在今玉樹縣下拉秀鄉創建了秋林多杰寺。由于八思巴和膽巴等人的努力，元代玉樹一帶新建或改宗為薩迦派的寺院達十幾處。

由于膽巴淵博的佛學知識和突出的才干，特別是他在西印度所學的佛教密法對于在元朝宮廷中傳播薩迦派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八思巴在離開玉樹地區前往大都時，又決定將他帶往朝廷，推薦給忽必烈。《膽巴碑》說：“至元七年，與帝師八思巴俱至中國”，明確指出膽巴到大都是公元1270年，《元史·釋老傳》說：“中統問，帝師八思巴薦之”，則失之過早，不夠準確。

三

關于膽巴到朝廷后的活動，《膽巴碑》說：“始于五臺山建立道場，行秘密咒法，作諸佛事，祠祭摩訶伽剌。持戒甚嚴，晝夜不懈，屢彰神異，赫然流聞，自是德業隆盛，人天歸敬”，這是概略的說法。《佛祖歷代通載》說：“巴入中國，詔居五臺壽寧。壬申，留京師，王公咸稟妙戒”。也就是說，從1270年至1272年(壬申)他并沒有常住在朝廷。而是奉詔居住五臺山壽寧寺等地。他的活動按《元史·釋老傳》的說法是：“時懷孟大早，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似乎是為忽必烈祈雨演法的密法師。不過這一時期膽巴主要的活動卻是“祠祭摩訶伽剌”，摩訶伽剌為梵語，亦譯作摩訶迦羅，意譯為大黑天、大黑神，是佛教護法神之一，“顯密二教之所說各異，密教謂為大日如來因降伏惡魔示現忿怒藥叉主之形者，或有一面八臂，或有三面六臂，系人之骷髏以為瓔珞，可畏之相也。故古來以為軍神而祀之”[4]。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一方面制定各種制度，鞏固內部，一方面加緊軍事準備，打算南下攻滅南宋，統一中國。膽巴受忽必烈和八思巴之命祠祭摩訶伽剌這一佛教戰神，顯然是為忽必烈武力統一中國作宗教上的精神準備。對此，《漢藏史集》記載說：“此時，皇帝又對上師八思巴道：‘如今遣伯顏領兵攻打蠻子地方如何?’上師回答說：‘彼足以勝任，我將為其設法，求得吉兆。’上師遣尼泊爾人阿尼哥，猶如幻化之工匠般出力，在巨州地方興建一座神殿，內塑護法摩訶伽剌主從之像。由上師親自為之開尤。此依怙像之臉面，朝向南方蠻子地方，并命阿阇黎膽巴貢噶在此護法處修法”[5]。

這證明膽巴祠祭摩訶伽剌神并不單純是宗教活動，它是為忽必烈的軍事行動服務的。大約摩訶伽剌神護佑元軍的說法在當時曾被元朝作為重要的宣傳上的精神武器，廣為傳播。所以《佛祖歷代通載》中說：“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禱真武，降筆云：‘有大黑神，領兵西方來，吾亦當避。’于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正是由于膽巴的宗教地位以及他的活動的重要，所以《膽巴碑》說：1272年夏，“帝師告歸西蕃，以教門之事屬之于師”，也即是將在朝廷的宗教事務托付給了膽巴，所以《佛祖歷代通載》說膽巴“壬申 (1272年)，留京師，王公咸稟妙戒”。根據八思巴自己著作的題記，他是1272年夏離開大都赴甘肅臨洮的，他大約是因為不適應北京的氣候而到臨洮居住，開始還沒有決定返回薩迦，所以《元史·釋老傳》說：“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思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鄰真嗣焉”，也即是八思巴在臨洮時仍擔任著帝師職務，到1274年從臨洮動身返藏時才決定由八思巴異母弟仁欽堅贊繼任帝師。在這數年間，膽巴實際上是在朝廷代理八思巴的宗教職務。

就是在仁欽堅贊到京任職后，膽巴也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1274年夏，忽必烈“命伯顏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問膽巴師父云：‘護神云何不出氣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請不說’，帝遂求請，不日而宋降”。到至元十八年 (1281年)膽巴奉忽必烈之命，作為佛教代表人物赴長春宮參加佛道兩教第二次辯論《老子化胡經》的真偽。但是到次年至元十九年，膽巴卻離開朝廷返回家鄉。

對于他這次離京的原因，《元史·釋老傳》說：“至元末，以不容于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歷代佛祖通載》說：“至壬午，師力乞西歸，上不能留。初，相哥受師戒，繼為帝師門人，屢有言其橫自肆者，師責而不悛，由是銜之。逮登相位，懼師讜直，必言于上，乃先入巧言譖師，故有是請。首于云中，次至西夏，以及臨洮，求法益眾。未幾，權臣復譖，令歸本國。師至故里，閱六寒暑”[6]。都是認為膽巴的離京與他和相哥(即桑哥)的矛盾有關。

桑哥也是出身于甘青地區的藏族人。也是在1264年八思巴返回西藏途經甘青時投靠八思巴的，他通多種語言，有才干，由八思巴薦舉到朝廷，得忽必烈寵信，升官至總制院使，曾領兵入藏平定本欽貢噶桑布反對八思巴之亂[7]。《元史·奸臣傳》說：“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蕃譯史。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后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看來桑哥可能在投靠八思巴之前曾拜膽巴為師，到八思巴把他們推薦到朝廷后，一僧一俗，提升得都很快，都成為薩迦派在朝廷的重要代表人物。從以前的師徒關系改變到同僚關系，膽巴和桑哥之間發生矛盾是有可能的，但是桑哥任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是在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即公元1287年，而膽巴返回故鄉是在至元十九年，因此說桑哥當丞相后把膽巴排擠走，在時間上有所不合，可能是桑哥至元二十八年獲罪被處死后，在朝廷的藏族僧人們為了免受桑哥事件的牽連而造出的一種輿論。近年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格勒同志為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了廣泛的調查，他發現的一部藏文史籍的記載說明膽巴這次返鄉可能與元朝當時在朵甘思地區的軍事行動有關。他在《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一書中說：

“1985年初，筆者前往德格縣實地調查時，在霍爾卻杰昂旺彭措的母寺德格縣更薩寺發現了一部《霍爾扎歷代法王傳集》(以下簡稱法王傳集)。

據這部文獻記載：元代薩迦法王八思巴應元朝皇帝之召，赴京任大元帝師，并受權管理衛藏和朵康十三萬戶以后。曾派一名元朝的蒙古族皇子作為施主率軍護送一位名叫噶·阿年丹巴(此人是薩班從衛藏帶到元都去的隨從)(薩班未到過元都。應是八思巴帶到大都去的隨從一引者按)到‘者寫’(tre-shed,即哉務域的下部)地方，修了一座神殿，這里‘者寫’這個地名據筆者調查是指現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北路從德格玉隆到爐霍這個范圍內的地方。現在甘孜和爐霍兩地的‘朱倭’(tre-bo)意為‘者’地之人，這個地名就是從‘者寫’而來，又寫作‘者霍爾’。

《法王傳集》記載，那位護送噶·阿年丹巴來甘孜的蒙古族皇子及其隨從就居住在神殿附近一個名叫‘格稍’的村子里，這個村后來因蒙古人居住而名‘霍爾康’。出自蒙古系統的皇子在這個村子里看上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藏族姑娘，并與她同居，使那位藏族姑娘身懷有孕。因此皇子臨行前曾把這個姑娘托付給當地一個名叫‘讓瓦’的本教頭領，并說：‘這個姑娘已懷孕，將來生出來，若是一個女兒，不必要任何照顧，若是一個男兒，必須使他執掌權柄，擁有大量土地、娃子、房子等’。作為當地有權有勢的本教頭領，讓瓦喇嘛雖內心不愿，但表面仍宣誓照辦。他內心希望那個姑娘生出一個女兒，但事與愿違，那姑娘后來生了一個男孩。因為這個男孩是本教頭領讓瓦喇嘛不希望其出生的，所以出生后俗稱‘麻書不’，意為沒有想到的男孩。《法王傳集》說：‘以后這個地區大部分都成了這個蒙古后裔的天下’。

蒙古族皇子的后裔麻書不當了頭人后，在其父親居住過的‘霍爾康’村修建了自己的官寨，并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他的后裔經過七代人的發展，統治了甘孜、爐霍。道孚等一大片土地。………經過不斷地分支發展，形成康區赫赫有名的霍爾五大土司，即霍爾竹倭安撫司、霍爾章谷安撫司、霍爾甘孜孔沙安撫司、霍爾甘孜麻書安撫司、霍爾東古安托司。”[8]

這里提到的噶·阿年丹巴，即是膽巴國師，其理由已在前面述及。膽巴返回康區，還有蒙古族皇子率軍護送，因此不像是被桑哥譖毀而被排擠出京的，事實上，這一時期元朝正多次對朵甘思地區用兵，《元史》記載，至元十年冬，長河西千戶必剌充剽掠甲仗，集眾為亂，次年，敕安西王忙兀剌、諸王只必帖木兒、駙馬長吉，分遣所部蒙古軍從西平王奧魯赤征吐蕃。至元十三年以甕吉剌帶，丑漢所部軍五百戌合答城，“以吐蕃合答城為寧遠府”。至元十六年，“以朵哥麻思地之算術多城為鎮西府”。至元十七年，“敕東西兩川發蒙古、漢軍戌魚通、黎、雅”。在軍事征服朵甘思和朵思麻南部地區，并駐兵戍守，設置官府后，元朝派皇子率軍護送該地出身的膽巴國師去朵甘思，正是元朝利用藏傳佛教統治和安定藏族地區的既定政策的又一次應用。也正是由于有元朝的政治軍事勢力作為后盾，膽巴才能如《漢藏史集》所說：“在噶、丹瑪、哉務地方修建了108座飾有大鵬鳥頭飛檐屋頂的佛殿，每座佛殿中供有珍奇佛像及全套的大藏經”。另一方面，膽巴在朵甘思的6年中，也對元朝鞏固對朵甘思藏族地區的統治、加強中央王朝與這一地區的關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膽巴回到大都。他這次回京，是“相哥遣使傳召還都”，此時桑哥任尚書省右丞相已2年，而且在至元二十五年桑哥提出“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谷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并自薦擔任宣政院首任院使之一，得到忽必烈批準。桑哥建議設置宣政院，是為了把管理藏族地區的事權集中到自己手中，他還把鞏昌從總帥府特升為宣慰司，以自己的弟弟答麻剌答思為鞏昌宣慰使，也是為了自己加強控制甘青川藏族地區。在這種情況下，桑哥不論是出于舊怨還是出于調開在朵甘思影響很大的與自己地位差不多的膽巴國師，奏請召膽巴回京，對膽巴都是采取排擠的態度的。由于桑哥當時權傾朝野，忽必烈對他言聽計從，所以他譖毀膽巴是容易發生作用的。膽巴回京后，“于圣安寺安置”，“四月，赴省聽旨，令往潮州，師忻然引侍僧昔監藏，孑身乘驛，即日南向。及出都門，雷雨冥晦”，實際上是把膽巴只身流放到藏族人認為是濕熱瘴厲的廣東沿海。膽巴當時難與桑哥抗衡，怕滯留京城會招來更大打擊，所以即日動身；他在潮州住開元寺，使得樞密使月的迷失信奉了佛教，并重修已毀的凈樂寺，不久桑哥失勢，膽巴又被忽必烈召回大都。此時已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年老多病，至元三十年五月召膽巴到皇宮內建觀音獅子吼道場，為忽必烈祈禱。忽必烈還打算在五臺山為膽巴修建寺院，命伯顏，蘇和卿等查看山形、繪圖呈給膽巴。但是尚未動工，忽必烈就去世了。

1294年4月，忽必烈的孫子元成宗鐵木耳繼位，對膽巴更加尊崇，其地位幾乎與帝師相等。《佛祖歷代通載》說，他首先向元成宗請求免除所有佛教僧人的稅負：

“師至，慶賀畢，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國之日，疆土未廣，尚不征僧道稅糧。今日四海混同，萬邦入貢，豈因微利而棄成規。倘蠲其賦，則身安志專，庶可勤修報國’。上曰：‘師與丞相完澤商議’。奏曰：‘此謀出于中書省官，自非圣裁，他議何益?’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閣釋迦舍利像前修設好事，師宜早至。’翌日，師登內閣，次帝師坐。令必阇赤朗宣敕旨，顧問師曰：‘朕今巳免和上稅糧。心歡喜否?’師褒謝曰：‘天下僧人，咸沾圣澤。’元貞乙未四月 (1295年)，奉詔住大護國仁王寺。敕大府具駕前儀仗，百官護送。”

當年，海都軍犯西番界。元成宗請膽巴在甕山(今頤和園萬壽山)建壇供奉摩訶伽剌神，令丞相答失蠻負責供給和保衛，元成宗還親筆給膽巴寫信說：“這勾當怎生用心，師理會者，師的勾當，朕理會得也”。1302年2月，元成宗出巡到柳林時得病，派人召請膽巴說：“師如想朕，屈師一來。”膽巴趕到柳林，修法7晝夜，元成宗病愈，命天下僧人普閱藏經，并為此大赦天下。皇帝皇后將自己佩戴的七寶牌、寶珠瓔珞施給膽巴，還賜給車輦、騾馬、白玉鞍轡、金曼遮、黃金等，派御前校尉10人紿膽巴當出行的向導。3月，成宗繼續北巡，命膽巴乘著大象走在皇帝的車駕之前，保佑皇帝的安全。1303年夏天，膽巴在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西北)患病，元成宗派御醫看視。5月，膽巴去世，元成宗賜沉香、檀香等火化，并命大都留守迎接膽巴的舍利到大都的大護國仁王寺慶安塔安置。元仁宗皇慶二年(1 313年)，因膽巴曾住持過的真定路龍興寺的僧人多次奏請，追號膽巴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

由于膽巴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元代漢族文人的筆記著作中也有提到他的事跡的。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五說：“僧有口才。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癍，崩。卜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甚至在與膽巴差不多同時的波斯(伊朗)伊利汗國的宰相、文學家拉施特(1247—1319年)主編的《史集》一書中，對膽巴在元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也有記載。該書說：

“在忽必熟合早時代末期，有兩個吐蕃喇嘛。一個名為膽巴，另一個名為蘭巴。喇嘛膽巴有兩顆很長的門牙，所以他的兩唇合不攏。他們住在名為dykas的合罕本人的廟中。他們乃是親屬，得到合罕的極大信任和重視。喇嘛們和他們的氏族均出自吐蕃的君王，雖然也有很多出自漢人、印度人和其他人中的喇嘛，但對吐蕃人更為信任。還有另外一個喇嘛，一個客失米兒人，他名為迦魯納答思，也受到信任，鐵穆耳合罕和從前一樣相信他。那兩個吐蕃喇嘛常發號施令，他們派了自己的懂得醫術的那可兒們去監視合罕，要他們不讓合罕多飲食。如果他們不能對此加以阻止時，他們有兩塊聯在一起的小木板，他們用一塊敲打另一塊，于是就發出了木頭撞擊木頭的聲音。合罕開始小心起來，并限制自己的飲食。他們的話有很大的份量。”

“膽巴巴黑失在鐵穆耳合罕時仍極有威勢，在有關他的威勢的事跡中有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商人們帶來了許多寶石和裝飾品，并把它們賣給了合罕。異密們，丞相們和舊貨商人來了，給珍寶定價為六十萬巴里失，并從國庫中取了錢。從這筆錢之中，商人大約用了十五萬巴里失于異密和丞相們身上。

有這樣一個異密，其名為木合必勒平章。他過去曾受其他異密們的控告，被撤掉了職務。合罕任命他擔任巡捕之職，漢語稱之為御史。有兩個舊貨商人，其他舊貨商人不讓他們參預任何一件事情。這兩個舊貨商人便對異密木合必勒平章說，這些珍貴的裝飾品至多不過值三十萬巴里失。木合必勒平章將這個情況報告了合罕。有旨重行估價。行在城的丞相失哈巴丁·渾都即被召來罷了官。珍寶被估價為三十萬巴里失。合罕下令把商人和舊貨商人抓起來。他們招認了他們曾給予每個異密各若干錢。以此之故，異密和丞相們也被抓起來了。他們為十二人：答失蠻丞相，脫因納、撒兒班、亦黑迷失、帖可平章、愛薜·怯里馬赤、伯顏平章的兄弟伯顛札兒、苫思丁·渾都即和另外四個平章。他們全部都在‘省’底萬中被投入監牢，并且有旨全部處死。他們的妻子和親友前往闊闊真哈敦(元成宗鐵穆耳之母)處請求講情，她竭力營救他們而未遂。在此之后，他們請求膽巴巴黑失保護。恰好在那幾天出現了掃帚星，以此之故，膽巴巴黑夫派人去請合罕來，要求祈禱掃帚星。合罕來到了，巴黑失說，應當釋放四十個囚犯，接著他又說應當再寬恕一百個囚犯。他們就因為這件事而獲釋了。隨后，他奏告說，應當發一道御旨到地方上去。合罕在廟中祈禱了七天。當他從廟中出來之后，他吩咐那些人回去辦自己的事情，他們的下屬和隨從便全都高興起來。他們為珍寶多付出的三十萬巴里失，則被收了回來。”[9]

丞相等一批顯貴因受賄而使國庫受到損失，本已被捕下獄，判了死罪，皇帝的母親說情都不起作用，而膽巴利用彗星出現要作法事的名義，不僅讓皇帝開釋了他們，還使他們官復原職。從這一件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出膽巴對元成宗的影響的巨大。

總之，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膽巴是一個對元朝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也是在元代藏族史、青海玉樹地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歷史人物，關于他的藏文資料和傳說，很有必要進一步收集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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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元趙子昂書膽巴碑》，文物出版社1982年。

[2]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372－373頁；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32頁。

[3]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版），373－400頁，陳慶英漢譯本，233－234頁。

[4]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208頁，“大黑天”條。

[5]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版），281－282頁，陳慶英漢譯本，172－173頁。

[6] 《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五。

[7]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版），288－296頁，陳慶英漢譯本，179－184頁。

[8]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483－484頁。

[9]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5年，356－3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