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機會的定義詮釋

這里所說的機會與通常人們認為的機會不同。在《辭海》中對機會的解釋有以下兩種：其一是指時遇、時機。見韓愈在《與鄂州柳中丞書》中詩句：“動皆中于機會，以取勝于當世”。陸游于《感興》詩中言：“諸將能辦此，機會無時無”。這二文中間的“機會”都是“時遇、時機”的意思。機會的定義之二是指事物的關鍵。見于《三國志·蜀志·楊洪傳》：“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人們日常用語中的機會，指的是第一種定義，而作為事務關鍵的“機會”在今日已很少運用了。

這里的分析主要采納機會的第一種定義，為了更準確的描述機會的重要性，對其進行詳細定義如下：機會指的是能改善人們自身境遇，提高效用水平的外部條件。

結合《辭海》中的定義可知，這里的機會是狹義的，只是“時遇、時機”的一部分，特指能改善人們境遇，提高效用水平的那部分“時機”。我們認為這種機會的供給，是維護西藏自治區和諧穩定的關鍵。

二、機會供給是構建和諧西藏的重要因素

在經濟學中，人被認為是具有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兩個特征的經濟人。據此可以給“經濟人”下個粗淺的定義，即所謂經濟人就是在一定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經濟人是有理性的，其理性使其具有自利性，即每個人總是在努力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通過成本—收益分析，權衡比較每種方案的優劣利弊，采用最有利的行動，以求最小的成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人同時也是理性人，即使這種理性是有限的，是受到信息搜集及分析能力等種種條件制約的，但是只要是作為理性人，人們追求的也同樣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任何的決策也都是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的，其任何行為也都是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經濟人和理性人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其表現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學者認為這種利益，可以區分為物質方面的利益和精神上的滿足，在這里選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說來描述這種利益，也并不矛盾。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從低到高可以分為6個層次，具體表現如圖1所示[1]。在最底層的是生理的需要，也就是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等生存的基本需要。在滿足了生理需要之后，人們才有更高一層次的要求，即滿足安全需要，在保障了生存的必要條件之后，人們有歸屬和愛的需要，此后才是自尊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和超然存在的需要。

既然所有的個體都是經濟人、理性人，那么，西藏自治區居民也不例外，他們也以利己為動機，其行為目標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結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說，也就等同于由低到高逐級滿足自己的6種需要。生理需要是最根本的，是其他所有精神需要的基礎，政府的統計數據以及筆者多年對西藏農牧區的跟蹤調查均顯示，西藏居民，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牧民，其生活水平與同全國其他省市的居民相比，處于較低的層次。因此，政府面臨的首要目標就是從第一個需求層次上提高西藏居民的生活水平。從理論上講，在現有環境下，只要西藏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質量不斷上升，理性的人就不會去冒更大的風險，追求一個不確定的收益。西藏社會的基本穩定，乃至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的經濟保證。

在經濟學上，還用效用來衡量人們消費某種商品或勞務所能獲得的滿足程度。效用越高，人們得到的滿足程度也就越大。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可以理解為追求效用最大化，只不過它是從主觀感覺所描述的一種對何為利益最大化的心理評價。值得注意的是，效用是邊際遞減的。即：商品或勞務的消費者在一定時間內，增加一單位商品或勞務的消費所能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是逐漸減少的。同理，當一種需要被滿足后，增加這種需要所能帶來的滿足程度是遞減的。對應馬斯洛的6個需要層次，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越往高層，其每單位商品或勞務的消費所能帶來的滿足程度就越低，其需要也就越難被滿足。由此可知，在目前西藏居民處于一個較低的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可以帶來的滿足程度最大，其越易被滿足。對理性的政府來說，選擇這樣的政策目標，可以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尤其是政府重視的社會效益，是有效的政策目標。

授人以魚，不若授人以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不能夠僅僅依賴政府對西藏居民的各種直接扶貧支出，各種生活保障等直接援助，而要從根本上給予當地居民自我創收的機遇與能力。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講到“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社會上，除乞丐外，沒有一個人愿意全然靠別人的恩惠過活，而且，就連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賴別人……”[2]當國家給予人們能夠改善自己境遇、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機會時，人們如果看到對自己是有利的，那么理性的經濟人自然會牢牢把握這種機會，來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這其實也是目前在西藏自治區和全國其他一些貧困地區的扶貧模式由輸血式扶貧轉向造血式扶貧的主要原因。比如從單純的通過轉移支付、扶貧支出到戶等方式解決貧困地區貧困戶的暫時性生活困難，轉移為通過為貧困地區修建基礎設施、教育扶貧等方式在貧困地區營造自身的經濟增長模式，從而使得貧困戶徹底擺脫“貧困”這頂帽子。這種“造血式”的扶貧就是政府通過給予人們改善自身境遇的機會，激發人們改變自身境地，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愿望，通過“利己心”的刺激，來提高自身的效用水平。

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把人們能獲得的改善自己境遇的機會理解為一種商品，把把握和利用機會理解為對機會這種商品的消費，人們把握住機會，就相當于通過消費這種商品，獲得一定的效用，滿足了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生活狀況的要求。此外，就政府而言，所謂的效用還可以被等同為對邊疆民族地區的凝聚力。效用越高，人們的滿足程度就越大，祖國的凝聚力也就越大，邊疆愈加鞏固，西藏社會也就越穩定。

回過頭來，需要解釋為什么總是將西藏的發展機會與政府相聯系的緣由。首先，西藏自治區遠離祖國的中心城鎮和中心市場，其社會本身又脫胎于封閉落后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市場發育程度和社會發育程度均很低，先天就缺乏發展的經濟實力、人力資本和市場環境。另一面，長期以來，西藏的發展就依靠中央政府的援助。從西藏和平解放開始，西藏的地方財政幾乎依靠中央的供給。為了西藏的發展、穩定和進步，中央還于1980年、1984年、1994年和2001年召開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并隨之出臺了一系列專為西藏制定的特殊優惠政策，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的專供機會。可以說， 中央給予西藏的支持力度、特殊優惠政策和專供機會是任何一個省區均無法比擬的。尤其是近年，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央加大了對西藏的援助力度，“十五”期間，中央除繼續支撐著西藏90％以上的財政收入外，還投入了700多億的資金，用于西藏青藏鐵路和其他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十一五”期間，中央將在西藏進行超過1500億元的投入，在西藏開展包括青藏鐵路延伸線——拉薩至日喀則段在內的180個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項目的建設。與此同時，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兄弟省區還在一如既往的加大對西藏的對口支援力度。[3]

除此之外，西藏的各項重大經濟建設項目和社會事業發展的發展基本依靠中央和兄弟省區的援助，換一句話講，西藏的發展機會基本依靠外部供給。因此，機會的外部供給對于西藏的發展乃至和諧社會的構建產生著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

既然西藏的發展機會主要依靠外部供給，而且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供給和西藏地方政府對機會供給的再分配。那么，就政府而言，這樣的機會就具有較大的可控性和調配性，也就可以對機會進行分類梳理并根據西藏的現實和效益、效用最大化原則進行再分配。

三、機會的種類

依據機會的開放程度和供給與制約的主體不同，可以將政府給予西藏的機會加以分類，在效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則下進行再分配。

圖2顯示，一類機會是由市場供給，并受市場制約的開放的機會。這類機會不受政府的干預，而只受到經濟的發展程度的影響與制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程度越高，市場經濟就越發達，此類機會的供給量就越多，人們抓住此類機會可以提高的效用水平的程度也就越大。這種機會是在開放的市場上通過公開競爭獲得的，任何人都可以憑借自己把握機會的能力抓住這一機會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比如今天西藏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就為當地百姓帶來了許多的機會。他們可以經營藏族特色的服裝、飾品、旅游紀念品，也可以經營餐飲業、旅店業等等。這些經營的機會就是開放的機會。

另一類機會是由政府供給與影響的封閉的機會，它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限制機會與專用機會。限制機會指的是政府干預的機會，專用機會指的則是政府為特定群體配置的機會。在市場體制中，有些開放的機會在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也變成了限制機會，比如政府只限定本地人方能從事的一些行業，對外來移民則可以限制他們利用這些機會。在拉薩的農貿市場里，有些藏族居民自己背土豆進來賣，工商所既不會驅趕他們，也不收取攤位費。[4]專用機會則限定了可以利用機會的群體。典型的例子如西藏大學的畢業生，在“直通車模式”[5]下，他們畢業后將得到就業的機會，而且多為令人羨慕的公務員工作。

這兩類機會雖然可以進行如上的區分，但是事實上第一類機會，即市場供給的開放的機會其實也是離不開政府行為的，它是由政府間接供給的機會。雖然市場可以由人們的交換行為自發形成，但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其繼續的培養和發展則離不開政府行為。壟斷、公共產品、外部影響和不完全信息等會導致“市場失靈”的出現，而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的存在，就使得政府有必要介入市場，采取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種經濟政策手段來克服市場的功能缺陷。政府的干預不是中性的，除了糾正市場失靈之外，政府的許多經濟手段可以直接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影響和增加由市場供給的開放的機會。也就是說，政府的行為不僅可以直接影響由政府直接供給的第二類機會，而且也可以通過促進市場的發展，來間接影響市場供給的第一類機會。這兩類機會供給量的增加，都離不開政府對西藏的支持與援助。封閉的機會與政府直接相關，而開放的機會數量和質量的增長也與政府間接關聯。因為開放的機會與市場的發育程度和市場經濟密切相關，而今天西藏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是密不可分的。

從前述分析可知，當前西藏的發展進程中，開放的機會和封閉的機會大多由國家供給。盡管封閉的機會會限定可以利用和把握的主體，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這些機會也主要是為西藏當地居民所供給的，也是可以把握的機會，其真正限定的只是人們把握這些機會的能力。只要具備了可以把握機會的能力，就可以得到這些機會。

四、增加機會供給，提高把握機會的能力，促進西藏自治區的和諧穩定

自和平解放以來，國家已經為西藏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機會，目前西藏缺乏的并不是機會，而是把握機會的能力。機會供給與機會的把握能力是相對應的兩個量，如果人們不具有把握機會的能力，供給的機會就會白白流失。更甚者，如果人們不能把握住機會，那么機會供給的持續增加，不僅不能改善的人們的效用水平，造成資源的浪費，反而還會因為機會供給的過量增加，使人們的心態失衡，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我們在對西藏農牧民的近距離接觸中，就此有非常深切的感受。目前，西藏廣大的農牧民群眾對于國家對西藏發展的支持和兄弟省區的援助是眾口稱贊，對于西藏的發展變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有口皆碑。然而，農牧民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面對眾多的發展和掙錢機會，他們無力、也無能及時抓住并充分利用這些機會，而是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前來西藏抓住機會，經商務工發財致富。比如，2002年，西藏自治區的私營企業共計1367戶，個體工商戶有48333戶，但是這些經營者有80%是來自西藏以外的地方。[6]而在日喀則地區某縣，今年增加了近100個新商戶，其中只有5個是當地農牧民群眾，僅占新增商戶的5％。

我們還注意到，在青藏鐵路等一些重大工程上馬的初始，雖然西藏的各種工程建設可謂如火如荼，但由于工程的招標機制引入了較嚴格的市場法則，競爭力低下的西藏的老百姓很難進入，絕大多數工程的承包和活躍在工地上的工人中的絕大多數為內地的民工，西藏農牧民群眾參與的比例很小，通過打工直接受益的比例更低，老百姓對此有很大的意見，我們也曾向中央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反映過此類問題，并得到了積極的反饋[7]。一年以后，當我們再次前往青藏鐵路建設工地時，已經能看到當地的許多農牧民群眾的身影。可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有的工段按照政府頒布的雇工比例，雇用了一批當地的牧民，可許多牧民從未從事過牧業以外的其他勞動。用工段指揮的話講，“大多數的活就不會干”，為了不影響工期，只好讓這部分牧民群眾帶薪休息。

一位生活在拉薩市八角街的康巴商人給我們講述的一個例子就更說明問題。前兩年，中央和自治區地方政府為八角街的保護和改造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并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這位商人的妻子有幸得到了一份每天30元錢的工作機會，主要工作就是強度較大的鏟土和搬運土石等粗活。而每天50元、80元等工資和技術含量較高且比較輕松的工作機會基本由內地來藏務工人員把持。眼見勞動強度和工資的巨大差異，這位親戚有些想不通，一天就質問在自己門前正在為街道暗溝上水泥的一位內地泥水匠：“為什么你的工作這樣輕松，也沒有看出需要多高的技術，可工資還如此高。”這位泥水匠抿嘴一笑，指著身旁水泥袋上的一串數字說，你認識這些標號嗎？知道用法嗎？當得到否定的回答時，技術差異也就顯現了出來。

由此可見，當前，在中央和兄弟省區巨大投入的拉動下，對西藏廣大的農牧民群眾而言，不缺乏發展和掙錢的機會，缺乏的是把握機會的能力。一個人的能力可以劃分為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能力。先天的能力，即天賦能力對于大型人口群體來說，其水平和分布大概是趨向相同的。[8]人們以后的境遇的好壞，主要取決于后天的能力，而它可以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提高。藏族居民的天賦能力并不差，他們缺乏的恰恰是后天通過教育和培訓等可以培養的能力。這種能力的缺乏使得他們不能很好地把握住機會來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政府通過促進當地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全區培育出的開放的機會對區內的所有居民和外來移民都是一視同仁的。區內藏族居民和區外漢族人口，以及任何少數民族的人口可以享有的這種機會都是相同的，其條件僅是具備把握機會的能力。政府在西藏自治區里直接提供的封閉的機會則主要是針對當地居民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地的藏族居民比區外的移民享有更多的機會，但是他們卻沒有足夠的能力把握住這些機會，而將這些機會拱手讓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提供的機會越多，市場經濟發展培育的機會越多，當地藏族居民可以把握的機會相對就越少。

與此同時，我們的宣傳總是大力強調和突出中央和兄弟省區的支持，以至于有些普通農牧民群眾還能背出中央給了西藏多少多少錢。在許多農牧民群眾的心目中就認為，這些就錢應該屬于他們。2006年夏季，筆者在拉薩市一個較為貧困的山村[9]調查時，該村村長就問筆者：“我去鄉里開會時，干部傳達文件說中央今年又給了西藏許多錢，平均下來，人均超過1萬，可為什么我的年均現金收入不到1千元”。

由此可見，如果這樣的局面長期延續，老百姓的心理失衡也就越嚴重，就越不利于西藏自治區的穩定與和諧。

鑒于機會的供給與分配對于構建和諧西藏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們認為以下三點是做好這項工作的關鍵。

一是增量。也就是中央和兄弟省區要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一如既往的加大對西藏的投入。西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育程度在沒有得到相當程度的提高之前，這樣的機會供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二是截留。在加大機會供給的同時，要截留出相當比重的機會用作西藏農牧區發展和農牧民增收的專有機會，也就是說，在機會的再分配進程中，加大專有機會的供給量。政府要敢于犧牲一點眼前利益，哪怕是西藏的農牧民群眾只有牦牛可駕馭或者是他們只會駕馭牦牛，但也一定要讓他們駛入經濟發展的主道上。只有農牧區的發展和農牧民的富裕才有西藏真正意義上的發展，也才有可能保持西藏的長治久安和和諧發展。

三是挖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所謂的挖潛，就是挖掘和開發廣大農牧民群眾的競爭潛力。當前的首要任務是高舉“科技興藏”的大旗，在西藏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特別是針對農牧區的職業教育和能力培養，盡快提高當地居民把握機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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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里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被劃分為6層，通常也可以見到其被劃分為5層，即把自我實現的需要與超然存在的需要歸為一層。

[2]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3—14頁。

[3]數據來源：根據2004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年鑒歷年數據計算得出。

[4]王洛林、朱玲：《市場化與基層公共服務——西藏案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第81頁。

[5]直通車模式指的是學生通過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習直接就業。

[6]王洛林、朱玲：《市場化與基層公共服務——西藏案例研究》，第11頁。

[7]見《農牧區的相對貧困：西藏強勢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原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內部刊物《藏事探索》2003年第3期。文中所提的主要建議，尤其是加大專供機會的建議，得到西藏自治區政府的采納。

[8]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32頁。

[9]筆者常年致力于西藏農牧民收入問題的研究，曾連續跟蹤西藏的三個村落的發展變遷，與當地的群眾建立了如同親屬般的感情，甚至有的家庭還請我調節家庭糾紛。每每莊稼破土時，鄉親們便盼望著我的來臨，盼望著我給他們講述外面世界的精彩。今年恰好是我跟蹤調查三個村寨十周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