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應巴基斯坦方面的邀請，由馬麗華、王心陽、張超音、易水等人組成的一支考察小組，沿著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流域進行了歷史文化考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北端的巴爾蒂斯坦地區。

巴爾蒂斯坦(Baltistan)，今屬巴基斯坦聯邦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特別區，這一地區位于查謨—克什米爾的印、巴實際控制線之北，在喀喇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間。北接我國新疆帕米爾地區，西接阿富汗，在藏文史料對這一區域的描述中，稱之為bru-sha，即漢文史籍所記載的大勃律。《新唐書·西域下》記載：“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宜郁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為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又說：“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西？）八百里屬烏萇，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顛有大城曰迦布羅。”從這些記載看，大勃律在拉達克的西北，與鄔堅（即鄔仗那、烏萇，即現今的斯瓦特河谷）相連接。巴爾蒂斯坦是一片崇山峻嶺，擁有包括世界第二高峰喬戈里峰在內的許多海拔七八千米以上的世界著名山峰，山高谷深，雪峰林立，冰川縱橫。冰川面積很廣。整個喀喇昆侖山系的冰川面積，達到18009平方公里，其中長度超過10公里的冰川約有102條，而巴爾蒂斯坦境內喀喇昆侖山區的冰川面積達6160平方公里[1]。這里的河流主要是發源于我國西藏阿里地區岡底斯山的獅泉河—印度河（或譯信度河），以及希格爾河、希約克河（Shyok）等多條印度河的支流。形成隆多、斯卡杜、希格爾、哈伯羅、克爾門、古爾德里等6個主要的河谷。這些河谷地帶海拔稍低，人類可以居住與耕作。巴爾蒂斯坦的面積25017平方公里，各河谷共有229個村莊，有人口223296人（據1981年人口普查數），也有學者估計巴爾蒂斯坦目前的人口在30萬以上。

巴爾蒂斯坦的居民大多數應該是和藏族有親密的血緣關系。據漢文史籍記載，巴爾蒂斯坦及其周圍地區很早便是和藏族有直接淵源關系的古羌人游牧之地。同時巴爾蒂斯坦也在藏文古籍所說的古象雄范圍之內，而象雄是藏族古代文化特別是苯教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發源地。該地在唐代稱為大勃律，與緊鄰的小勃律在一起，成為唐朝和吐蕃在西域長期爭奪的地區。《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的大事記記載，公元737年“論·結桑龍（東）則布引兵至小勃律國”，740年，吐蕃“嫁王姐墀瑪類與小勃律王為妻”[2]，反映了吐蕃以軍事和聯姻的辦法經營大小勃律的情形。吐蕃經營大小勃律，開拓吐蕃—勃律道，主要目的在通過勃律進逼安西四鎮，控制絲綢之路，與唐朝和大食爭奪對中亞的控制權[3]。《新唐書·西域下》對這段歷史的記載則更為詳細：“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為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為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求救北庭，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沒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眾數萬，復九城。詔冊為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沒勝入謝。”“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為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繒彩。縛酋領待我。’元慶如約。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處。仙芝至，斬為吐蕃者，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平其國。于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看來，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唐朝和吐蕃在這一地區的爭奪互有勝負，但是到“安史之亂”以后，唐朝勢力退出西域，大、小勃律被吐蕃所并，吐蕃直接統治該地區將近100年，直到吐蕃王朝在9世紀中期崩潰。

吐蕃占領大勃律后，更有大量軍隊和隨軍人員進入該地，使得該地的宗教文化和吐蕃本部更為趨同，因此藏傳佛教在那里曾經盛行一時。到吐蕃王國瓦解時，那里已經有大量藏族人，但由于吐蕃政權的崩潰以及群山阻隔，再加上冰川下滑引起的特大洪災，使得交通異常困難，他們同西藏本土及藏族社會聯系的主渠道就此中斷。吐蕃王室的后裔在西藏西部建立對“阿里三圍”的統治時，其轄地包括了拉達克，但是勃律地區并未包括在內。13世紀中期西藏主巴噶舉派的著名旅行家和朝圣者鄔堅巴·仁欽貝曾經專程到鄔堅地方去朝拜各個佛教圣地，他的傳記中說，印度河經過克什米爾北面流向勃律、大食，再流到鄔堅地方[4]，他在鄔堅巡游5個月，始終沒有去勃律，可見即使是鄔堅巴這樣不畏艱難的旅行家，也把勃律視為畏途而駐足不前。

盡管長期處于封閉的環境中，但是大小勃律的居民不畏艱難，世世代代頑強地生存下來，保持自己的語言和習俗，成了巴爾蒂人的主體。據語言學家的調查和分析，今天的巴爾蒂語屬藏語西部分支，保留了許多古藏語的因素，但也受到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希納語、布魯沙斯基語、烏爾都語等多種語言的影響。藏文在巴爾蒂斯坦已失傳，但境內保留有一些古代藏文巖刻，還有藏族的英雄史詩《格薩爾》在該地仍然流傳。巴爾蒂斯坦和西藏西部的地區仍然有一些人員交往，一個特別的實例是，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朝出兵遠征準噶爾汗國，迅速平定了該地區長期的內亂，但葉爾羌、喀什噶爾一帶伊斯蘭教白山派的波羅泥都（史稱大和卓）及其弟霍集占（史稱小和卓）又公開發動了反清叛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派出大軍討伐大、小和卓，戰事異常激烈。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亂的過程中，巴爾蒂斯坦和拉達克方向曾受到清廷高度關注。由于新疆南部有多處山口通往拉達克和巴爾蒂斯坦，并進而通往印度，為防大、小和卓經該地外逃，乾隆帝多次諭令前方將領嚴防各處隘口。對西藏阿里及拉達克方向，乾隆帝還多次諭令當時在拉薩辦理尋訪認定八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事務的章嘉呼圖克圖若比多吉聯系阿里、拉達克的首領，協助擒拿。巴爾蒂斯坦諸河谷統治者，從拉達克商人處得知清朝大軍平定南疆的消息和章嘉呼圖克圖傳達的乾隆皇帝的旨意后，也派出使臣至葉爾羌清朝大臣處稱賀，并請求通商貿易。因此產生了巴爾蒂斯坦和清朝政府多次交往聯系的事情[5]。

在漫長的歲月里，若干其他民族的游牧部落從不同方向來到這里。長期的混居使當地居民混入了達爾德人、克什米爾人、突厥人、伊朗人等多種其他民族成分，特別是伊斯蘭教的勢力東擴，經過這里向南亞傳播，到14世紀巴爾蒂斯坦宗教實現了伊斯蘭化，對原有的傳統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但這些與藏文化區隔離開的巴爾蒂人依仗人數的優勢和深厚的文化基礎，始終沒有被外來者所同化，相反的是外來者接受了他們的語言和許多風俗習慣，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連片的伊斯蘭教地區中形成了一個特別的信仰伊斯蘭教的藏文化區，也是最西端的一塊伊斯蘭文化和藏文化混合的藏文化區[6]。

2010年5月10日，考察組會見了斯卡杜地區歷史文化學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賽因阿巴迪（Muhammad  Yousuf  Hussainabadi）先生，并參觀了他的私人收藏。侯賽因阿巴迪先生是一位熱心搜集巴爾蒂的各種文物的人士，也是熱愛和研究這些文物的有心人。在他的私人收藏中，有多件吐蕃王朝時期的巴爾蒂地區的文物，如藏傳佛教的佛像和法器等。其中有一塊石刻長71英寸（180.34厘米），寬8英寸（20.32厘米），厚5英寸（12.7厘米），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上面刻有藏文。據侯賽因阿巴迪先生介紹，此石刻是在斯卡杜城里原王宮附近的一個花園的墻上發現的，是他的一個朋友購買后贈送給他的。侯賽因阿巴迪先生說，因為石刻為長條形，上面的文字為橫向陰刻，又是從居住區出土的，所以估計是作為門框的上面部分使用過，很可能是用在寺院上的。由于收藏文物的地方擁擠狹窄，無法完整拍照，故由攝影師張超音將石刻分幾段拍攝，待回國后將照片仔細拼接起來。

通過解讀碑刻上面的文字，我們驚喜地發現這的確是一件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從內容看，這是一件碑刻的最下面的部分。長條形的石刻上部有明顯的用鏨子鑿斷的痕跡，因此它原來應該是一通寬約2米的大型的石碑，是被人有意鑿斷的，至于是鑿成幾個長條形，還是僅將碑刻上面部分鑿下來改作他用，下面的底部因為埋在底下而幸存下來，還難以判斷。不過從碑寬約2米這一點，可以設想石碑原來的高度應該有2米以上。

現存的長條形石刻上有三行文字，但是第一行僅殘存幾個字，無法辨讀。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文字為：

第二行

……myi-vjig-par-gso-zhing-gces-pa-dang/ mngon-par-byang-cub-kyi-mchod-pavi-dus-su/ce-te-mchod-pavi-rkyen-yang/so-so-sgo-sgos-phul-nas/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  //◎◎◎◎//  ce-te-vdi-rnams

第三行

……g.yog-rnams-so/◎◎◎◎/ce-te-vdivi-yon-kyis//lha-btsan-po-sku-tshe-ring/chab-srid-che/mthar-bla-na-med-med-pavi-go-vphang-bsnyes-pa-dang/bdag-cag-dad-pa-mthun-par-gso-dang/……bla-na-med-pavi-sangs-rgyas-su-grub-par-shog//

碑刻文字為藏文楷體，結構方整，古樸有力，與西藏現存的吐蕃王朝時期的碑刻上的文字相仿，多處出現吐蕃王朝時期藏文書寫的一個顯著特征，即反寫的元音i（我們在上面的錄文中以斜體的i來表示）。

現將這些文字試譯如下：

第二行

……使其不壞而保養和愛護，在現證菩提的供祭之時，供祭的順緣（物品）也由各家各戶奉獻。現證菩提的神佛畫像和記事文書也一并寫造成一冊放置。 如是此等……

第三行

……仆人等。 ，如是，因此功德，祈愿天神贊普圣壽綿長，國政廣大，最終證得無上果位，對我等以共同信仰養育，……成就無上佛陀！

對這一些碑刻文字，需要作以下的分析和解釋。

第二行：現證菩提，碑刻中的藏文是mngon-par-byang-cub，在《藏漢大辭典》中有一個mngon-par-byang-cub-pa詞條，對此的解釋是此詞與mngon-par-rdzogs-par-sangs-rgyas-pa同義，而對mngon-par-rdzogs-par-sangs-rgyas-pa的解釋是“現覺，現等覺，現證菩提，成正等覺。佛書所說現前全知一切所知界處之智，即所謂成佛”。而碑刻中的“現證菩提的供祭之時mngon-par-byang-cub-kyi-mchod-pavi-dus-su”在《藏漢大辭典》中對應的詞條應該是“mngon-par-byang-cub-pavi-dua-chen”，釋文是“現證菩提節。佛教四大節日之一。藏歷四月十五日，為釋迦牟尼在古印度金剛座菩提樹前，現證盡無生智，成正等覺之節日”。[7]由此可見，碑刻第二行文字的內容是說，在現證菩提節，也即是現在通常所說的釋迦牟尼成道日，當地供養釋迦牟尼成佛像的物品，要由當地信徒各家各戶奉獻。此外為了舉行現證菩提節的法事活動，還要繪制釋迦牟尼成佛的圖像，抄寫講述釋迦牟尼成佛的故事，并將圖像和故事文書合為一冊放置。這里出現的“各家各戶”，碑刻文字為so-so-sgo-sgo，so-so在現代的藏文中為“各個、各自”，sgo在藏文中為“門”，但是將so-so-sgo-sgo合并成一個詞組使用，在其他的吐蕃文書未曾見到過，有可能是當地的藏語方言，根據上下文義，我們將這一詞組翻譯為“各家各戶”，這也與歷史上西藏登記戶籍時以一個大門之內為一戶人家的慣例相符合。

我們也注意到，在這里還有一處易生歧義的地方，即是對此行碑文中的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一句的理解，lha-ris在《藏漢大辭典》中是一個多義詞，解釋有“1、王族、貴族、宗室貴胄；2、神天畫像，畫成的人天神佛形象（如加上人稱詞尾pa,lha-rispa就是畫工、神像畫師）；3、天界；4、出家人、僧眾”[8]。我們的譯文是取了《藏漢大辭典》的第二種解釋。同時我們也注意到lha-ris一詞在吐蕃王朝時期的碑刻文書中可能還有“屬于神佛的”、“屬于寺廟的”、“屬于僧團的”等解釋，如《楚布江浦建寺碑》有lha-ris-kyi-vbangs-dang/dkor-la/khral-myi-dbab-dang/khwadang/chad-ka-myi-bzhes-pa-las-stsogs-pa-yang/lha-ris-chen-povi-thang-du//bkavs-gnang-ngo//這里兩次出現lha-ris一詞，根據上下文義，應該理解為“屬于寺院的”，所以王堯老師將此句翻譯為“作為寺產之民戶及產業之上，不征賦稅，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罰金等項。頒詔敕授寺產寺屬民戶之文書”[9]。還有一個例證是，稍后出現的西藏的地名“阿里”，藏文為mngav-ris，即是領主mngav-bdag的轄區之意。而對lha-ris的理解又直接影響到對thang-yig一詞的理解，《漢藏大辭典》對thang-yig的解釋是“1、故事、歷史、傳記；2、遺囑、遺教”[10]。而《楚布江浦建寺碑》的lha-ris-chen-povi-thang-du//bkavs-gnang-ngo則譯為“頒詔敕授寺產寺屬民戶之文書”則是將thang-(yig)作為“寺產寺屬民戶之文書”。這樣，巴爾蒂斯坦的這一碑刻中的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就可以翻譯為“現證菩提的所屬寺產民戶及文書，一并寫造成一冊放置”。

這樣，我們就遇到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即當時在巴爾蒂斯坦是否建有像楚布江浦寺這樣的寺院，mngon-par-byang-cub是這座寺院的名稱，而且寺院擁有屬民寺產，并受到贊普王室的保護？或者mngon-par-byang-cub是指一尊巨大的釋迦牟尼成道的佛像，有專門供奉這尊佛像的民戶和資產？還有一種推測是，這通吐蕃王朝時期的巴爾蒂斯坦碑刻本身就是現證菩提碑，即是釋迦牟尼成道的圖像碑，從它寬約2米看，若以高寬2：1的比例算，高可達4米，可能碑上部是巨大的釋迦牟尼成道圖石刻，下面有若干行藏文文字敘述刻像的緣起，供養佛像的事項，功德主、工匠的名字等，這應該在碑文的前部分有說明，可惜碑文大部分已經遺失，無法讀到，我們只能存疑了，希望能夠發現新的資料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所幸我們現在讀到最后兩行回向祈愿的文字，可以確認這通碑是吐蕃王朝時期的碑刻，并對其內容進行以上的分析和推測。

第三行：這里最重要的是出現了“天神贊普lha-btsan-po”這一詞語，btsan-po在唐代的漢文文獻中即以“贊普”音譯，解釋其義為“雄強丈夫”，贊普為吐蕃王朝的君主的稱號，屢見于各種藏漢文獻，自無歧義。而在“贊普”之前加一“lha”字，即天神之意，則在吐蕃王朝的碑刻和鐘鼎銘文中多處見到，例如《第穆薩摩崖刻石》的碑文，一開始就說“lha-btsan-po-khri-srong-lde-brtsan-dang/lde-srong-yab-sras-kyi-ring-la”，即“天神贊普赤松德贊與德松（赤德松贊）父子二代之時”[11]。《桑耶寺鐘銘文》中有：“lha-btsan-po-khri-srong-lde-btsan”（天神贊普赤松德贊）[12]，《昌珠寺鐘銘文》有“lha-btsan-po-khri-lde-srong-btsan”（天神贊普赤德松贊）[13]。此外，還在lha-btsan-po之前，再加上“vphrul-gyi”（神幻的，化現的、神奇的）一詞，組成vphrul-gyi-lha-btsan-po這個詞組，在拉薩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會盟碑》的碑文中，唐代就將這個吐蕃王朝的詞語漢譯為“圣神贊普”[14]。法國學者石泰安曾經對贊普的尊號“圣神贊普”進行過專門的考察，寫有長篇論文，他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吐蕃王朝文獻的學者都注意到“天神贊普”、“贊普天子”、“圣神贊普”等尊號，出現于赤松德贊、赤德松贊、赤祖德贊（熱巴巾）、達瑪吾東贊（朗達瑪）等幾位贊普的時期。[15]

在巴爾蒂斯坦的藏文碑刻中出現“祈愿天神贊普圣壽綿長，國政廣大”這一吐蕃王朝文獻中常用的習語，說明這一碑刻的年代應該是這幾位贊普在位的時期，也即是公元8世紀中葉到9世紀中葉這一段吐蕃王朝統治巴爾蒂斯坦的時期。

第三行文字中的“如是，因此功德，祈愿天神贊普圣壽綿長，國政廣大，最終證得無上果位，我等以相同信仰祈愿，……成就無上佛陀”，是說刻碑者希望自己舉行現證菩提節的法會，供養釋迦牟尼成佛的佛像，寫造佛像和佛傳故事等，祈愿把這些佛教善業的功德，回向給贊普，使得贊普“圣壽綿長，國政廣大”。吐蕃王朝的佛教的這種觀念，與佛教是贊普王室引進、扶植和直接管理有密切的關系。相同的觀念在吐蕃王朝時期的鐘鼎銘文中也有清楚的反映，例如桑耶寺鐘的銘文說：“jo-mo-rgyal-mo-brtsan-yum/sras-kyis-phyogs-bcuvi/dkon-mchog-gsum-ga-la/mchod-pavi-slad-du-cong/vdi-bgyiste-devi-bsod-nams-kyi-stobs-kyis/lhs-btsan-po-khri-srong-lde-brtsan/yab-sras-stang-dphyal-gsung-dbyangs-drug/cuvi-sgra-dbyangs-dang-ldan-te/bla-na-med-pavi-byang-chub/du-grub-par-smond-to//（王妃甲茂贊母子二人，為供奉十方三寶之故，鑄造此鐘，以此福德之力，祈愿天神贊普赤松德贊父子、眷屬，具六十種妙音，證無上之菩提。）”[16]從這里可以看出吐蕃王朝時期佛教信徒將善業回向于贊普的一種方式，首先回向于贊普本身，舉行法會則祈愿贊普“圣壽綿長，國政廣大”，鑄造銅鐘則祈愿贊普具“六十種妙音”，這些可以說是祈求贊普得到世間的福報，最后是祈愿贊普“證得無上果位”、“證無上之菩提”，也即是祈求贊普得到佛教的出世間的福報。巴爾蒂斯坦的這通碑刻和桑耶寺鐘的銘文的這些相近之處，更有力地證明了它們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時代。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巴爾蒂斯坦發現的這一碑刻具有以下幾點特別的價值：

第一，它是在喜馬拉雅山脈西部發現的吐蕃王朝時期的大型藏文碑刻的片段，這種體量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以前只在西藏的拉薩、山南、林芝地區發現，日喀則、阿里地區都沒有發現過，因此它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說明在西部地區存在過這種大型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

第二，以前發現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都與吐蕃王室有關，屬于王朝官方性質的碑刻，而這通巴爾蒂斯坦的石刻從內容看屬于民間性質的。盡管由于前面大部分文字無法看到，難以確定這是在巴爾蒂斯坦的吐蕃的駐軍所刻還是當地的居民所刻，但是可以認為是當地的佛教信徒所刻，故在行文上與拉薩、山南的吐蕃碑刻有所不同。

第三，巴爾蒂斯坦即大小勃律地區是印度到中亞地區的重要的通道，也是佛教北傳的重要通道，在吐蕃統治以前當地居民就信奉佛教，但是此碑刻表現的將佛教信仰和贊普王室聯系起來的情形，只有在吐蕃王朝統治該地區才會出現。結合吐蕃在統治敦煌地區以后開窟建寺，翻譯佛經，造佛像等舉動，可知吐蕃王朝扶植佛教，不僅是為了維護王室在吐蕃內部的統治，而且在吐蕃王朝新占領的信仰佛教的地區，扶植佛教，將當地的佛教和吐蕃王室密切聯系起來，也是吐蕃為鞏固對新占領的地區的統治而采取的一個重要策略。

第四，吐蕃王朝時期佛教在吐蕃民眾中的活動情況，在其他的碑刻中幾乎沒有見到記錄，敦煌寫卷中提到的也很少，因此學界只能依據《巴協》《五部遺教》《西藏王統紀》等后來成書的古籍去推想吐蕃王朝時期民眾中的佛教法事活動。而巴爾蒂斯坦的藏文碑刻清楚地記錄在釋迦牟尼成佛的現證菩提節，由各家各戶出資舉行供佛法會，繪制佛像和寫造佛傳故事，并以此功德回向贊普，祈愿贊普和臣民最終證得無上菩提。這些實際上已經具有了后來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大寺院每年舉行的四月法會的主要的內容。因此這件碑刻說明吐蕃王朝時期民間已經有舉行佛教節日法會的習俗，這對于研究吐蕃王朝的民間佛教具有重要的價值。

附記 本文寫成后，提交給2010年7月6日到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中國文化大學聯合主辦的“海峽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討論會”，受到與會學者的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陸水林先生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并允許使用他的資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謝。陸水林先生是我國的烏爾都文專家，曾在巴基斯坦工作，多次去過巴爾蒂斯坦和斯瓦特河谷地區，有許多研究該地區的歷史文化的論著發表，很多內容與藏學研究相關。他在電話中還提到，就在斯卡杜城的北面有一巨石上刻有三尊大佛和許多菩薩，石刻下面有藏文題記，他曾將這些藏文題記的照片送王堯老師查看，王堯老師判斷這是吐蕃王朝時期的石刻，內容是佛教的祈愿文字，但是沒有來得及全文解讀，因此他希望我們配合解讀這一新發現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對斯卡杜城北的藏文題記作一解讀，使在同一地點發現的這兩通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能夠互相輝映，相得益彰。他還指明他的待出版書稿《巴爾蒂斯坦（小西藏）的歷史與文化》的封面上的照片，即是斯卡杜城北的佛像石刻下面的藏文題記，是他早年所攝，現在即使去現場也拍不到這樣清楚的照片，他同意我們使用這個照片進行解讀。陸水林先生允許我們使用他的未發表的珍貴照片進行解讀的盛情，使我們深感先生完全為學術研究不計個人名利的崇高精神，敬佩之余，只好恭敬從命，勉力依據照片進行認讀，將我們的認讀結果，附于文后，至于研究分析，尚有待方家。

斯卡杜城北大佛像下面的藏文題記，共有七行文字，轉寫如下（文中多處出現吐蕃王朝時期藏文的書寫特點，即元音i用反寫，轉寫時仍以斜體表示）：

第一行 sku-yon-kyang………

第二行 yang/yun-ring-por-brtan-pa-dang/rgyu-drul-yang

第三行 po-mchi-bavi-mdor-bgyis-ba-lags-pas//kun

第四行 kyis-kyang//mos-pa-bsgyod-cang-smon-lam-rgya-cher

第五行 gdab-pa-dang//slad-rjes-tshun-chad-gyang//dad-pa-can

第六行 rnams-kyis//dus-dus-su-tshon-gsal-bar-gsovi

第七行 mchod-pa-dus-kyi-tshul-myi-nyams-par-bgyivo/0/

對以上文字的逐詞對譯如下：

第一行 sku-yon（功德）-kyang（也、并且）………

第二行 yang（也）/yun-ring-por（長時期地）-brtan-pa（堅固）-dang（和）/rgyu（材料、材質）-drul（朽壞、腐蝕）-yang

第三行 po（輕微）-mchi-bavi（去的）-mdor-bgyis-ba-（總攝、擇要去做）lags-pas（因此）//kun

第四行 kyis-kyang（眾人也）//mos-pa-bsgyod（信解、相信）-cang（并且）-smon-lam-rgya-cher

第五行 gdab-pa（廣大祈愿）-dang（和）//slad-rjes-tshun-chad（自今以后）-gyang（也）//dad-pa-can

第六行 rnams-kyis（具信仰的眾人）//dus-dus-su（隨時、經常）-tshon（色彩）-gsal-bar（清楚）-gsovi（養護的）

第七行 mchod-pa（供養、做）-dus-kyi（時間的）-tshul（規則、情形）-myi-nyams-par-bgyivo（不使衰敗）/0/

整理后可翻譯為：

（其）功德也……設法使其長期堅固和減輕材質損耗，眾人要對其信奉和做廣大祈愿，自今以后，具信仰的眾人要經常保持其色彩明麗，不使定期養護的規則衰敗。

從內容上看，這一題記顯然是針對上面的佛像和菩薩像而說的。我們推測當時的佛像和菩薩像都是涂有顏料的彩色像，為了保持色彩艷麗，減少顏料脫落和褪色，應當是制定了定期養護或者重新上色的制度，這一題記即是要當地的佛教信徒要以虔誠信仰之心為此祈愿，遵行定期為佛像和菩薩像上色和保持色彩艷麗的制度。考慮到這一巨石刻像十分巨大，為其上色在當時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因此這一巨石刻造的佛像菩薩像及其題記，在藏傳佛教的藝術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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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陸水林：《乾隆時期巴爾蒂斯坦（小西藏）與清朝關系初探》［J］，《中國藏學》2004年第1期。

[2]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3頁。

[3]楊銘：《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J］，《藏學學刊》第3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4]索南維色：《鄔堅巴傳》［Z］，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頁。

[5]陸水林：《乾隆時期巴爾蒂斯坦（小西藏）與清朝關系初探》，《中國藏學》2004年第1期。

[6]關于巴爾蒂斯坦的歷史文化和民俗等，見［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賽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陸水林譯：《巴爾蒂斯坦（小西藏）的歷史與文化》［M］，待出版書稿。

[7]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689—690頁。

[8]同上，第3089頁。

[9]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M］，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8頁，第180頁。

[10]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4頁。

[11]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95頁，第101頁。

[12]同上，第185頁。

[13]同上，第191頁。

[14]同上，第3頁，5頁。

[15] ［法］石泰安撰，耿昇譯：《圣神贊普考》［C］，載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族研究譯文集》，第2集，1983年。

[16]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5、186頁。